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习近平号召全国人民“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当前，伴随着生态系统及其平衡运行相关的各种问题日益尖锐，探讨生态文明之形而上的问题越来越多，也有部分涉及生态文明制度问题，但大都没有从根本上面对催生生态文明的社会制度问题。这里说的社会制度是与社会形态相对应的制度范畴，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观层面的体制或微观层面的机制。实际上，根本制度才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不过是其具体表现或实现形式和途径而已。只在体制和机制上做文章，虽可以对遏制生态危机的恶化起到扬汤止沸的作用，却无法发挥釜底抽薪的功能。化解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而治本之策正在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本文就试图探讨生态文明的社会制度基础，以引起学术界更加深入的研究，也希望以此推动建设真正的生态文明，实现人类真正的永续存在和发展。
对于生态文明内涵的界定，理论界存在一些争论。主要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其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角度来考虑生态文明的内涵，北京大学徐春副教授认为，生态文明是继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又发展起来的文明，它把人类与自然环境共同发展放在首位，维护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其二，从人类的需求角度来考虑生态文明的内涵，认为生态文明是一个新型文明形态，人类除需要物质、精神、政治之外，还需要处理好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郭学军教授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理论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将生态文明狭义上理解为“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其三，从生态文明所涉及的客体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生态文明的内涵，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综合，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价值的文化伦理形态；其四，从生态文明包含的因素来解读生态文明，中共日照市委党校徐向周认为，“生态文明的内涵主要包括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行为文明三个方面”。环保部自然生态保护司指出，生态文明包括生态意识文明、生态行为文明、生态制度文明、生态环境文明和生态人居五个方面。
笔者认为，以上几种内涵界定都是从某一特定的角度来阐述生态文明，都不能从全局上精准地涵盖生态文明的深刻内涵。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理论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可见，生态文明是人类历经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等方面成果的总和。[1]一般而言，生态文明包含三个相互区别而又联系的层面：其一，物质生产层面，主要包括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绿色产业等，核心是维护生态农业这一基础产业，以维持“自然——社会——经济”这一大的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其二，社会制度层面，即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社会形态。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私有制对社会性质具有决定性，对生态文明的建设也至关重要。历史发展不断证明，基于私有制必然带来的“公地悲剧”，生态文明一定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否则这个文明就不能成体系地建立并发挥实际的效用；其三，思想观念层面，其核心要素是生态化了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当然生态文明还包括其他更丰富的内容，其中，笔者认为最有决定意义的依然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社会制度层面。
学术界对于生态文明特征的论述有很多，这里不多赘述，只从内外两个层次和现实生活实践中生态危机的影响来分析生态文明的系统性、整体性、渗透性和辐射性特征。笔者认为，从内部讲，生态文明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是指生态文明内部包含三个层面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各个要素彼此独立形成子系统，子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都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关联。系统中的每一个组成要素对于整个系统来说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都担负着明确的任务并表现出整体特性。从外部讲，生态文明并不是独立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等之外的另一种无关的文明形态，相反，它实际上是作为具有辐射性和渗透性的文明因素而发挥作用的。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以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为显著特征的生态危机，我们的物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私人和公共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其一，生态危机直接危害着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对我们社会经济的性质、结构、目标以及增长或发展模式提出严峻挑战；其二，生态危机还作为公共政治事件影响到各国乃至国内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秩序，并威胁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其三，生态危机在思想观念方面引起人们对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拜物主义、占有主义、享乐主义、奢靡浪费等“欲望主义”价值观的怀疑和反思；其四，在社会的私人和公共生活领域，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之间、人与国家之间，也会因为物质利害关系而陷入剑拔弩张的冲突境地，社会不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必然导致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紧张。
所有这些都说明：生态文明绝不是孤立的、抽象的意象性的文明观念，而是必须落到实处的实实在在的文明形态，必须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其他文明要素构成密切联系的整体，否则便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综上所述，生态文明具有这样的整体性、系统性，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文明，它辐射和渗透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之中，是生态化了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及其综合统一体。
生态文明既然具有如此的整体性，那么其建设路径就必然要遵循符合其整体性特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便是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在否定和超越传统的原子主义世界观和分析还原方法论基础上产生的，是近代分析科学发展到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阶段的必然产物。
整体主义世界观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它事物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使得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科学实验和逻辑推理基础上建构起的整体主义的自然观和社会观，在方法论上表现为系统分析方法和系统综合方法的辩证统一。与之相应的整合建构性技术，应用到人与自然关系领域，必然导致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共生共存。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系统整体的社会观(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主义的方法论以及公有制的社会技术体系。在此基础上的民主共和制度主体是现实的社会性的个人，追求的是社会利益，并在此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在这种制度中，个人利益的实现以总体上增进社会利益为前提，在社会利益增进的同时有利于个人利益的实现，个人和社会在现实的发展中获得了内在的统一，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向自己的社会本质的复归”。显然，这样人与社会的和谐就是必然的了。所以，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应该坚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系统综合的方法论，坚持社会有机体的社会历史观和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建立符合社会历史和人性实际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等。
从现实发展来看，在自然科学领域，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表现得更为充分，而在社会历史和人文领域，在现实的社会历史实践中遭遇到愈益复杂的传统阻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落实。实际上，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本质上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彻底唯物的世界观和历史的、实践的辩证法，生态文明的大问题如此严峻地摆在人类面前，这种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天然一致性的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理应得到充分的理解、尊重和实践应用。
(一)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深刻根源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生态“环境问题虽然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但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受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制约”[2]。资本主义对大自然的掠夺和污染，是以它对人的掠夺和污染为前提和中介的；资本主义特有的私有制及其雇佣剥削制度，是人与人的关系危机进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
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其物质生产方式只以不择手段地攫取无止境的剩余价值为唯一目的；无穷无尽地赚钱获利，正是这个制度、这种生产方式的唯一目的和动机。正如马克思引用一位资产阶级学者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中的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3]
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即资本家)为了利润，无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即无产者)为了生存，便一个个成为“经济动物”，社会的一切——包括科技、教育、医疗、体育、文化、娱乐等等都成为资本家赚钱获利的工具。生产和消费、工作和生活都被纳入资本利润体系之中，科技也成为高效制造商品、高效消费商品、高效消耗、高效污染的工具。
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经济动物”们便必然把大自然(资源和环境)也纳入资本利润的逻辑体系和生产体系之中，他们一方面精打细算，通过技术变革和扩大劳动分工不断提高生产率，使物质产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种类生产出来；另一方面又通过消费金融和商品零售体系的“创新”形成庞大的商品消费机制，进而造成巨大的资源消耗、垃圾制造和环境污染。
根据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积累的规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现在又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必然导致一方面财富被极少数人肆意挥霍和浪费，另一方面穷人们为了延续生命又会不择手段地从环境中索取生存资料，这些都必然加剧人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即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愈益恶化。
(二)变革不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消除生态危机的出路
既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于这一制度不可改变的以利润为核心的经营战略，那么，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对这一制度实施变革，即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4]全世界的自然科学家虽然作了大量努力来警示我们人类和地球所面临的危机，但却没有足够的能力认识到问题的根源(甚或无法认识到危机的严重程度)，因为他们大都没有深入探究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问题。危机的原因需要超出生物学、人口统计学和技术以外的因素作出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5]
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来看，资源枯竭、土地沙化、森林消失、物种灭绝、气候异变，这些貌似天灾实为人祸的现实困境摆在人们面前，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遭遇到了自己的自然极限。从空间角度看，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统治了大部分地球，把人类社会和地球自然界的关系变成了单纯的物质消耗和污染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6]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及其集团已经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局部战争，将世界的廉价资源地和“潜力股”市场瓜分完毕并强化了统治。另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30多年的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运动，他们将国际经济分工体系重新洗牌，“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使得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不仅继续处于他们传统的廉价资源(包括廉价劳动力)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的地位，而且成为他们转移高消耗、高污染的所谓“夕阳产业”的首选地，甚至成为他们堆放或填埋各种科技和产业废弃物的垃圾场。如此一来，大自然既是人类社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也是人类社会“无限广阔”具有“无限容量”的垃圾场；人类文明由此得到不断的“进化”，人类也由此享受着愈益高档的物质生活，满足着自己“无边无际”的欲求。
随着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地球空间越来越小，其发展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资本另一方面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7]，人类文明的“进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欲望的满足便在时间上越来越呈现出“末日”的景象，人类文明的不可持续性越来越成为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人们的面前。
莱斯和阿格尔试图通过“希望破灭的辩证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危机，奥康纳则试图通过所谓资本主义无法提供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生态条件而产生的经济危机来消除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已经解释了这两种方法的乌托邦性质，他指出，必须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者的自由联合”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人与自然的矛盾。福斯特和伯克特则最终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生态学，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共产主义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最好选择。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仅解决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而且也解决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8]
与生态文明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相反，资本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是基于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子主义和分析还原方法论。在自然哲学、社会科学、政治领域的应用从根本上以获取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
在自然科学领域，它把自然界的本质归结为原子，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原子乃至各种物质都是孤立而静止的，彼此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联系，整个世界的运动变化都是由构成它的原子所决定的。这种原子主义自然观决定了分析还原的方法论，即将一个整体中的部分或要素从它所在的整体中分离出来，孤立地进行理想化的观察和实验，从这个孤立部分或要素的性质和规律推断整个事物的性质和规律。这种分析还原的思维方法，忽视了事物的整体和要素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技术把完整的自然体系分解成不同的部分，也彼此“失去了”自然界内部固有的普遍联系，为人们“征服”和“战胜”自然提供了最有效的强大工具。
而在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它把社会理解成是由一个个孤立的个人所构成的(如同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这些个人之间没有本质上的联系，彼此独立地追求各自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个体主义社会观认为，个人的最大利益机械相加就可以得到社会的最大化利益。与之相应的个人主义的分析还原方法论认为分析社会基于分析个体的人，分析个体人的性质推及整个社会的性质。把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改造社会的理论逻辑体系和技术手段，这便是能够解构社会整体的私有制。私有制将社会整体分解为一个个孤立的部分，形成具有清晰区分度的利益划分，并在现实关系中形成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社会结构达到了个体主义社会观的最高的实践境界。
在社会政治领域表现为充分张扬个人意志的民主制度，这种个人主义的民主制度实际上不是“人主”，更非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而是“钱主”，即单纯的物质做主，也就是作为当代私有制社会之财富象征的金钱做主。因此，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不可能平均分配，私有制所决定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也决定了这部分少数人才最具有征服和战胜社会的资格和能力。
综上所述，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自然、哲学和社会科学、社会政治领域的应用主观上以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客观上实现了自然服务于人类的物质效益最大化，其结果便是给自然整体造成了空前的分解和破坏，这也是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危机和生态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十八大报告中特别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9]等。之后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又进一步指出：“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在笔者看来，这些制度都属于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具体制度，而具体制度的运行则受到社会根本制度特别是根本经济制度即生产方式的支配和约束。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毫不含糊地强化了政府的作用，因为那些具体制度大多数需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操作和调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单一市场社会中无数孤立的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强大经济冲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困难才会有可能得到克服。如上所述，单一的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具备构建生态文明的内生机制，相反，它对各种危害生态的做法都起到了纵容、刺激乃至鼓励的作用。所以，只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才能成为走上生态文明康庄大道的最佳选择。
(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生态文明高度吻合
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制度，它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劳动人民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这一制度符合前述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的基本要求，是一种建设性、整合性的社会制度，因而与生态文明具有最高程度的吻合。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中，所有的劳动者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也是劳动产品的主人；而生产资料来自大自然，劳动产品是劳动者集体的创造物，劳动者简单消费、节约使用也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珍惜和尊重。恩格斯说：“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10]“公地悲剧”只能出现在私有制主导的社会里，而在公有制主导的社会中，不仅不会出现“公地悲剧”，相反还会出现人人共有公地、人人共享公地、人人共护公地的局面，因为人人都是公地的主人，公地的生产力既是每个人的利益之所在，也是一代代人之利益所在。只有公有制才能使当代人慎用资源、珍爱环境，也才能给后人留下充足的发展空间，这也正是生态文明所追求的目标。
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地规定了社会的生产目的在于直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求，而不是为了攫取无止境的剩余价值。这个生产目的就使得人们不再把任何资源和环境都以金钱或价格的形式虚幻地呈现出来，并为了赚到更多的金钱而自由地交换和流通，相反，人们会按照自己的需要有计划地、合理地调节和控制、配置和使用任何资源，使之真正做到“物流畅通”、“物尽其用”。社会产品恢复其使用价值的实物形态，直接满足人们的需要而非欲望。这时人们的需要也会回归到人性之必然性、合理性和正当性的位置上来，主观欲望受客观需要的制约，便不再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盲目野蛮的动力；欲望无涯、需要有限，人们有限的客观需要与大自然能够提供的资源完全可以保持动态的均衡，满足需要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不至于超出大自然的资源再生能力及环境自我净化和自我恢复的功能限度；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共进共荣，生态文明建设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必将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从而彻底消除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经济根源。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中，贫富分化是生态环境的最大威胁之一。社会主义则消除了贫富分化，实现了分配公正，进而消灭三大差别，最终将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这恰恰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社会基础和中介保障。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共同富裕、分配公正也是生态文明的必要基础；没有共同富裕和分配公正，生态文明便不可能成为现实。
总之，建立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天然的能够激励和促成“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制度体系，它不仅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且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和建设规律相一致，因而是一种比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更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的生态文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体现了生态文明的整体性特质，符合其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的要求，而且也是一种人性化的、真正以人为本的、能够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社会制度。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技生态化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相应的政治制度框架内才能实现，内在于生态文明的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也只有在生态化了的即真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才能产生并发挥作用。西方社会至今依然强劲发展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学派及其运动，也从另外多个方面印证着本文的观点和论证。
毋庸讳言，当前一些先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走在了世界的前头，究其根源，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按照原来的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在其国家制度中吸取借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因素，另一方面为了达到自身生态的和谐，他们往往通过转嫁的方式，将破坏生态、破坏环境的高消耗、高污染的项目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将各种科技和产业废弃物垃圾堆放、填埋到那里，以此保护自身生态的良性发展，而这恰恰就是第三世界国家、一些不发达国家(包括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遭到极大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其生态文明的受益群体仅仅是本国或本阶级的这一特定群体，对于其他国家、其他阶级是否能够共享良性生态环境、或是承担生态惩罚，则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
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实践中，也吸取了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实践建设层面的积极因素，在其自身的制度建设上，还有更多具体的制度和机制问题需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和解决，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只是最后强调：生态文明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文明，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生态文明，没有生态文明，社会主义也便不合格、不成熟，也便不能导向这样的理想社会，在那里，“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1]，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2]。
注释：
[1]赵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论研究(前沿问题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333页。
[2]滕藤、郑玉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制度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8页。
[4]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伦敦洛特雷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5]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8、6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页。
[9]《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