发展动力是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几百年来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现有理论还远不足以解释急剧变化且丰富多彩的现实，如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因就一直缺乏较系统的解释。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过程中，面临着两个紧迫任务：一是管控好风险，使经济向新常态平稳过渡；二是培育经济新动力，形成新的增长点。后者更决定了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前景。因此，研究经济发展动力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在对经济发展动力进行较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笔者对“三驾马车”动力论进行剖析，提出取代它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动力论，同时对对外开放、思想解放、地方竞争、人口红利等相关动力问题进行分析，接着对“增长主义”进行评析，最后依据增长动力系统分析对“中国增长奇迹”进行解释。
要想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就必须对经济发展有哪些动力有清醒的认识。经济发展动力是一个庞大家族，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必须说明的是，本文探讨的动力是广义动力，包括各种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严格说应为动因，为通俗起见用动力来表示。
根据一般性和特殊性分类标准，我们可以将经济发展动力分为“一般性动力”和“特殊性动力”。一般性动力是不同体制或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都适用的动力。特殊性动力是部分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的体制特点和发展战略要求所培育和选择的动力。
先来看一般性动力。一般性动力又可分为“需求边动力”和“供给边动力”。需求边动力就是所谓“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供给边动力又包括“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两个方面。下面分别剖析一下“三驾马车”、“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动力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它们是以支出法核算的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即GDP=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二是属于需求边的动力；三是为短期动力；四是发挥动力作用依赖于政府的财税、金融、消费和出口政策等；五是经常有副作用和后遗症。
“要素投入增加”作为经济发展动力可以从生产函数关系中看出。产量的增加一方面取决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要素是指经济主体可运用的资源、手段和工具，包括资本（含外资）、劳动或劳动力、自然资源（或自然力，可延伸到环境）、土地（有时可归于自然资源，但它是一种特殊而重要且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资源）、技术、知识（与技术存在交叉但侧重点不同）、信息（与技术和知识有交叉，但也具有独立性）等。有时，可将基础设施也作为一种广义的生产要素，也可将其归于资本中。以上生产要素投入增加都能带来产量和GDP的增加。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与土地、资源、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有很大的关系。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作为经济发展动力也可以从生产函数关系中看出。生产函数中产量增加不能被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问题的关键是决定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又是什么。笔者多年来将决定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所有因素归纳为经济发展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对应着笔者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或“五人理论”中的制度引导人、分工安置人和资源装备人），以与需求边“三驾马车”相对应。这三大发动机与新一届中央政府强调的推进全面改革、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是吻合的，简单说就是改革、转型和创新。
其中，“制度变革”是最重要、最根源的发动机。因为其他两大发动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依赖于它，甚至“三驾马车”、“要素投入增加”等都依赖于它。制度包括规则、组织和实施机制三个基本方面：规则又包括文化（无形规则或制度）、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等；组织包括党、人大或议会、政府、政协、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家庭和非正式组织等，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市场也是一种特殊组织；实施机制是将规则落到实处、规范各个组织责权利关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如自我激励和约束机制、社会激励和约束机制、司法和执法机制、政策制定和实施机制、权利分配机制、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考核评价机制、责任追究机制、产权确认机制、价格形成机制、市场交易机制、市场监督机制等。
上述各种制度表现形式又可组合出多种多样的制度形态。古今中外的各种社会形态和发展结果都是因不同制度组合带来的。现实中的制度很可能是不合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故通过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或制度创新可以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就是制度改革带来经济发展的生动案例。同样，未来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的形成也依赖于制度改革。
“结构优化”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结构优化、财富分配结构优化等。产业结构优化又包括非农产业比重提高（即工业化）、服务业比重提高（即经济服务化）、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比重提高、农业现代化等，也可以概括为产业转型升级，总的结果是高附加值产业比重提高，进而带来经济效益或生产率的提高。
区域结构优化又包括城镇化（其实质是人口区域分布结构优化）、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当人口和生产要素从较低生产率的农业和农村，向较高生产率的工商业和城市转移后，国民经济效率随之提高，同时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会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提高国民经济效率。
财富分配结构优化意味着收入和财富从倾斜于政府向倾斜于企业和民众转变、从主要集中于垄断行业向各个行业公平分配转型、从少数人暴富向绝大多数人共同富裕转变，这会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会有利于消费与投资的平衡，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不管是哪种结构优化，其实质是分工协作的深化，根据斯密的理论，都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率。
“要素升级”同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要素升级是指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提升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增加有所不同，前者是指生产要素从低到高的提升或升级，即质的改变，后者是指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即量的变化。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提升等要素升级，都是理论界已深入论证、现实中都不难感受到的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再来看特殊性动力。特殊性动力是部分国家根据自身的体制或制度特点，为了实现赶超发展、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等战略目标，主要利用一些特殊的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设计，而形成的经济发展动力，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发展动力的一部分）。特殊性动力包括“价格机制动力”、“财税政策动力”、“金融政策动力”、“土地制度动力”、“考核制度动力”等。
“价格机制动力”是通过价格形成机制设计而形成的经济增长动力。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都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机制动力已内含在前述一般性动力中，不能成为独立的特殊性动力。但在转型国家特别是政府主导经济的国家，商品和要素价格，特别是一些重要生产要素价格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可以出于一些特殊的理由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如资源能源价格、土地征用价格、劳动力价格、资金价格等），从而达到将资源等要素过度利用、形成低成本竞争优势、实现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效果。
“财税政策动力”是通过财税政策设计向经济增长倾斜而形成的动力。财税政策是规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权利关系的制度设计，合理的财税政策是“公共财政”，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是公共服务，严格控制行政事业费支出，将经济建设支出交给市场。但在政府主导经济的国家可以通过降低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增加经济建设支出比重而实现近期的经济高速增长。
“金融政策动力”是通过金融政策设计向经济增长倾斜而形成的动力。金融政策有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公平等多重目标。如货币政策的重点应是维护币值的稳定，因为货币是社会最重要的契约，但现实中政府可能为了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而更多地发行货币。信贷政策本应主要规范金融机构与资金需求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但政府可能为了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而促使金融机构过度放贷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国家的金融政策设计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土地制度动力”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特色经济增长动力。中国有城市国有和农村集体所有两种土地所有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二者的地位和权利是不平等的，即同地不同权不同价，城市政府和开发区可以在只给农民很低补偿的情况下，将农村集体土地低价拿来，经过一定的土地整理后，再以数倍甚至数十倍的高价转让出去，形成“土地财政”，再通过土地财政、招商引资等手段滚动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由此形成经济增长的特色动力。
“考核制度动力”是通过考核评价向经济增长倾斜而形成的动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考核评价也应全面考核这五个方面。但在“以GDP论英雄”的考核评价制度下，地方政府就会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本地的GDP、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等指标的增长上。张五常所说的“地方竞争”带来的经济增长其实是由考核制度带来的。
上述动力家族的不同组合，可以解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效果，可以解释同一国家或地区不同阶段的发展差异，可以解释为何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已成为社会各界分析和理解宏观经济的基本工具，既然是“马车”，很多人很自然地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其实，“三驾马车”只是以支出法核算的GDP三大组成部分，更主要的是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经济发展的原因，更非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先来看看“三驾马车”是什么。
首先，“三驾马车”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GDP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反映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增加值的总额。GDP核算有生产法或部门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生产法核算公式：GDP=总产出-中间投入。收入法核算公式：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或GDP =工资+利息+利润+租金+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折旧。支出法核算公式：GDP=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或GDP=最终消费支出（含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含政府投资）+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即等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之和。
其次，“三驾马车”只是影响GDP的需求边因素。准确地说，消费、投资和出口应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经济发展确实离不开需求，价格就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没有需求商品供给就会过剩，同时需求减少，价格就会下降，商品供给就会减少。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需求离不开商品供给，特别是离不开供给边因素（指所有支撑商品供给的制度、生产要素和结构变化因素）。因为需求依赖于需求者的购买力，购买力依赖于就业、收入和保障水平等，就业、收入和保障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商品供给者（企业、农民和个体户等）的供给能力或市场竞争力。供给能力的提高可以创造出巨大的新需求，如各种新型手机等新兴商品的需求。“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在各种新产品中可以得到很好的验证。
再次，“三驾马车”只是影响GDP的短期因素。“三驾马车”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凯恩斯理论主要分析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凯恩斯也说了，“在长期，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will all die），故他不太关心长期问题。事实上，拉动“三驾马车”的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等）也都是从短期考虑的，即主要解决短期的就业创造、GDP增长等。
再来看看“三驾马车”不是什么。
第一，“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三驾马车”主要是结果，而非原因：消费是生产的结果，生产带来个人收入，个人收入形成消费；需求意义上的投资也是生产的结果，生产带来企业收入，企业收入变成投资；出口也是企业生产的产品外销形成的。有了好的就业、收入和保障后，消费无需多虑；有了较高的利润、产权保障、投资机会后，企业投资自会进行；只要产品有竞争力，出口就不难。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一定来自于企业等经济主体的积极行为及影响行为的制度和技术等因素。只有将制度理顺和技术进步后，各经济主体自会积极行为，竞争力自会提升，收入、利润等自会相应增加，“三驾马车”即自动前行。也就是说，不是“三驾马车”，而是好的制度、人的积极行为和技术进步等，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
第二，“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动力。“三驾马车”虽可以通过宏观政策刺激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但只要宏观经济政策一紧缩，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而且，由于“三驾马车”容易产生副作用和后遗症，在短期增长后需要消化这些副作用和后遗症，也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可持续的中长期动力只能来自于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只能靠制度变革、要素升级（如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如产业转型升级）等。
第三，“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独立动力。“三驾马车”要发挥作用，必须依赖于宏观经济政策。如消费的扩大依赖于消费税收、消费信贷、“家电下乡”等政策，投资的增加依赖于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和投资政策，出口的提升依赖于“出口退税”等政策。事实上，各国在经济危机或经济下行时期，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来拉动经济增长。若没有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三驾马车”就动不起来。
由于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等供给边力量来拉动经济增长短期难以见效，且主要要靠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三驾马车”则可立竿见影，且政府大有可为，故政府常常将本来是非常时期的刺激政策当作常规政策来用了，而且会形成很大的依赖，以致欲罢不能。而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会带来如下很多副作用和后遗症。
一则强化了GDP导向。“三驾马车”本来就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拉动“三驾马车”的政策无疑都是冲着增加GDP去的。而社会需求是多元的，且GDP不能反映资源环境代价、社会公平和幸福指数等，因而过分依赖“三驾马车”会使政府和社会掉入“GDP增长至上”陷阱。
二则固化了政府主导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的主体应是企业和创业者，政府主要为其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但由于“三驾马车”发挥作用对政府政策有很大的依赖，若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则必然固化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不利于转变政府职能，不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三则增加了资源环境压力。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必然会刺激消费，增加投资，扩大出口，必然会主要依靠大规模消耗资源能源，而非主要依靠提高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这会带来巨大的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压力。
四则容易形成经济泡沫。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就会采取超发货币、放松信贷、影子银行、发行债券、增加投资等手段来推进经济增长，就会对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造城运动”、开发区建设等情有独钟，最后形成经济泡沫。
总之，我们不能否认，“三驾马车”是经济发展需求边的短期动力，是经济危机和经济过度下行时期的重要政策选择，但一定要认清它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中长期动力，过度依赖它会有很多副作用和后遗症。正确的选择应是：让其在经济危机和经济过度下行的特殊时期发挥应有的应急作用和抚平经济波动的作用，只要当经济进入正常轨道，就要及时摆脱对它的依赖，转向主要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主要依靠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来实现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原理，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大发动机”是近年来笔者根据自己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或“五人理论”，即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对经济发展动力的新概括。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推进结构调整、强化创新驱动（简言之，改革、转型、创新）是基本吻合的。
制度变革即制度改革，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标准规则、政府等组织、市场机制、宏观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无形制度、及其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新型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区域结构优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升级）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有区别，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级则是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质的提升。
首先，制度变革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经济发展依赖于企业、创业者、劳动力、地方政府等各个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各个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依赖于好的制度设计，好的制度表现为权责清晰、责权利对称、实施机制明确、各方共识度高的制度。长期看，制度是各方反复博弈的结果，好的制度不会自动形成，需要通过社会主导群体良性博弈形成，特别是通过发挥执政者的长期理性和民众的首创精神形成。
现实中的制度常常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或者是单纯追求GDP增长而忽视科学发展的，因此需要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以使其变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可以通过四个方面释放红利或促进经济发展：一是通过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红利；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释放红利；三是通过促进要素升级如技术进步释放红利；四是通过改善或提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释放红利。
其次，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性动力。所谓“过程性动力”相当于经济发展的“随行加油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赋予发展动力。结构优化的实质是分工深化，分工深化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源泉。对此，亚当.斯密已有充分论证，简单说就是发展取决于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取决于好的制度安排。在斯密看来，好的制度安排就是“看不见的手”，在我们现在看来，好的制度是“看不见的手”（市场）和“看得见的手”（政府）两只手的有效配合，即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结构优化是如何带来经济发展的呢？我们来看看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结构优化的表现。从分工角度看，工业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就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断从较低效率农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从较低效率工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其结果是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城镇化就是人口和生产要素不断从较低效率农村向较高效率城镇转移、从较低效率城镇向较高效率城镇转移的过程，其结果也是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区域内不同地区分工协作的深化，进而共同提高效率、实现共同发展。
再次，要素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从两个层面起作用：一个层面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带来经济发展，如大规模增加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带来经济发展，另一个层面是要素升级（或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或档次）带来经济发展。要素升级比较典型的表现是前面已提到的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信息化等。技术进步、信息化，一方面可以大限度地降低各种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显著提高附加值，促进经济发展。
我们只要想想互联网技术是如何极大地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如何显著地增加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就可以感受到技术进步和信息化的威力。人力资本既包括一般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也包括企业家才能，人力资本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和企业家综合能力的提高上，能力的提高无疑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发展。
上面分别对“三大发动机”为何是经济发展根本动力进行了简要分析，这还不够，还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分析。从最简化的生产函数关系式Q = f（L、K）中，我们也能看到“三大发动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生产函数关系式左边是产量Q或GDP，相当于衡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右边是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表面看，在这个关系式中找不到“三驾马车”的影子，但细一想就会发现，产量中不能被劳动和资本投入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隐含在f中，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就是“三大发动机”。而且，要素投入也受“三大发动机”制约，如资本既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作为结果必受制度变革、技术进步等的影响。
这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三大发动机”并非是完全并行的，其中制度变革是根源性发动机，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两大发动机都要受其制约和影响。在好的制度下，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都能得到顺利的推进，反之在不好的制度下，则不能得到顺利的推进。技术进步、信息化等要素升级虽然也有独立前进的动力，但总的来说也离不开制度，或受制于制度，如没有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等，技术进步、信息化就难以取得进展。因此，发动“三大发动机”的关键是抓住制度变革这个“牛鼻子”，纲举则目张。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如何找准新动力又是寻找新动力的关键。找准新动力不能想当然拍脑袋，或仅根据经验进行判断，还要将找新动力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分析基础上。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囿于既有的部分理论，将视野局限在需求边短期动力――“三驾马车”上，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扩大消费，结果是过度依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等来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带来了短期立竿见影的增长，但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以至于现在不得不花较长的时间对前期刺激政策进行消化，不得不全力应对高房价、高负债、高产能过剩等经济风险。
鉴此，当前和今后我们要优先推进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从主要依靠“三驾马车”转向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特别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部署，紧紧抓住全面改革这个“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驱动，努力使中国经济较快地进入到一个好的新常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