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西方学界盛行的“修昔底德陷阱”学说认为，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其与国际秩序中的霸权国美国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因此，中美之间的竞争可能导致这两个大国在国际秩序转型期间，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发生军事冲突和战争。本文提出三个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中美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1）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将降低中美两国陷入全面战争的危险；（2）国际秩序的“复杂制度化”建设将降低崛起国，即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挑战程度；（3）在全球化程度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主要体现在相互的“制度制衡”，而非军事对抗。
国际秩序更迭的两个必要条件
什么是国际秩序？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秩序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正如约瑟夫·奈所指出的，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在界定国际秩序方面有着不同的侧重点。[1] 现实主义者主要通过国家之间权力的结构或分配来看待国际秩序，但自由主义者将其与制度和规则联系在一起。本文借鉴了基辛格关于国际秩序的综合定义，他认为国际秩序有两个组成部分：“一套定义了容许行为界限、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制度以及在规则失效的情况下实施约束，防止一个政治单元征服其他所有政治单元的均势。”[2] 换言之，制度建设和力量均势是国际秩序的两大基本元素。因此，所谓秩序转移的两个必要条件是：制度变迁和权力转移。
这意味着，如果体系中的主要规则及制度或权力分配发生了变化，就会导致秩序开始转移。传统权力转移理论家们认为，物质权力的转移会影响大国兴衰。[3] 这就是各国对国际体系下权力平衡极为敏感的原因。然而，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或制度制衡也可能在促成秩序转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这两种秩序转变的条件是相互关联、相互推进的。一方面，制度变迁可能会推动体系的权力转移。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也会导致制度变迁。例如，华沙条约的解体可以被视为冷战结束后苏联权力下降的原因和结果。同样，美国霸权也建立在其具有优势地位的军事实力以及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上。[4] 20世纪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美国的实力曾有所起伏，但这些权力转移的程度并不足以改变冷战时期的两极结构。然而，苏联的崩溃从根本上改变了体系内的权力分配，冷战后国际体系由两极走向单极。反之，由于由美国领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没有改变，冷战后的秩序转型并不完全，而只是部分性质的。
虽然一些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美国权力的下降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秩序的终结，[5]但权力转移和制度变迁的两个过程通常是同时发生的。在秩序变迁期间，各国不仅将争夺物质权力，还将争夺制度主导权。物质权力很容易理解，因为霸权国不会放弃能力分配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这是崛起国所渴望得到的权力。因此，正如强调权力转移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战争或军事冲突更可能发生在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艾利森（Allison）将这一现象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界的高度关注。[6] 在秩序转移期间，各国运用制度制衡所采取的竞争策略并未得到充分讨论。如上所述，秩序转移并不全然关乎权力。相反，制度和规则也是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制度制衡是指国家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通过多边机制追求其权力和影响力等现实主义议程的一种新型制衡行为。[7] 与权力竞争或权力制衡一样，制度制衡在秩序转移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然而，潜在的秩序转移或对秩序转移的共同认知将加剧各国之间的制度制衡，就像权力转移期间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激烈的权力竞争一样。
如上所述，“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实质是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更迭”理论。然而，“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却没有涉及到国际秩序中机制建设和制度竞争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者认为，权力分布的变化会自然而然导致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变化。这种看法，显然有些“简单粗暴”。冷战结束，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出现变化，即由两极世界转向单极体制。不但世界没有出现大规模战争，而且国际制度也没有重大变化。所以，权力变化，并不一定引起战争。其次，权力更迭与国际机制没有必然联系。
中美竞争是必然的。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这是国际关系中大国兴衰的常态。中美战略竞争会导致国际秩序中的一个要素发生变化，即权力分布和力量均势的变化。但这并不一定导致另一个国际秩序的另一个要素—国际机制/制度—发生根本变化。所以，中美战略竞争，不一定导致国际秩序的更迭。
“修昔底德陷阱”学说所断言的军事冲突和战争，也是不能确定的。首先，中美之间的核武平衡有利于双方避免大规模战争。伴随中国军事现代化提速，中国的核武库也在不断升级换代中。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2018年6月18日发布报告，按照核武器估算数量排序，排名前四位的核武大国位，俄罗斯6850枚，美国6450枚，法国300枚，中国280枚。[8] 由于毁灭1次与毁灭100次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核武器的特点是质量高于数量。因此，虽然我国在核武数量上远远少于美国，但原则上仍然可以实现有效的核武威慑。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核武威慑上，还存在一定的短板，尤其是海基与空基弹道导弹的发展。在中美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加快弹道导弹的研制和开发，谋求足够威慑美国的核能力。除此之外，美国一直在发展战术核武器开发和应用。中国也应投入技术和资金，加速开发。核武器的力量平衡，是保证中美不发生大规模直接战争的关键。
其次，国际秩序中的“复杂制度化”降低了崛起国，即中国对现有秩序的挑战程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从各个领域，积极参与和支持现有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的建设，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一起，寻求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创新。二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制度建设也呈现出空前复杂化的趋势。比如，在国际金融制度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 和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彼此相互合作，关系密切。在亚投行成立之初，有国家和学者担心，亚投行可能会与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发生竞争和矛盾。然而，亚投行虽然由中国主导，但自成立以来，积极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共同投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制度的一部分。所以，支撑目前国际秩序的国际制度不是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可以控制的，其复杂化，已经让崛起国不得不选择融入其中，而不是另起炉灶。
最后，中美战略竞争将在非军事领域展开，尤其是制度建设和科学技术领域。
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疯狂实行“退群外交”，对于现行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产生很大冲击。但是，美国的退群外交，其实只是其希望改变现行国际制度中，对美国不利国际机制的一种手段。这与中国希望改变国际机制中，对中国不合理部分，其实是异曲同工的。中美都不具备彻底颠覆现有国际机制的能力和目的。但是，中美两国却会在国际机制建设中展开严酷的竞争。制度竞争和制度平衡，将是中美两国今后博弈的焦点。比如，在网络安全领域、互联网领域，外太空利用领域，中美之间都希望能依靠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制定规则。在目前舆论焦点，美国已一国之力，打击中国民企华为为例，其实这是中美之间在竞争5G通信标准的制定权。技术竞争的关键是对行业标准的制定和对领先新技术的掌握与控制，也是对国际制度竞争的一个重要部分。
如何赢得中美战略竞争
首先，国内深化改革，坚持开放。中美竞争的实质是中美国运之争。因此，国家内部的团结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中国在外交上能否取得战略竞争胜利的关键。在特朗普不断闭关锁国，高举贸易保护大棒的时候，中国更要有大国的胸襟和气魄。积极开发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改革国内经济发展模式，贸易结构，和投资环境，与其他国家一起，继续推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深化发展。
其次，妥善处理与美国的贸易战和科技战，积极与美国寻求和解。国内外有一种看法，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意味着两国已处在“新冷战”的边缘。这种情况，的确可能发生。但是，从中国的利益出发，我们应该积极避免贸易脱钩和科技脱钩的情况发生。对于崛起的国家，最需要的是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因此，我们应当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积极寻求和解，避免民族主义绑架外交政策，更要避免将贸易纠纷与意识形态挂钩。在谈判中，双方一定会出现讨价还价和彼此让步的情况，这其实都是正常的国家间外交的礼尚往来。
最后，积极准备中美未来的“制度制衡”。制度竞争和制度制衡将是中美竞争的关键。如何在制度竞争中，寻求制度盟友的支持，制定对中国有利的制度和科技标准，将是决定中国是否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真正崛起的关键。制度竞争的关键是科技发展和人才储备。中国已经不断加大在科技方面方面的投入。在人才方面，中国应加强在国际制度和国际关系方面的人才的储备和人才培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国际制度竞争赢得主动，在国际制度谈判取得胜利。
参考:
[1] Joseph Nye, UnderstandingInternational Conflicts.4th ed, New York: Longman, 2003.
[2] 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NewYork: Penguin,2014, p. 9.
[3]参见A. F.K.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58;A. F. 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 1980.
[4] G. John Ikenberry, After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Major War,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G.John.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NJ: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2011.
[5]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Affairs, 87(1), 2008, pp.23-35.
[6] Graham Allison, Destined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Lond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7]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 14(3), 2008, pp. 489-518; Kai He, InstitutionalBalancing in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Routledge, 2009.
[8] “报告称2018全球核武总数14465枚 中国正扩大规模”， 《环球时报》，2018年6月19日，
http://mil.huanqiu.com/world/2018-06/12292406.html?agt=15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