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在各种国际场合无不感受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也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深感自豪。这一切变化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社会长期的稳定发展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论断，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也是我们奋进的新的历史坐标。在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代下我国仍然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来看，201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近1万美元，但我国尚未脱离“中等收入陷阱”区间。从金融发展看，间接融资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局面长期未能得到改变，这一方面不利于创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孕育着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从国际环境看，经济全球化遭遇暗流，发达国家保护主义上升，文明冲突和地缘政治因素错综交织，中美贸易摩擦更是提醒我们崛起之路绝不会平坦。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跨境投资及产业合作提振全球经济增长
2019年全球经济同步放缓，外部环境承受较大压力。一是全球贸易低迷。世界贸易组织（WTO）年初预计贸易增长将从2018年的3.0%降至2.6%，实际下滑幅度更大。全球贸易规模增速2018年初高达5%，但2018年底以来基本零增长。若考虑到价格因素，贸易价值在不到一年内同比从增长约10%转变为萎缩3.5%。二是受贸易回落和保护主义影响，工业生产下滑显著，制造业处于收缩周期。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下滑至荣枯线下，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业增长率4月、5月数据录得负值。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的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恶化，预计制造业走势仍未见底。反观国内，尽管受全球贸易和贸易争端影响，近期我国经济动能有所下降，但国际投资者普遍认为我国在削减利率、实施量化宽松和协同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及扩张财政方面比美欧具有更大空间。投资者普遍对我国下半年经济持正面态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期我国2019年经济增速达6.2%，高盛和花旗分别认为是6.3%和6.1%以上，较为悲观的美国桥水公司也预期6%以上。这些预期基本都在年初中央制定的目标区间内。长远来看，我国经济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增长引擎，2012年至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4%，相当于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对世界经济增量贡献的总和，自2012年起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经济体和专利申请国，在世界舞台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在全球增长低迷的背景下，跨境投资和全球产业合作对经济增长重要性越发显著。一方面，跨境投资能够改善资金和技术要素的全球配置并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从资金要素来看，2017年银行贷款和股票债券等高流动性资本占总跨境资本流量比例的65%，这些资金改善了流入国的融资条件，为实体经济体提供信贷和金融支持。从技术要素来看，有学术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效率，加快了国内的技术进步。伴随着跨境投资的流动，更先进的管理经验得以迅速传播，更高效的科学技术得以蓬勃发展，更现代的经济制度得以落地生根。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从1990年的2005亿美元猛增至2016年的1.9万亿美元，有力地推动了全球贸易总额从4.4万亿美元上升至20.6万亿美元，全球GDP从1990年的29万亿国际元增加到2016年的121万亿国际元。另一方面，全球产业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共同、繁荣发展。全球产业合作通过将一国产品和服务交换给另一国生产相对更有效的商品和服务，促进一国资源有效利用，并最终塑造更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和福利。与此同时，随着生产逐渐跨越国界，各国、各区域通过复杂的投资、产品和人力资本网络实现全球一体化与合作共赢。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发达国家中88%的受访者认为全球化与全球产业合作对本国经济有益处；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在高、中、低全产业链中通过产业融合获得了巨额收益。
尽管如此，当前全球长期稳定资本严重不足。近些年对长期发展有较大外溢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连续4年同比大幅萎缩，发达经济体跨境投资降幅高达40%。全球FDI低迷将对全球未来增长和一体化投下阴影。一是国际生产扩张速度进一步放缓。跨国公司全球资产和雇用增长放慢，将对发展中国家带来更严重影响。二是全球价值链扩张趋于停滞。贸易中外国增加值占比在经历20年持续增长后，近几年出现下滑，这表明各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减弱。造成FDI投资下滑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从2017年10月到2018年4月，大约30%的新引入投资措施是限制性的。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对中国投资的审查比例从2008年之前不到5%上升至20%。二是地缘政治和贸易摩擦加剧产生冲击，全球化面临着巨大挑战。在长期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风险增加，全球跨境并购较上年大幅下降22%。
面对新时代下国内国际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我国亟须加大创新对外投资方式的力度，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局，助力实现中国与世界共赢局面，推动全球经济协同增长。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部挑战，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特别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应对国际挑战。具体来说，党的十九大报告还作出了“创新对外投资方式”这一战略部署。应该说，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一方面，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不会停止，今天中国一、二线城市的消费需求很多方面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化都市已不相上下；但另一方面，供给端的水平仍然相对落后，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远远跟不上。2015年，中国的单位劳动产出仅为美国的7.4%，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在这个背景下，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中国产业水平，迫在眉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条实现的路径：一是进行自我创新，这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尤其是资本市场建设；二是实行“拿来主义”，这需要我们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发挥对外投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进先进技术和成熟商业模式，对接中国市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步伐，实现跨越式发展。
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是应对国际变局的必然要求。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很大程度上折射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情绪，面对全球化进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某些国家以安全审查为借口，对来自包括中国等国家在内的直接投资提高壁垒，中美贸易摩擦将这种制约和对抗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在很多领域对中国的技术输出进行封杀，一些西方国家也纷纷效仿美国出台类似的安全审查机制。这不利于美国和这些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或复苏，但的确也对我们通过对外投资带动“走出去”和“引进来”增加了巨大的障碍。这要求我们必须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更加精准地判断和把握这些发达国家与我国产业结构的互补性，更加巧妙地设计利益捆绑的交易架构，营造互信互助的合作机制，并真正有效对接其产业与我国消费者市场，创造共赢局面。
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是提高中国对外投资水平的必然要求。过去一段时期，中国的对外投资尤其是直接投资呈爆炸式增长，在2016年达到了170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峰，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值得担忧的现象。一些企业具有非理性的对外投资倾向，有的投资在真实性、合规性方面较为欠缺，有的则与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政策要求不符，甚至对国家的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2017年以来，随着对外汇流出和海外投资的监督管理的加强，对外投资活动大幅下降。因此，急需我们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构建有效监管框架，避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创新对外投资方式，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也是建设“一带一路”和实现中国与世界共赢局面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未来15年，预计我国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2万亿美元，这将为世界各国发展带来更多机遇，也将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崛起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提出， “着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如何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下个阶段的重点。
“一带一路”的本质是经济合作，是一个新型的全球化，它跟西方主导的近百年的上一轮的全球化相比有显著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新型的全球化是依托于13亿中国消费者市场，因此有可能为世界带来增量而避免了零和游戏，中国的13亿消费者群体是今天世界上单一最大也最为重要的消费者群体。因此，今天中国消费者市场和它的持续升级，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所有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不仅对世界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对世界和平也同样重要，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最大的确定性。
借鉴上一轮全球化的历史，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应注重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进行优势交换；二是应力求商业可行性，应努力实现盈利或中长期盈利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应注重实现双赢，不能竭泽而渔，零和游戏，西方国家很多在亚非拉国家的掠夺性开发今天后患无穷，中国的崛起如果不能惠及世界也将是不可持续的；四是应该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切忌一蹴而就。
“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是通过对外投资，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量带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去，引导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相互交换比较优势，实现共同发展。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抬头，不断出台外资审查新规，对中国资本设置各种障碍。这要求我们合理布局对外投资，不断创新对外投资方式，真正能够实现互利共赢，才能将“一带一路”倡议付诸实施，使中国的崛起惠及世界，为全球增长与和平提供重要的解决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真正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保障和唯一选择。
“一带一路”沿线，既包含发展中国家，也包含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应注重发挥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成本低廉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和一些中低端行业的相对比较优势，以东盟、南美、中东欧等区域为对手方组建双边基金，搭建产业合作平台，推动互补产业的切实合作。发达国家方向，应注重投资于一些先进的技术、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与中国庞大的消费者市场和强大的制造能力结合，拉动我国产业升级，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能够延续发达市场的繁荣，为其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实现双赢。
“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依托中国经济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协同增长
如何用好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为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服务，发挥战略性作用，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照抄。近年来，国际上若干国家如法国、沙特等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尝试发挥主权财富基金的战略性作用，但迄今没有成功的先例，当然，他们也缺乏一个正在高速发展的母国经济。我们应该依托并服务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自己去摸索和创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具体可按照发达及发展中经济体与中国产业发展阶段的差别，聚焦美国、欧洲及以色列、日本与韩国、新兴经济体四条区域主线，重点关注工业制造业、TMT（科技、媒体、通信）、医疗、消费四大行业与我国市场的对接，以及基础设施等我国优势产业的输出，打造行业伙伴及国家伙伴的矩阵模式，通过设立双边基金与打造跨境投资平台结合，推动全球经济协同增长。
设立双边基金，投资于与中国有产业互补空间的国家或地区相关产业，并嫁接中国市场，助力国内产业升级、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外帮助国外企业扩大中国市场，实现互利共赢的理念，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推动全球经济协同增长的重要抓手。我国的金融机构和世界上多个国家的金融机构曾设立了多只双边基金，其中不乏成功案例，但也有不少失败的先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出资全部或大部分来自政府，缺乏市场化、商业化运作机制；有的是因为未能在两国之间实现产业互补和增量合作以寻求共赢，结果变成零和游戏；有的不能形成真正相互信任和无缝对接的工作机制，从而无法解决跨境投资活动最大的信息不对称的困难；有的因为跨境合作的企业存在文化冲突或安全审查等监管措施的升级而流于失败。新时代下，面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当前我国产业发展阶段的特征，我们可按照“共同出资、利益捆绑；共同管理、强强联合；交换比较优势，商业可行；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等原则设立新型双边基金。
2017年11月，在中美两国元首见证下，中投公司与美国高盛集团签署成立规模50亿美元的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该基金的设计理念基于中美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商业化原则。尽管中美经济的竞争性逐步增强，但两者仍然有巨大的互补性。美国很多中西部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水平仍普遍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通过双边基金投资于这些企业对接中国市场，对我国而言，可以满足国内消费升级并促进产业升级，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要求。例如，约翰迪尔是美国的拖拉机产业的百年老店，在中国依然有巨大的空间，被中国农民称“拖拉机里的宝马”；美国传统行业企业A.O.史密斯热水器公司，正是因为十几年前来到中国，每年实现20%以上的强劲增长，一举跻身标普500强。对美国而言，中国市场使得其很多相对传统的产业获得新生，为其蓝领工人增加就业机会，而这正是特朗普的竞选纲领。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备忘录签署不久，遇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不利局面，基于互利共赢的理念，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得以完成初步募资、在美进行投资并实现了中国市场对接。基金投资方来自世界各国的投资机构及产业伙伴，最大限度地团结了支持中国经济发展和中美产业合作的各方积极力量；完成了首个投资项目——总部位于美国的一家制造业企业，并推动了该企业与我国电子领域多家企业的业务对接，提升了我国手机、服务器、高铁、飞机、电动车等产业的相关技术水平，该公司连续两年在中国市场的收入增长100%，践行了中美制造业基金合作共赢的理念。2018年4月，在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启动之际，中投公司与高盛在中美贸易摩擦的不利局面下，成功举办了中美产业合作芝加哥峰会。
与美国和高盛的合作为双边投资促进互惠共赢的理念形成了很好的示范效应。2018年10月，在李克强总理和安倍晋三首相共同出席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期间，中投公司与日本野村证券、大和证券、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五大日本金融机构联合签署设立了中日产业合作基金，目标规模为10亿～15亿美元，将投资于中日两国及第三方国家的制造业、通信传媒、医疗、消费等行业企业，共同推动中国和日本产业的全方位合作；2018年11月，中投公司与英国汇丰集团、Charterhouse签署了中英创新合作基金的意向书，设立规模10亿英镑的中英合作基金，投资英国优质企业，并帮助其拓展在中国的业务和潜在市场；2019年3月，在习近平主席访法期间，中投公司与法国巴黎银行、欧瑞泽基金签署成立了规模10亿至15亿欧元的中法产业合作基金，投资于希望在中国开拓市场的法国企业和第三方国家企业。目前，还正在沿着美国、欧洲及以色列、日韩、新兴地区四条区域主线推进多个双边基金。
依托于双边基金，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可以搭建产业对接和跨境投资生态系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助力全球经济协同增长。国有金融机构有义不容辞的的责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和海外资本“引进来”提供平台支持和服务，搭建产融结合和中国与世界深度对接的生态系统，与广大的民间资金、地方产业基金和中国的产业界更好地结合到同一个平台上，协同作战，对内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对外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实现国家经济金融外交战略，真正发挥战略和利剑作用，既有助于避免金融“脱实向虚”，也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一种避免对外投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
2017年6月，“中投论坛2017暨‘一带一路’与跨境投资CEO峰会”在北京举办，首次为全球技术对接中国市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非诚勿扰”式的平台。2018年4月，中投公司与美国高盛集团在芝加哥共同举办了中美产业合作峰会，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有来自政商界近400名人士与会，该峰会推动了中美产业界和省州层面的合作，深化了中美经济融合，也是中国的金融机构首次带领如此规模的中国企业界“走出去”，服务实体经济。2018年11月，“中投论坛2018暨国际产业合作及跨境双向投资CEO峰会”在北京成功举办，值得一提的是，时值中美贸易摩擦的紧张期，美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们纷纷杯葛了同一周举办的“进博会”，但高盛集团CEO大卫·所罗门前来参会并发表主题演讲，表达了看好中国经济未来和依托中美基金积极推动中美产业合作的观点，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19年7月1日，在二十国集团峰会（G20）和中日两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大阪会晤刚刚结束之际，中日产业合作论坛在日本东京召开，来自中日两国政商界的600多家机构（中日各300余家机构）、1100多位中日人士参加了论坛，现场促成了一百多场一对一会谈，就如何推进双方企业互利发展、促进双方地方政府合作、加强投资合作等议题展开了研讨，是近年来中日两国在产业合作与投资领域举行的最大规模盛会，更好地促进中国与日本有真实产业或技术对接。
历届论坛的成功举办，为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跨境投资国家队”的形象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团结了国内外企业家和金融界人士，总参会中外企业家逾5000人。下一步依托这数千家企业客户群，建设跨境投资项目数据库，利用大数据对接企业跨境合作机会并开放给全社会，与论坛和峰会相配套，实现“中国价值创造”的常态化运作，为促进跨境投资合作搭建一个更加开放、更具可持续性的投资生态圈。
根据世界银行和IMF预测，2017—2019年间，中国经济将继续贡献全球经济增量的33%。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见签的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协议的最后一轮磋商谈判中，高盛集团一位资深合伙人感叹说：“中国故事将是一个几个世纪的故事。”在世界各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中国创新对外投资方式，率先探索出新型双边基金与跨境投资平台结合的方式，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先进技术“引进来”，真正实现互利共赢。未来，依托于中国市场的增长和中国价值创造能力，我们可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合作，在共享投资机会、更好实现财务回报、发挥战略作用、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等方面相互学习借鉴，欢迎和吸收其资金参与双边基金，共同推动中国与世界的产业合作，分享中国经济的成功。尤其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如果能够有效吸收和团结发达国家的资金，还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阻力，形成全球资本和中国制造及中国基建的分工协作模式，形成合力，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推动全球经济协同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