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1969年7月20日，阿波罗11号载着三个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不仅标志着人类在太空探索中的巨大突破，也意味着美国在与前苏联的太空竞争中真正取得了彻底领先的地位。事实上，这一成果得益于1957年10月4日的“斯普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的倒逼。这一天，前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进入地球轨道，震惊了整个美国。此前，美国一直认为自己在导弹和航天领域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两次试射人造卫星均告失败。在当时的冷战环境下，前苏联的技术突破令美国和其盟友的国家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此，美国开始制定详细的太空探索计划，1958年成立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和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发现前苏联培养的科学家是自己的2-3倍之后，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研发和人才培养上投入巨大的资金，1959年，美国国会拨付1.34亿美元给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比前一年多了近1亿美元。1961年4月12日，前苏联率先将宇航员尤里加加林送入地球轨道，再一次强烈刺激了美国。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科研投入与人才培养，NSF在1968年的预算接近5亿美元。
1968年12月《时代》周刊以美国宇航员追赶前苏联宇航员飞往月球作为封面，终于，美国在应对前苏联的挑战中跑到了前面成为赢家（电影《隐藏人物》精彩地描述了三位黑人女数学家在其中的贡献）。今年7月，《时代》周刊复刻了这一封面，宇航员变成了四位，分别来自美国，蓝色起源公司，SpaceX公司（分别由亚马逊和特斯拉创始人贝索斯和马斯克设立）和中国。
2019年5月10日，美国国会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税率从10%增加到25%，特朗普同时威胁将这一税率施加在剩余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之上。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华为及70家子公司纳入相当于贸易黑名单的“实体清单”，2天后正式生效。据我观察，美国实施华为禁令给中国造成的震撼，超过了一年多来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给中国制造的压力，中国企业和国民感受到了发展道路上来自美国及其盟友前所未有的挑战，迎来了堪比“斯普尼克时刻”的“华为时刻”，尽管这个名词可能要若干年之后才会出现和流传。
即使美国在未来某个时间放宽或者撤销华为禁令，“华为时刻”都将推动中国重新思考经济发展道路、加强原创科研开发与人才培养、提高企业和国家竞争力。事实上，“挑战与应战”恰恰是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诠释人类文明兴衰的核心力量。一个文明，如果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诞生和成长起来；反之，它就会走向衰落和解体。美苏竞争的历史教训并不遥远，在过去30年里，中国也成功应对了一系列的外部挑战，例如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美军轰炸的时刻，2001年4月1日中美南海撞机的时刻，正是中国国防军事力量崛起的转折点。
本文的目的在于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面对“华为时刻“和贸易摩擦压力下，能够在相对短的时间里持续提升竞争力，从而在整体上提升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新方法（本文不涉及短期内“治标不治本”，已被市场广泛讨论的各种应对经济下行的政策举措）。
竞争力含义广泛，经济学通常以“全要素生产率”，即扣除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对GDP增长贡献之外的生产率（后文简称“生产率”），作为衡量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指标之一，也就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因素（包括产权、税收、教育，法治，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等）对于GDP增长的贡献（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中国在拥有很强硬实力的基础上，如何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巧实力来迎接挑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对这三个概念的论著）。
发展经济学的失败
众所周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巨大，例如美国一个普通工人两周工作的收入相当于坦桑尼亚一个类似工人一年的收入。但令人意外的是，发展经济学和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在过去半个世纪为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所开出的各种药方基本都失败了。穷国依然贫穷，二战后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屈指可数。
原因大致有三点：第一，制度创新或者模仿复制发达经济体制度的建议听上去简单明了，但除了大家熟悉的“后发劣势说”之外，事实是“落后”的“旧”制度往往具有长达百年甚至千年的强持续性，很难转化为“先进”的“新”制度。研究发现英美法系更注重企业的产权保护和鼓励竞争，使得企业的生产率和科技创新更强，但对于实行大陆法系的国家来说，这样的发现于事无补。此外，即使在同样制度下，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巨大，例如美国，中国和印度生产率排在最前10%的企业，分别是排在最后10%企业的3.3，4.9和5.0倍（谢长泰，Peter Klenow，2009），这样的差距来自何方？
第二，如果差距来自于科技创新，从这个角度去缩小差距其实是一个“知易行难”的药方。既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又需要知识产权等一系列制度保护，即使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科技研发与人才培养同样需要长达十几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取得突破。这既是类似华为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如此稀少的原因，也是“华为时刻”让国人如此震撼的关键：美国高关税对中国经济下行和失业率的压力仍然可控，但应对高科技封锁的挑战的困难更大。换言之，建议中国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以科技创新来应对压力有些“奢侈”和“不接地气”，远水不解近渴。
第三，从本质来讲，经济学家对于“生产率”的理解不够深刻，由于“制度”这个概念过于庞大复杂，究竟哪一种具体的“实践”可以帮助企业在相对短的时期提升竞争力，经济学家并没有找到让人信服的答案。举例来说，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关注企业董事长和CEO对于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希望找到优秀企业家的特征，然后找到符合条件的企业家就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现实中，大量的企业也采取频繁更换高层管理人员的做法希望取得快速疗效。然而结果并不理想，第一，优秀企业家共同性的特征难寻，通常是个人独到因素，因此难以复制；第二，优秀企业家难以直接通过MBA教育进行培养，其数量远远少于企业数量；第三，争夺企业家通常使得他们薪酬的大幅上升，却不能带来同等企业业绩提升幅度。即使企业家有点金之术，对他们的争夺只会造成企业竞争能力的转移，并不会提高一个国家整体的竞争力。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在何处？
在我介绍能够在短期内提升企业生产率的新发现之前，有必要提及一段插曲。由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快速增长对比同期“发展经济学”的失败，一些学者尝试建立中国学派，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推广到发展中国家，但事实上，中国成功的制度背景很难在其他国家进行复制。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所谓的“奇迹”，高速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投入，中国的“生产率”并不高，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甚至弱于巴西、墨西哥、叙利亚、委内瑞拉、巴拉圭、阿尔及利亚、印尼、泰国等（Charles Jones, Paul Romer, 2010）。
褒奖“中国经济奇迹”的学者，似乎都忘记了经济学界的一段往事：二战后，东亚国家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世界银行在1993年冠之以“东亚的奇迹”。然而，1994年底，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东亚奇迹的迷思》指出，东亚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密集的劳动力投人，没有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这种增长模式和前苏联相似，不能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我清晰地记得，当年国内经济学界群起反驳，一时好不热闹。然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印证了克鲁格曼才是站在正确的一方（当然，他承认并没有预见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和过程）。
管理实践是一种软技术
回归本文主题，短期内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生产率的新方法，和前文提到企业家执行的优质“管理”功能只有两字之遥：优质“管理实践”（“管理流程”可能更适合国内语境）。请大家不要嘲笑这个简单的答案，经济学家发现这个答案的过程，一如我刻意构造此文的结构，让大家感觉揭秘的过程十分漫长。经济学家习惯关注宏大的叙事，企业管理实践这么细节的话题，相比“制度”来说，从来不是经济学家在意的焦点，留给管理学家去研究就好。遗憾的是，经济系和管理系在绝大多数大学都分属不同学院，教授们彼此无来往，管理学家也几乎不关注国家竞争力这类话题。而且，管理学家长期采取的“案例”和“问卷调查”研究方法，一直不被关注“大数据”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因为“案例”有选择偏差，不能解释成功企业和落后企业之间的真正差距，而“问卷调查”受到各种人为干扰因素的影响。事实上，管理系从来没有用客观衡量的“管理实践”来解释是国家之间，企业之间在生产率上的差距。
突破来自于斯坦福大学教授，曾在管理咨询公司工作的Nicholas Bloom，他与合作者采取了“双盲”的问卷调查方法，即被采访的企业管理者并不知道处于问卷调查之中，由于这些制造业企业只是中等规模（雇员人数在500-1000之间），知名度不高，采访的MBA学生并不知道除了企业名字之外的任何财务信息，不会先入为主地判定被采访企业的管理实践能力。他们设计的问卷对3个大类（监督、目标和激励）18项标准化的管理实践（例如业绩追踪、评估、目标管理、奖优罚劣、人才的吸引，管理，晋级与保留等）做出清晰的评分指引，从低到高分成1到5分五个等级。每个企业的综合得分为18项评分的均值，在此基础上计算企业所在国家的管理实践得分。下图显示跨国比较排名，国家或地区边上的数字代表被采访企业数量。
不巧的是，524家中国企业的综合得分和目标管理得分都排在了末位。如果把企业按地区显示综合得分分布，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差距会更大，例如美国695家企业的综合得分分布接近正态，得1分和5分的比例接近，围绕平均分的企业比例最多。相反，中国几乎找不到综合得分超过4分的企业，而这样的企业在巴西、印度、希腊和葡萄牙都有一定比例（Bloom教授在2016年把调查的企业扩展到35个地区，数量超过11000家，覆盖制造业，零售业和服务业例如学校，医院，律师和税务事务所等，763家中国企业的平均综合得分为2.71，排名第20位，超过了巴西，印度，但仍然落后于希腊和葡萄牙）。
有趣的是，将企业CEO对个人管理能力的自我评估得分减去所属企业的综合得分，平均分最高的五名就是上图中的后五名，而得分最低的是美国。可见，企业管理业绩差的CEO反而是自我感觉最好，最为过度自信的。
和中国的经济增速比较，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综合得分低的结果让人意外，但仔细一想又没那么意外了。流行的说法“西方企业靠制度管理，中国企业靠人管理”正是在强调中国企业在管理制度上的缺失。相比美国企业的朝九晚五工作制，法国每周更短的工作时间，年初在国内引起广泛争议的“996工作制”的背后同样是中国企业在管理流程上普遍存在的低效率（相应地，管理实践得分和人均GDP的差异也是一致的）。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企业对精细化管理的重视度不足，甚至嘲笑外资企业在这方面的投入，但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外企业在管理实践上能力的差距一下子凸显，依靠制度管理的外资企业可以裁员增效，而中资企业裁员却不容易换来效率增加的结果。
单独考察每个地区企业管理实践综合得分与生产率、利润，销售增速等财务数据，会发现彼此之间存在清晰、统计显著的线性关系。换言之，与其费时耗力、效果并不明显地从国家宏观层面进行制度模仿和转换以提升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不如采取在企业管理实践层面的学习与借鉴，这样的做法并不受到优秀企业家数量有限的制约。当然，与直觉一致的是，教育，竞争，劳动力市场制度，企业股东结构等都会影响企业的管理得分，例如政府，家族控制的企业得分较低，跨国公司的得分较高；股东较分散的上市公司得分要高于股东集中的公司。
更加重要的是，Bloom教授的研究显示，采取优秀的管理实践，企业可以在短期内就取得显著的效果。例如在印度纺织企业采取的实验结果显示，采取5个月的标准化管理实践改进的企业，在一年时间里相比未改进的同类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了17%，利润多出30万美元（这些企业的平均年销售额为745万美元）。即使企业需要为学习和实施先进的管理实践支付一定的费用，但一次性的投入可以换来长久的绩效提升，显然是值得的。
磨砺生辉，行稳致远
类比前文提到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划分，如果说科技创新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硬”技术，那么企业管理实践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软”技术。Bloom教授发现，国与国之间在生产率上的差异，平均来说，有30%来自于企业管理实践的差距，在一些国家这一贡献度甚至超过50%。我必须强调的是，Bloom教授关于管理实践的一系列研究，不仅使得经济学和管理学之间的隔阂被打破，更有助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提升竞争力，被普遍公认为过去十年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难以取得新突破的环境下，他与合作者的成就格外令人敬佩。
对于中国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相比难以实现的科技创新和难以改变的制度因素，实施优质的管理实践“知易行易”。尽管经济下行给企业管理带来压力，但这也是进行改革和调整的好时机。中国企业只有经历“磨砺“，才能迎来“生辉”的时刻，才能够真正做到“行稳致远”。
回看历史，《华尔街日报》成立100周年之际，曾经邀请专家去预测未来25年经济发展表现最佳和最差的国家，列于前者的有泰国、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和津巴布韦，而列在后者的正是中国。到了2014年，《华尔街日报》不得不承认专家的预测错得一塌糊涂。
当前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和“华为时刻”，市场的情绪偏于悲观。我想和企业家们分享这段预测的故事，同时提醒大家，即使是美国，在面对“斯普尼克时刻”后，也用了12年才赶超了前苏联。如果我们能够以长远的眼光去面对挑战，那么困难也会逐渐化解。中国经济的治本之道就在于摒弃阻碍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积极与全球各国在全方位携手合作，以释放民间经济的活力为根本，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前进的方向。在实现这些长远目标的道路上，中国企业一定要学习和执行优质管理实践，巧妙地结合“硬”技术和“软”技术，企业与国家的竞争力才能真正强大，实现可持续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