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相比其他大国，中国在缅甸拥有怎样的影响力?缅甸2011年大选之后，中、美、日、印四国在缅甸的影响力有什么变化?这一问题事实上涉及中国崛起的周边环境的变化问题，是未来中国崛起过程中将会不断面临的挑战。大国的崛起不但面临霸权国的压力，同时也有来自周边的制约。由于一些邻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尚有领土纠纷，大国影响力在这一区域的变动影响着中国处理方式的选择，也对中国“和平崛起”提出考验。
当下美国对中国清晰的战略角色定位和“印太战略”的提出使得中国崛起同时面临来自体系和地区两个层面的压力和挑战，在此背景下周边对于中国崛起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经略周边也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支撑。努力经营一个符合中国利益的周边环境对于当下的中国崛起而言十分重要，如何更好地经略周边成为重要的课题。周边的重要性涉及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塑造、维持一个稳定的周边。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流派和理论，更多的是从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切入分析。目前的研究大多可以被分为:外交理念阐释和外交策略的制定、选择和分析两大类。以上研究在周边理念、战略选择以及机制设置方面提出了有益的探讨和尝试，对周边的战略地位进行了必要而详细的分析，但这种分析有时过于偏重概念和宏观结构，对于中国与其他主要竞争大国在中国周边具体的影响力的变化缺少有效和必要的分析。
目前，大凡研究缅甸与大国关系的文章中，基本都会有“制衡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这一表述，但是通常作为一种暗含的假定或者是影响大国对缅政策的重要变量，亦或是政策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对于影响力本身很少做出系统的讨论。日本在缅甸的影响力是否正在恢复?美国、印度在缅甸的影响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在引发思考的同时，也凸显在未来中国崛起进程中周边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中国需要做的不但是要处理与大国的关系，同时也要突破崛起的周边制约。
纵观历史，一国的成功崛起不单单是自身实力的增长，也需要周边国家的支持甚至追随。希波战争之后，雅典的成功崛起就是大国在其周边影响力变迁的重要案例。同样，中国也面临美国霸权的干预和其他地区大国的竞争，中国与其他大国在周边影响力的变化将对中国崛起的周边环境带来新的挑战。本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试图对中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四国在缅甸的影响力进行分析，尝试利用量化分析手段对现有经验性研究的结论或假定做出判断和修正，明晰中国与诸大国在缅甸影响力的变化趋势，以利于有针对性地维持、提升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
本文首先梳理现有的关于中国与诸大国在缅甸影响力研究的一般性结论或假定，对“制衡中国影响力”这一常见的论断或假定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利用量化分析手段以高层互访频率和非对称依赖作为测度指标，分析中、美、日、印四国在缅甸影响力的变化，详细分析这一变化的特征，对前文的结论或假定做出判断和修正，并探讨对现实的政治意义。
二、文献评述
2017年11月19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内比都提出建设“人字形”经济走廊，中缅关系的发展得到进一步实质性推进。缅甸方面为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建设，挂牌成立了“一带一路”协会，用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所涉及的项目开发、合作等事项。2018年9月9日，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和缅甸计划与财政部部长吴梭温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建中缅经济走廊的谅解备忘录》，从官方层面确定了共建“人字形”中缅经济走廊的倡议，随后又举行了“中缅经济走廊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成立了12个重点合作领域的专项小组。这一备忘录的签署既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回应，同时也是构建中缅关系进一步提升的重要载体。
然而，随着缅甸民主化推进和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的再次兴起使得中国在缅甸的经济活动有被政治化的风险。由于企业在缅甸处理与地方民众关系方面存在不足，缅甸民众对中国在缅投资的认知出现敌视情绪。缅甸重要的战略位置与其国内政治、经济的不完善形成鲜明的对比，通过中立政策力图规避成为大国博弈的战场，但最终依旧成为各大国拉拢、争取的对象。“缅甸是通向未来的钥匙，这里的博弈将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未来国际格局的走向，世界各主要大国显然都加大了对缅甸的战略投入。”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面临的缅甸国内挑战包括:第一，经济活动的政治化;第二，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的批准和建设没有考虑当地的态度和影响;第三，对中国产品和项目的负面评价;第四，反华情绪上升等问题。
以上问题的出现与缅甸国内政治变革、美国等大国对缅接触的增加相互强化，中国在缅甸影响力的问题愈发受到关注。自1988年以来，由于西方国家集体对缅甸实行制裁，谴责缅甸的政权形式，缅甸采取了偏离“中立主义”外交原则，采用倒向中国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缅甸1988年的国内政治变革使得‘在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下，仰光的军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向北京寻求帮助’。”缅甸的这一政策选择也被认为是中国快速增强在缅甸影响力的重要机会窗口，在此后论述中缅关系的文章中，几乎都认为中国在缅甸拥有主导性的地位。但大选之后的缅甸加强了与其他大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学者们又再一次聚焦中国、美国、日本和印度在缅甸的战略以及影响力的变化。
将中缅关系纳入大国竞争的框架，在现有各大国与缅甸关系的研究中，存在着三个较为常见的结论或假定:
此类文章强调缅甸国内政治的变革对中缅关系的影响。自从奈温通过军事政变手段取得缅甸的领导地位后，缅甸于1962～1988年进入军政府统治时期，而后的民主化进程伴随着国内不断的暴力与冲突以及各个党派之间的斗争。缅甸国内形势的变迁对于缅甸未来的外交工作有较大影响，而这也是从国内视角研究中缅关系的重要前提。刘务从不同时期缅甸政府外交政策的演变入手分析中缅关系的变化。李晨阳、蔡鹏鸿、宋清润等学者以缅甸大选为重要节点分析新一轮的大选可能会对两国关系产生的影响。李晨阳认为，“未来中缅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依然存在，中缅还将继续加强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合作，但中国在众多大国对缅关系中独占鳌头的局面将不复存在，缅甸在中缅双边关系中的主动性会上升。”蔡鹏鸿也认为，“中缅关系将成为正常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宋清润同样认为，“大选后的中缅关系将继续沿着友好方向发展”，但将面临诸多挑战。
这类研究强调美国等国家对缅甸政策的调整对中国影响力的制衡和冲击，具有代表性的是马利克(J.MohanMalik)关于中印之间的竞争。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尽管中印双边关系显著改善，但这两个亚洲大国在冷战后的亚洲争夺影响力的地缘政治竞争正在加剧。在中印争夺地区霸权的斗争中，最明显的当属缅甸。缅甸在中印两国之间占据着关键的战略地位。”这类研究都有意无意地将抗衡中国在缅甸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作为重要的假定或变量，这一现象显示出中国前期经略缅甸的重要成就。陈霞枫认为，缅甸的国内变革将加速美国、欧洲、日本等地区和国家对缅甸的战略争夺，中缅关系虽总体向好，但缅甸国内对中国投资存在政治化偏见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不断上升，因此强调未来在公共外交领域的工作。美、日、印三国在不同时期对缅甸的不同政策以及缅甸平衡外交政策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缅关系的发展。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范宏伟、刘晓民、谢士法、邢红梅和岳德明等分别从日本、缅甸平衡政策以及地区格局的变革等视角以历史、政治等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缅甸国际环境的变化将会对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造成冲击，这一客观现实也促使中国未来在与缅甸的交往中更加注重多层次的关系建构。
假定C
中国在缅影响力下降的同时其他大国的影响力将会上升这一类的研究侧重缅甸大国平衡外交或者中立主义外交原则的研究，认为缅甸政府通过改善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对中国影响力的制衡，同时其他大国在缅甸的影响力也将上升。这一类研究认为，“日本在缅甸重新燃起的兴趣和经济影响力，以及美国、印度和欧盟所扮演的角色，可能会削弱中国在缅甸的地位。”在现有的研究中经常出现以下判断:“为了阻止中国将缅甸视为卫星国的意图，所有迹象都表明，缅甸将寻求平衡中国与印度的影响力”、“过度依赖中国的困境鼓励缅甸与印度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并接受后者提供的援助”、“缅甸任何形式的疏远(中国)都会受到东盟、印度和美国的欢迎”、“对缅甸来说，与印度的密切关系有助于抵消其在政治支持、经济发展和国防援助方面对中国的依赖”。正如貌昂苗(MaungAungMyoe)所言，“仰光一直试图寻找替代方案，以抗衡中国在缅甸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以上三个常见的研究假定或结论形成的逻辑是对现有政策理性分析基础上的经验判断，但是对于中国到底是否拥有主导性的影响力以及缅甸政治变革之后美、日、印等国在缅甸的影响力是否出现明显的提升这些问题并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这也凸显出定性研究的局限性。下文将尝试使用量化分析的方法，以互访频率和非对称依赖权力测度为衡量标准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并对以上三个假定或结论进行检验。
三、中美日印在缅甸的影响力变迁:基于高层互访频率和非对称依赖的量化测度(2010～2018)
独立以来，缅甸拥有的资源并没有支撑起像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的发展水平，④其经济发展能力和地缘政治价值之间形成鲜明对比。目前，缅甸与东盟其他国家相比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缅甸对于地区格局的作用却十分明显。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日本的“民主自由之弧”等都将缅甸作为重要的战略支撑点。对于其他大国而言，缅甸曾是冷战时期“包围中国的缺口”，而今已经演变为中国进入印度洋的入口。制衡中国符合缅甸和其他大国的战略诉求，但是中国影响力的降低并不意味着其他大国影响力的上升。本节以高层互访频率和非对称依赖权力测度为标准，对中国与其他三个国家在缅甸的影响力进行量化分析，在验证上文提到的三个假定和结论的同时，对大国在缅甸影响力的变化提出修正。
(一) 缅甸与中、美、日、印的历史关系概述
历史上的缅甸曾是中南半岛上强大的国家，在经历了蒲甘、东吁、贡榜等强大的王朝统治之后，逐渐走向衰落。英缅战争之后，最后一代君主锡袍王被流放，缅甸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受英属印度总督的管辖。二战期间，缅甸曾一度被日本占领，之后在昂山等人的领导下于1948年组建缅甸联邦，缅甸的历史发展进入新的时期。独立之后的缅甸虽然得到美国的援助，但国内政治并不稳定，族群政治、宗教问题等成为影响缅甸发展的主要症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与缅甸保持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1. 中缅关系
缅甸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邻国，长期以来与中国保持政治、文化和经济的联系。根据中国史书记载，两国官方关系可追溯到唐朝时的骠国。在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中，缅甸并不算是较为典型的朝贡国家，两国之间冲突时有发生，清缅战争之后，清朝与当时的贡榜王朝达成“十年一贡”的约定，双方关系走向成熟和机制化。近代以来，随着三次英缅战争，缅甸被英国吞并，清政府虽进行外交干涉，但囿于实力，无力改变这一现实，中国与缅甸的关系演变为中英关系。经历二战的洗礼之后，中缅两国获得新生，缅甸作为中国的邻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建交后，随着边界的划定和国籍、国民党残余部队等问题的解决，双边关系愈发密切。建交以来的中缅关系虽经历冲击，但关系总体向好，特别是1988年缅甸国内政治变革以来，双方关系日益密切。2011年民主化改革之后，双边关系进入新阶段。
缅甸由于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在古代中国其战略价值一直受到忽视，但随着纳入全球体系进程的推进和两国关系的发展，缅甸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缅甸对中国的战略价值最早表现在明代的“永历西狩”，近代以来则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滇缅公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则有“仰光走廊”的称谓。因此缅甸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更加凸显。目前中缅油气管道和“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设都是缅甸地位的重要表现。
2. 美缅关系
美缅关系的发展阶段性明显。冷战爆发之后，缅甸实行中立主义政策，美国对此表示接受，并对缅甸进行援助以利用缅甸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威胁。但美国的援助并不是无条件的，特别是美国对残留在缅甸的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支持使得缅甸拒绝了美国的援助，双边关系保持稳定，并没有太大的波动。1988年缅甸国内政治变革之后，美国开始对缅甸实行制裁，冷战之后更是加剧，“自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高举‘民主’和‘人权’的大旗试图颠覆缅甸的政权组织形式。”“2005年1月，美国政府公开宣称缅甸为‘暴政前哨’和‘边远的暴政’，并试图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缅甸的决议。同年七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批评缅甸是该地区民主的‘毒瘤’。”随着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缅甸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上升，希拉里与奥巴马先后访缅，双方关系改善。昂山素季上台之后，美国对缅甸的制裁松动。“在美缅关系中，中国因素始终是美国调整对缅甸政策的深层次动力，美国在对缅甸政策调整中充斥着对中国因素的关注、评估、疑虑、平衡和遏制等因子。”
3. 日缅关系
从历史维度分析，日缅关系的发展波动较大。二战时期的占领和二战之后对缅甸的补偿使得双边关系开始深度推进，日本的战后赔偿问题就是从缅甸打开了缺口。由于昂山和奈温等都曾是受日本培训的“三十志士”成员，因此奈温掌权之后的日缅关系较为密切。当时的日本是缅甸最大的援助国，“日本对缅经济援助是巩固与深化两国政经关系的基石，也是检验日缅关系的‘试金石’。”1988年之后，由于日美同盟关系，美国对缅甸的制裁也同样影响日缅关系，日本对缅甸的援助大减，双方关系的蜜月期结束。进入21世纪，日缅关系有所恢复，特别是缅甸民主化改革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2015年“11月8日，缅甸举行大选期间，安倍政府除了派遣以笹川阳平为团长的选举监督团以外，还命令日本驻缅大使馆全程参与选举监督，为自由和公正地实施选举提供支援”。并且，日本在缅甸土瓦经济区的建设取得较好的效果，密切了两国的经济关系。
4.印缅关系印度和缅甸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追溯到古代时期，但那时更多的是文明的影响，政治性较弱。=殖民地时期，缅甸经历了并入印度联邦和脱离联邦的过程，这一过程影响了之后印缅关系的发展。两国独立之后虽然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之后印度开始对缅甸的国内政治不满，多次批评缅甸军政府，支持流亡印度的缅甸政治团体。20世纪90年代，印度推行“东向政策”，缅甸的地位开始上升，两国关系好转。李晨阳认为，印度“对缅甸政策发生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印缅关系从“建设性接触”上升为“互联互通”，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展。缅甸对印度的态度也发生变化。缅甸多次表态，“完全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总体而言，缅甸目前在中国与其他三个大国的地区或全球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成为大国争夺的对象。缅甸国内政治民主化为改善缅甸与大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提供了契机，而大国的地区、全球战略以及遏制中国的需求为其他大国拉拢缅甸提供了动力。缅甸与中国关系的疏离既是缅甸方面对中立主义外交的主动回归，同时也是大国战略竞争和遏制的结果。从政治层面来看，缅甸与其他三个大国的关系都有了明显改善，但是与中国的关系也并未明显疏远。那么如何判别这种“制衡”关系?目前缅甸与诸大国之间的政治互动使得各个国家与缅甸的政治关系又有着怎样的变化?
(二) 中美日印与缅甸的高层互动频率分析(2010～2018)
通过双边的高层互访以及发表的言论可以对诸大国与缅甸之间的关系进行逻辑上的判别，但对于时间维度上的发展趋势仅靠定性的分析则并不能够解决。对于中国、美国、日本和印度在缅甸政治影响力的变化趋势这一问题，本文试图选择高层互访频率作为参考标准，以此来确定政治影响力的变化。
选择双边互动有以下几方面的考量:第一，现有的研究都将美国、印度等领导人的互访作为重要的标识，认为是缅甸大国平衡和其他大国制衡中国影响力的重要标志;第二，首脑外交与高层互访对于维护两国关系、联络两国感情具有重要作用，从近年来“首脑外交”的讨论中可以窥见其中的重要意义;第三，高层互访与两国关系的亲疏具有直接的关联性，大国对缅甸的访问被看作改善双边关系、拓展影响力的重要手段，而高层互访也被认为是双方政治关系密切的重要表现。因此，本文将选用高层互访频率作为参考对象，分析中国与美国、日本和印度在缅甸的政治影响力的变迁。
2010～2018年中、美、日、印四国与缅甸之间的高层互访频率如下:
从以上的数据和趋势图来看:首先，与前文假定A判断的最终趋势大体一致，但历程有所不同。中国近年来在缅甸的政治影响力(亲密程度)明显下降，但在缅甸国内民主化变革初期，两国高层互访的次数上升，中国在缅甸的政治影响并没有立即受到制衡，而是在之后出现大幅度的减少。2010～2013年是缅甸政治变革初期，其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改善事实上迫使中国加强对缅甸的支持和互访，以维持在缅甸的政治影响力，这也符合阿克塞尔罗德的理论分析。但是自2013年之后，缅甸国内政治趋于稳定，与大国的关系也趋于稳定好转，中国政治影响力的必要性下降，可替代性增强，再加上美、日等国家的冲击、缅甸国内政治的影响，中国在缅甸的政治影响力明显下降。
其次，美国、日本和印度在与缅甸关系改善之后，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明显、更大的波动和变化。换言之，他们虽然对中国的影响力带来了冲击，但自身在缅甸的影响力提升有限。这与假定B的判断一致，但和假定C的判断存在差异。缅甸在与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改善关系之后，三个大国与缅甸之间的互访频率并没有明显提升，而是维持在了比中国低的水平。中国失去了主导地位，但仍维持在与其他大国相比更为重要的地位。
最后，缅甸与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大国的政治互访保持在一定区间内的同时，维持与三者的互访频率的平衡。缅甸不但实行中立主义政策，而且对这三个国家同时实行“等距离”外交。假定C认为三个大国的影响力将会上升的判断并不准确。
综上所述，中、美、日、印与缅甸关系的变迁既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同时也与大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格局密切相关。双边关系的波动和演进推动着彼此的合作与竞争，虽然缅甸实行“中立主义”外交，但中立并不代表是“等距离外交”，这也是近年来四国加强与缅甸关系的重要前提。遏制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被看作其他三国参与缅甸事务的重要变量和目标之一，但中国在缅甸政治影响力的弱化并不必然带来其他三个大国的提升，更可能的结果是在维持美国、日本和印度三者之间平衡的同时将大国整体对缅甸的影响力降低。政治影响力如此，那么中国在缅甸的经济影响力如何?是否的确被其他大国稀释?具体的变化趋势如何?下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三) 非对称依赖权力测度与中、美、日、印在缅影响力
在本节的讨论中，笔者接受国际政治的演进这一观点，批判性地借鉴“地缘影响力”模型。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已经通过对“区位势”理论和模型进行修正，并提出了“地缘影响力”模型，但这一模型的测度并未考虑国际政治演进这一现实。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之间的竞争方式多样化，但集中在利益交换手段，对于崛起国而言，任何对于周边问题的武力考量和行动都会对“和平崛起”这一命题带来根本性的冲击和挑战。因此，笔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相互依赖关系作为衡量标准，衡量中国、美国、日本和印度在缅甸的经济影响力。采用这一标准的优势在于:第一，作为小国的缅甸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对于出口市场和外资的依赖较大，因此外部依赖性能够反映大国在缅甸的经济影响力。第二，数据的稳定性和中立性质，可以采用第三方国际组织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的结果更加客观，也更具说服力。
从相互依赖概念的提出到运用，非对称相互依赖以及由此带来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问题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基欧汉等人对权力来源的新的视角的界定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自由主义学者提出了相互依赖导致战争成本上升并最终消弭战争的逻辑看似是理想主义，但其中的现实主义成分不言而喻。非对称相互依赖下的权力的产生和“脆弱性”的存在使得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正如吉尔平(ＲobertGilpin)所言，“经济依赖产生了一种可供利用和操纵的脆弱性。”根据基欧汉等人的定义，在非对称相互依赖中，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将相互依赖作为一种权力来源，在某个问题上讨价还价甚至借之影响其他问题。按照性质的不同又可以分为“敏感性”和“脆弱性”两类。敏感性是某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而脆弱性的程度则取决于各行为体获得替代选择的相对能力及其付出的代价。虽然基欧汉指出非对称相互依赖作为权力来源的局限性，但该因素对于理解两国关系而言仍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本文测度缅甸对外依赖性的理论依据。
本文对已有的相互依赖权力的测度公式进行了必要的修正。滑腾飞、王淑芳的测度公式(公式1)具有普遍性，特别是相对于大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但是缅甸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小国，对外部市场和资金依赖程度较大，如果从整体贸易分析并不能很好地体现缅甸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程度。因此本文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公式(公式2)更加侧重小国对外部市场和资金的依赖程度。滑腾飞、王淑芳的测度公式如下:
在数据选取方面，为了确保数据具有统一的标准以使结果客观，数据的选择以第三方统计数据为准。具体而言，出口贸易额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用以计算缅甸对中、美、日、印四国的出口比重。四国在缅甸的投资数据来自于《东盟统计年鉴》(ASEANStatisticalYearbook)，用此数据计算投资比重。由于数据限制，本文只选取了八年的数据，但由于包含了缅甸国内政治变革和各大国地区战略调整的时间，因此仍具有较强的说服力。通过对数据的选取和计算，中、美、日、印等行为体的权力数值如下(见表2)。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处理，中、美、日、印在缅甸的经济影响力的变化可以用趋势图的形式呈现。趋势图使得这一演变趋势更为直观(见图2)，同时也对目前现有研究的判断做出必要的修正。
根据表2的数据和图2的趋势，结合缅甸与四国的关系以及四国对缅甸的战略政策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在缅甸的经济影响力明显下降，但是仍占有重要地位，这和假定A的经验判断较为一致。从数据和趋势图来看，虽然在时间区间内出现波动，缅甸对中国的非对称依赖比例呈下降态势，并且下降较为明显，不过直观来看，相比其他三国，中国仍旧占有优势地位。
其次，美、日、印的增长并不明显，这和假定B的判断并不一致。除了印度在2012年出现一次高峰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里都不到10%。因此，可以判定缅甸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而言是战略性的，在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经贸方面有限，这与之前的判断并不一致。
再次，和之前的判断不同，对中国在缅甸影响力带来实质性冲击的可能并不是美国、日本以及印度这样的大国，相反应该是欧盟、东盟等地区组织和中小国家在稀释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与假定C的判断有区别。从2010～2016年的数据和趋势图来看，其他三个大国在这方面都保持在10%以下，并没有明显的提升，但中国却存在显著的下降，因此对中国在这方面权力带来冲击的并不是美、日、印等大国。大国是“破而未立”———中国影响力虽然下降，但其他大国的影响力并未显著提升。
最后，结合第三个判断和缅甸的外交政策，缅甸所谓的大国战略可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平衡”，和假定C的判断有差异。缅甸作为一个小国，本质上并不想成为大国竞争的战场，因此，大国平衡只是战略层面;在经贸等具体层面，缅甸试图利用其他中小行为体而非其他大国冲击中国的经济主导地位，避免造成在经贸等关乎国家发展的实质性层面的大国势力的划分。所以有必要对缅甸的大国平衡战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因此，目前中国与美国、日本和印度的经济影响力并不是“你进—我退”的模式，中国缩小的经济影响力空间并不是由这三个大国进行填补，相反是欧盟、东盟等对缅甸的自主地位威胁较小的行为体(见表2)。从数据上来看，缅甸对其他行为体特别是东盟的依赖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中国等大国，并且在中国影响力下降的阶段，往往是东盟、欧盟等行为体影响力上升的时期。因此，在制衡中国方面，大国与其他行为体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见图3)。在珍视自主性的基础上，缅甸并不想受到任何大国的干预。从这一点来看，在对周边国家的研究中，大国并不是全部，过于关注大国而忽视周边行为体自身的战略考量和其他行为体带来的影响，将会使中国在周边的努力效用大减。
在双边关系层面，依靠敏锐的观察和符合逻辑的判断能够对两国关系做出大致的评估，但建立在数据上的量化分析能够更加清楚地表明其中的变化。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基于高层互访频率和非对称依赖的权力测度，中、美、日、印在缅甸的影响力格局变化特征为:中国的影响力被不断削减，但其他三个大国的影响力并没有显著提升。从高层互访频率分析，缅甸在战略层面利用美、日、印平衡中国的意图明显，且效果显著;在经济层面，对中国造成较大冲击的并不是这三个大国，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影响缅甸内部的舆论影响中缅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其他行为体如欧盟和东盟等才是最为重要的竞争对手。而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缅甸的平衡外交具有战略和经济两个层面，内涵更为丰富。将政治影响力与经济影响力图表叠加综合来看，中国在缅甸的主导地位丧失，综合影响力明显下降;美国、日本和印度在缅甸的影响力并没有显著提升，这一现象并不符合经验研究中“你进—我退”的逻辑判断。在缅甸珍视独立、自主的行为特征影响下，中国周边参与竞争的行为体更为复杂，传统的“中、强、邻”模式认为中国周边格局的变化受中国、其他大国和周边邻国三方互动的影响，忽视了其他行为体，特别是非国家行为体、如东盟、欧盟的影响，需要调整。
结论
“制衡中国的影响力”这一在研究缅甸与诸大国的关系中常见的表述或暗含的假定是中国在缅甸已经获得或者将要获得主导性的地位，那么中国在缅甸是否拥有这样的地位?缅甸民主化变革之后，中国、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地区大国在缅甸的影响力又有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既是对中国崛起环境准确认识的需要，同时也是学者需要回答的问题。利用量化的研究手段对中国与诸大国在中国周边国家的影响力进行测算是一种新的尝试。长期以来伴随缅甸国内政治的变革和外交政策的转变以及中美日印等大国对缅甸政策的变化，学者对于中国与其他三个大国在缅甸的影响力有着印象主义式的经验判断，对于四国在缅甸的影响力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迁缺少系统、准确的认知。本文的讨论就是试图以量化的手段对这一问题进行尝试性的回答。
本文以高层政治互访频率与非对称相互经济依赖作为量化测度的标准对中、美、日、印四国在缅甸的影响力进行测度分析。结果显示，和经验性政策推论的结果部分相符，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的确受到了冲击，影响力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和之前的研究不同，美国、日本和印度在缅甸的影响力并没有实质性的提升，而是仅仅维持在了战略层面，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可以判定:第一，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的下降可能并不是其他大国增长带来的后果，而是来自东盟、欧盟等其他行为体的冲击。第二，从美国、日本与印度目前的数据和对缅政策来看，他们更容易阻碍中国在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但在推进自身在缅影响力方面的能力和努力有限。
此外，根据本文的分析，需要重新认真评估缅甸的大国平衡战略。由于行为体体量的差异，国家对大国平衡的理解和运用存在一定的差别，小国对自主性的珍视和自身“更敏感”、“更脆弱”的特征决定了小国对大国的态度。缅甸并不希望看到任何大国主导其对外政策，在制衡中国影响力的同时，提升其他大国在缅甸的实质性的影响力虽然符合制衡的逻辑，但却不是缅甸的最佳选择。利用大国在战略上平衡中国，阻滞中国在缅甸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同时利用其他威胁性较小的行为体如东盟和欧盟来填补中国影响力下降后留下的空间，才是缅甸的最优选择。
清晰的数据和趋势对于中国有针对性地提升与维持在缅甸的影响力十分重要。在缅甸这一案例中，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实质上面临的不仅仅是大国的压力，也包括地区行为体如东盟与欧盟的蚕食。因此，中国在缅甸影响力的经营需要关注两个层面: 大国层面的战略竞争和其他行为体的蚕食。明确了这一区别，中国才能制定更为有效的经略缅甸的策略。对以上问题的发现证明了量化分析的优点，但并不说明本文选用的测度影响力的标准 是完美无缺的，对于软实力测度的缺失就是重要的不足，因此仍有改进的空间。从中国与其他不同行为体在中国周边影响力的变化来看，中国的周边战略仅仅关注 “中、强、邻”模式在一些情况下缺乏说服力。中国的崛起不但要考虑体系和地区两个层面的压力，同时也要重视地区竞争行为体的多样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如何维持、提升在缅甸的影响力? 虽然这一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畴，但也是涉及中国经略周边的重要命题，值得关注。异质性及其本质上具有威胁性质，在印度已成为一种普遍共识。在《预防恐怖主义活动法》颁布后，这一社会偏见还进入法律领域。虽然《预防恐怖主义活动法》的一些内容2004年被新当选的联合进步联盟废除，但该法所表达的逻辑仍然存在于很多方面。在实践中，对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仍然存在差别对待，实行双重标准。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公平的社会建构。这种带偏见的社会建构给族群整合带来负面效应，也给社会的和谐带来不稳定因素。因为它严重割裂了社会，加剧了各族群之间的对立，而各族群之间的对立、充满宗教偏见和仇恨，又往往以恐怖袭击为手段来表达自身诉求或发泄不满，从而引发社会局势动荡。在此情况下，印度穆斯林社会被迫渐行渐远，这给印度族群整合带来越来越大的难度。
随着印度改革力度的加强、经济的崛起以及全方位的开放，一些传统的社会陋习将不断改变，各民族交往交流将进一步加强。而民族交往的增加会促进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取长补短，从而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从长远看，印度的真正崛起取决于印度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精英的智慧，取决于印度宗教社会能否在更为包容、进步的环境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