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 “战略竞争者”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使中美关系在两国建交后第三次走到十字路口。本文将侧重研究新阶段中美关系的主要特点与发展趋势，以及中美关系如何走出建交以来第三个十字路口的路径。
一、新阶段中美关系的主要特点
（一）“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有选择合作”成为中美关系新常态
特朗普政府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出台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作为排名第一位的 “战略竞争者”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 “企图构建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对立的世界”的 “修正主义国家”，甚至提出中国是 “经济侵略者”。虽然该报告宣称 “美国试图继续与中国合作”，但又指出 “美国将从实力地位寻求与竞争者合作的领域”。美国总统特朗普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在国会发表 ２０１８ 年国情咨文演讲时，宣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 “对手”。“对手”有 “竞争者”的含义，但比 “竞争者”的负面意义的程度更严重一些。对手与竞争者相似，也有正面和负面两种。正面的对手包含合作的因素；负面对手的竞争有可能激化甚至走向对抗。中美实际上是正面和负面都有的对手，显现出既竞争又合作的两重性。这些表明，特朗普政府放弃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实行的 “接触”政策，转向与中国进行 “战 略 竞争”，但并不排除有选择地与中国进行某些合作。
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摩擦，标志着与中国进行 “战略竞争”的实际开始。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２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 “３０１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和并购。４ 月 ４ 日，白宫发布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对中国输美的 １ ３３３ 项共 ５００ 亿美元的商品加征２５％的关税。４月５日，特朗普总统表示已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下达指示，要求对中国追加制裁措施，把加征２５％关税的中国商品的对象再增加１ ０００亿美元。７月６日，美国对３４０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２５％关税的决定开始正式生效，中国对美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也开始正式实施。中美贸易摩擦正式开始。９月１８日，特朗普政府宣布， ９月２４日起对约２ ０００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税率为１０％ ，并将在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上升至２５％ 。白宫还称，如果中国针对美国农民或其他行业采取报复措施，将会立即启动 “第三阶段”，对约 ２ ６７０ 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行的贸易摩擦，是一场新型贸易摩擦。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摩擦的第一步目标是消除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迫使中国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开放市场和调整经济结构。在这一点上这场贸易战与历史上的贸易战有相似之处。这场贸易战的新型之处，在于其主要目标是制约中国这个国际体系上升大国的发展步伐，打击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和技术优先地位进行挑战的能力。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追赶，令美国感到不安，美国于是运用 “３０１ 条款”等手段，以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移技术等为借口，通过限制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以及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等对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进行阻击，以打压中国的发展。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摩擦又是以制定有利于美国的贸易新规则为着眼点。它在这场贸易战中以中国拒绝公平贸易、 “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借口，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准则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甚至滥用 “国家安全”对中国企业在美正常投资和经营活动制造种种障碍和限制。这些做法实际上是要根据自身利益和需要来制定对美国单方面有利的国际贸易新规则。其主要目的不仅要消除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且要除去中国对美国主导和优先地位进行挑战的能力。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有选择合作”成为中美关系新常态意味着，过去两国是合作中存在竞争，现在是在竞争中寻求某些合作。
（二）中美摩擦和竞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中美现在进入战略竞争的长期相持阶段，两国既竞争又合作的竞合关系将持续一个很长的时期。从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摩擦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的 “习特会”就中美经贸问题达成共识，是中美贸易摩擦的第一个回合。在此回合，双方基本打成平手，但中国打破了特朗普关于贸易战的 “速胜论”或 “易胜论”的幻想。
中美贸易摩擦第二个回合是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日至２０１９年３月初，两国经济团队在９０天内的贸易磋商。该磋商的目的是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努力达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议。中方已经表示，愿意根据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国内市场和人民的需要，开放市场，扩大进口，推动缓解中美经贸领域相关问题。双方达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议是中方对美方采取相关积极行动的基础和前提。双方应共同努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实现合作共赢。
即使在中美就解决贸易摩擦达成初步协议后，美国方面又可能挑起新的麻烦，到２０１９年年底或２０２０年美国大选投票前，特朗普为了连任将不得不与中国在贸易摩擦的关税方面达成妥协。因为到那时，特朗普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提高关税的负面影响，美国普通选民将会感觉到了；中国对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进行贸易报复的影响，美国普通选民也会感觉到了。美国 选 民 是 可 以 在２０２０年美国大选中用选票表达他们对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不满。
中美经贸摩擦将只是两国战略竞争长期相持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他部分还包括国家安全、南海、台湾、人权等方面。中美战略竞争特别表现在高科技领域。美国想方设法阻止华为及其５Ｇ技术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应用和发展就是一个例子。
（三）中美关系可能走向 “半脱钩”
当前，美国的少数鹰派人士企图将中美关系完全 “脱钩”，以便达到他们孤立中国，将中国拉入 “新冷战”的目的，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中美自１９７９年建交至今 ４０ 年，已经不只是两个政府之间的交流，两个社会已形成全面交流。这种全面交流已经成为中美关系最深厚的基础。这是两国之间尽管有分歧，也有摩擦，多次经历狂风暴雨，但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始终是两国关系主流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主要体现在经济和安全两大领域。如果美国完全切断中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其自身利益也会遭受重大损失。
但是特朗普政府企图切断中美之间的高科技交流与合作，在中国学者和学生赴美交流学习的签证等方面制造障碍。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４日，美国宣布，取消邀请中国参加 “环太平洋演习”。１２月１日，中国科技领军企业华为首席财务官（ ＣＦＯ ）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时被美、加联手非法拘捕，美国企图将她引渡到美国受审。美国这次行动的目标是想借打击华为来打击中国整个高科技产业，从而维护其全球科技霸权。特朗普政府的这些行动将使中美关系走向部分脱钩，主要涉及高科技、两军交流和学者学生交流等方面。
二、中美战略竞争和博弈的四个主要领域
（一）中美经贸摩擦将长期化
中美贸易摩擦现在进入第二个回合。中方正在做出重大努力，力争在９０ 天内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中美贸易协议。美国一些谈判官员也在朝那个方向努力。但被视为特朗普政府贸易鹰派人物的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宣称，除非 “北京准备全面改革其贸易和工业做法”，否则两国“很难”达成长期协议。他说，美国不会接受 “不彻底的措施”，中国必须回应美方所有关注事项，双方才可达成协议。这些关切包括强制技术转让、网络间谍活动、政府主导的投资以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纳瓦罗认为，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倡议要让中国发展为人工智能和第五代无线通信等领域的领先者，这表明中国的战略是在未来垄断这些工业领域。纳瓦罗提及了一个研究小组列出的５３ 个 “中国经济侵略”的例子，包括 “将国有企业合并为国家顶尖企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债务陷阱的融资”和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国外市场倾销货品”等项目。纳瓦罗说：“实际上，这一切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如果我们要进行有成果的谈判”，中国必须解决所有问题。这给中美达成贸易协议制造了障碍。
特朗普和纳瓦罗都认为，现在是美国经济发展强劲的高潮阶段，吹嘘美国对华贸易战 “只对中国有杀伤力，对美国损失不大或所受影响可忽略不计”。而无论从理论还是以往贸易战的实情看，贸易战都是损人不利己的。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降低了美国商界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对美国股市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可能触发金融危机。而且，中国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可以开发的潜在国内市场，美国市场对中国商品也有较大的需求，特朗普政府将不得不与中国就关税方面的经贸摩擦达成协议。
中美贸易摩擦的第三个回合将是双方围绕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博弈。这一博弈将更为复杂和影响深刻。中国既要维护重大利益，又应全力与其他国家合作力争达成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防止世界贸易组织被抛弃或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被边缘化。中国也应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倒逼国内的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促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上一个新的台阶。
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现在持有近１． ２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特朗普政府既担心中国大幅度抛售美国国债，又对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垂涎三尺，想寻机吞食。因此，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这场贸易战今后有可能扩大到汇率和金融领域，通过金融手段来剪中国的羊毛。中美经贸摩擦将是长期的。中国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二）中美在安全领域既竞争又合作将常态化
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的战略竞争和博弈主要表现在军力发展、太空、网络和南海等方面。美国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担心与日俱增。
特朗普政府 ２０１７ 年 １２月出台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中国正在建立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实力最强大、资金最充裕的军事力量。它的核武库不仅不断增长，而且呈现多样化趋势。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用了美国的技术创新”。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美国国会下属的国防战略委员会发布题为 《为共同防御做好准备》的报告，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对美国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美国现在面对 “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与俄罗斯的挑战，美军优势弱化已达 “危险程度”，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重建美军优势”。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９日发表文章指出，五角大楼２０１９年将重点发展远程精确打击火力、高超音速武器、导弹防御、太空军和网络力量等。
特朗普政府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推出 “印太战略”，继续将南海作为制约中国的抓手。白宫将美国 “航行自由行动”决策的部分权力下放至原美军太平洋总部 （现在为印度洋—太平洋总部）。美军在南海进行的“航行自由行动”在部分时间段频次升高，在大部分时间里在南海保持一个航母编队巡航，派战略轰炸机飞越南海演练，宣示 “飞越自由”。而且，美国企图在南海建立 “议题联盟”，鼓励其他域外大国军事力量插手南海，继续加强与域内盟国和伙伴国的安全、军事和经济关系，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首、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为主干的制约中国的联合阵线。
特朗普政府在南海建立 “议题联盟”和持续进行 “航行自由行动”，使得南海紧张局势难以消除。２０１９年中美在南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上升。另一方面，中美在解决朝核问题、阿富汗问题等又进行一些合作。这种竞合关系将常态化。
（三）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可能增多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初期存有把 “一个中国”政策作为与中国谈判筹码的企图。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特朗普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但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特朗普就任总统近２０天时于２０１７年２月９日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通电话时表示，“恪守我们的 ‘一个中国’政策”。但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后，将台湾问题作为制约中国的抓手，保持 “一个中国”政策的模糊性，以便在中美关系中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其 “一个中国”政策存在空心化的倾向。甚至会以台湾问题作为制约中国或在经贸及朝核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手段。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４日和１２日，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以全票赞同通过 《 ２０１８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该法案旨在提出美国亚太政策架构，强化美国在印太区域的领导地位。该法案通过每年授权拨款１５亿美元，来进一步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以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它包括了军事和经济参与，目的是在海上与网络安全、防扩散、航行自由等方面，与东盟和其他安全伙伴加强合作。该法案规定 “美国总统应依据 《与台湾交往法》，鼓励美国高级官员访台”。美军印太总部 ２０１８ 年秘密派遣现役将领赴台参与 “汉光３５号”指挥所演习。
在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竞选团队某些顾问主张美国尽最大努力为台湾赢取更大的国际空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９ 日，美国众议院通过议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应支持并协助台湾成为世界卫生大会 （ ＷＨＡ ）观察员。此后美国开始在外交场合频频打 “台湾牌”。１月２３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 （ ＷＨＯ ）第１４２次执委会会议上，美国代表竟提议要求台湾成为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
特朗普政府还对促进美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有兴趣。台湾当局企图让美国协助台湾加入《全 面 与 进 步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美国用台湾当 “筹码”制约中国，也得考虑到中国视台湾问题为核心的国家利益问题，中国为了维护领土与主权完整将不惜一切代价。因此尽管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的一些鹰派官员对提升美台关系蠢蠢欲动，但特朗普有时不得不在台湾问题上有所节制。
（四）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争议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上升
特朗普是商人出身，对人权问题不是很感兴趣，但美国政界的 “建制派”企图将人权问题作为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工具，这使特朗普不得不有所作为。例如，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特朗普签署了 《２０１８年对等进入西藏旅行法案》，该法案声称是为了 “反制”中国 “限制”美国记者、外交官和公民前往西藏，要求推动美国公民进入中国的西藏地区。根据该法案，按照美国认为的 “对等互惠原则”，美国国务卿可以拒绝让这些 “限制”美国记者、外交官和公民前往西藏的中国官员获得美国签证。该法案对中方的指责罔顾事实、充满偏见，中国对此绝不接受。如果美方将该法付诸实施，必将给两国关系及双方重要领域的交流合作造成严重损害。
三、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主要原因
（一）中美关系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美国是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中国是国际体系中的上升大国。“老大”和 “老二”的关系构成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
美国有些人担心中国将挑战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千方百计试图阻遏中国的崛起。因此在这一阶段，中美之间存在陷入 “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性。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认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的新著 《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逃脱修昔底德陷阱吗？》中发现，在过去５００年里，世界共出现１６次新兴崛起大国对现有大国地位构成挑战并有可能取而代之的案例，其中１２次是以战争告终。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长期的进程，但在当前阶段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尤其尖锐。艾利森认为：“快速崛起的中国必将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这一过程中，新兴大国中国和守成大国美国极有可能爆发战争。”特别是在中国实力逐渐接近美国甚至超越美国的阶段，在国际体系中存在一个中美权力转移的进程，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一般来说，国际体系中处于第二位的上升大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 ＧＤＰ ）达到主导大国国内生产总值的６０％ — １２０％时，是主导大国可能倾力打压，从而可能导致双方对抗甚至冲突的最危险时期。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苏联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５６％（苏联自己的统计数据
是６０％ ）时，美苏争霸变得更加激烈。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７０％时，美国对日本施压加大。２０１７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８２７ １２２ 亿元 （约为 １３１ ７６０ 亿美元），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１９３ ８６８ 亿美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美国的约６８％ 。美国有些人不愿意看到美国在世界上的权力逐渐转移到中国手中，因此千方百计要阻止中国超越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形成战略竞争关系。如果处理不好，中美之间有可能导致对抗甚至冲突。
（二）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再次重启，并迅速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其中之一是许多国家国内贫富之间的差距拉大，一些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没有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
以美国为例，经济全球化使资本向世界上最能获利的地方和产业进行配置，美国一些产业和公司加大了向其他国家 （包括中国）的投资，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在发展。这使美国许多产业工人和农业人口多年来实际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有的人甚至丢掉工作。他们对此感到不满，希望改变，因此在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中把选票投给特朗普，使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而特朗普上台后，将美国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归罪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与美国有较大贸易顺差的国家。用对中国等国发动贸易战的方法，企图促使投资在其他国家的美国制造业回归美国，并消除美国的贸易逆差。这实际上是缘木求鱼。
（三）中美战略文化的巨大差异
中美战略文化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战略文化的差异是战略竞争成为中美关系新常态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中美进行沟通和建立互信的主要障碍。中美战略文化的差异表现在以下３ 个方面。
首先，中国战略文化在政治哲学层次上从古代以来一直强调 “和而不同”和 “天下大同”。向往 “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追求“天地人和”，即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提出 “协和万邦”和 “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友善思维。以互爱互利的原则来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实现天下大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反映了这种战略文化。而美国战略文化有很强的 “丛林法则”思维，认为在丛林中两个陌生人相遇，必须较量出胜负，胜者成为主人，败者做奴隶。崇拜弱肉强食、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特朗普政府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 “大国竞争”，将中国和俄罗斯作为 “战略竞争者”，实际上是一种 “丛林法则”思维。
其次，中国战略文化在古代就十分重视 “和合”外交思想。墨子讲兼爱、非攻、止战，“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反对一切不正义的战争，倡导和平。中国强调同舟共济，本意是同坐一条船，一起渡河。比喻利害相同，团结互助，同心协力，战胜困难。中国主张 “合作共赢”，世界各国，要交流，而不是交战；要对话，而不是对抗；要相爱，而不是相恶，应当和平友好相处。而美国战略文化有很强的 “零和游戏”思维。特朗普政府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出台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 “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是一种 “零和游戏”思维。
最后，从国家战略层次的战略文化来说，自宋代以来，中国国家战略是以防御为主。中国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成为超级大国后，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将全球看作它的势力范围，利用它在欧洲、亚太、美洲、中东等地区构建的同盟体系和军事基地体系，以及前沿部署的美军，维护其主导地位，打压一切竞争对手，并制约和消除对其可能的挑战和威胁。
美国战略文化在政治哲学层次上也有一些理想主义成分。例如，早期移民美洲大陆的清教徒律师约翰·温斯罗普称：“我们应该成为山巅之城。全人类的眼睛都在注视我们。”美国第三任总统、 《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认为：“我们是全人类的代表。”但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指出的：“不同文明的相遇有一个不幸的定律，就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会最大化地被吸收，最有价值的东西反而被最大化地拒绝。” 这一定律也适用于中美在战略文化上的差异。美国一些精英人士和特朗普政府主要官员没能理解甚至拒绝承认中国战略文化中的精华。
（四）美国两党在对华态度方面形成一些新的共识
２０１８ 年初以来，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对华态度方面逐渐形成一些关于中国的非常负面的共识。其中包括：
其一，美国过去支持中国崛起及融入战后国际秩序，希望中国发生美国所期待的改变，“与美国有着更加广阔的共同事业”。这一切没有发生。
其二，中国历史上的 “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一种 “国际等级制度”和 “天无二日”的文化。这种制度和文化使中美之间的关系难以调和。
其三，中国在一 些 重 大 问 题 上 没 有 兑 现 承 诺，例 如，降 低 关 税、开 放 和“不将南海军事化”。
其四，中国政府对国企给以大量补贴，使中国国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使美国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这些负面共识导致美国一些精英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挫败感，并对美国利益的认知产生了重大变化。接触已不再被他们认可为通往更加安全的世界及其所期待的中国之路。因此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２０１８ 年在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企图制约中国。包括《２０１８年对等进入西藏旅行法案》、《 ２０１８ 年 亚 洲 再 保 证 倡 议 法 案》 等。但总体来说，美国两党关于中国的负面共识还未完全落实到政策层面。
四、中美关系如何走出第三次的十字路口
现在有些人认为中美要走向 “新冷战”，甚至有人提出中美 “新冷战”已经开始。但只要中国谦虚谨慎，保持战略定力和发挥战略智慧，中美 “新冷战”是可以避免的。美国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上半期，曾掀起以 “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和排外运动，涉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但美国社会使美国最终抛弃了 “麦卡锡主义”。
自从中美两国１９７９年建交以来，中美关系三次走到十字路口。其中，前两次中美关系走出十字路口后都使中美关系取得进一步的改善。
中美关系第一次走到十字路口是在 １９８９ 年政治风波之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中美关系降到低点。１９９２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令中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同时，中国遵循邓小平提出的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改善了中美关系，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而且使中美关系走出十字路口。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对华实施 “接触”政策。
中美关系第二次走到十字路口，是１９９９年美国 “炸馆”事件和２００１年中美 “撞机”事件之后，两国关系降到冰点。“ ９ · １１ ”事件后，美国将反恐作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最优先事项，为中国延长战略机遇期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方位对外开放，形成倒逼机制，加大了国内改革和开放的力度，加快了国内经济和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中美关系再次走出十字路口。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对华实施 “合作与竞争”并用的 “两面下注”政策。
现在是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第三次走到十字路口。中美关系第一次走到十字路口是因为中国国内事件。中美关系第二次走到十字路口是因为中美关系事件。中美关系第三次走到十字路口的原因比前两次要复杂得多：首先，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价值观、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是深层原因；其次，中美两国核心国家利益不同，是现实原因；最后，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客观上的老大和老二地位，是结构原因。
为了使中美关系第三次走出十字路口，中国应该采取以下方略。
（一）进一步推出改革开放的新措施，并将已宣布的改革开放措施落到实处
中美关系前两次走出十字路口，都是中国采取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从而推动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这一次中国也应该利用中美贸易摩擦形成对中国改革的倒逼机制，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来消解特朗普政府的经贸摩擦。２０１８年是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和中美建交４０周年。中美关系与中国改革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再出发有利于推动中美关系的再出发。应正视 “改革赤字”，加快改革步伐。特别是在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推进国企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国家对国企补贴的透明度、减少国家对国企的补贴等方面。改变 “大进大出”的经济模式，侧重提升在养老、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社会保障能力和政府的资金投入，以加强社会托底并增加民众消费信心，同时发展国内消费市场。加快发展高新技术，特别是国家现代化急需的高新技术，为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建立有效机制。必须既推进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又加强保证金融和人民币稳定的机制和措施。
同时，应该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中美关系新常态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特朗普政府在经贸、限制高技术交流、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金融、南海、台湾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中方应在谋局已定后谋势，综合施策，妥善应对。
（二）加强中美两国的协调机制和危机管控机制
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仍是中国未来努力的目标。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已经形成许多对话沟通机制，包括首脑互访、首脑热线、战略对话、议会交流、军事热线、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等。这些机制，特别是战略对话和军事交流机制，在关键时刻能起到管控分歧、避免误判的作用。
２０１７年４月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会晤时，双方决定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机制，转化为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
１９９８年６月，中美两国政府宣布，双方决定，不把各自控制下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这是中美之间在核武器方面达成的第一项双边建立信任措施协议。２０１４年，中美两国签署 《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谅解备忘录》和 《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建立这两个互信机制是双方加强对彼此战略意图了解、增强战略互信和管控危机、预防风险的重要措施。
中美两国有必要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双方战略沟通机制和危机管控机制，以有助于双方减少误解、防止误判、管控分歧，以及避免和化解危机。
（三）加强做美国国会、地方政府和智库的工作，强化省州交流、民间交流和智库交流
可以在多邀请美国国会议员访华的同时，通过中方智库等邀请美国国会议员助手访华。中方在这些交流中，应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向美方介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让他们了解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通过强化对美国各州的工作，使两国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和民间交流上一个新台阶。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建构与方略选择” （ １４ＡＺＤ０６０ ）， ２０１８年上海高校智库内涵建设项目 “扩大中美共同的朋友圈方略和路线图与上海对策研究”［ ２０１８ （ ２１０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