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和中美贸易纠纷的不断扩展，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已经成为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恐怕当属中美关系的变化。自中美建交以来，尽管有一定程度的波动，但所谓的“接触”策略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然而，自奥巴马政府出台“亚太再平衡”起，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清晰可见的转变。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本质上是美国外交资源以及外交政策从欧洲、中东转向亚太的过程。奥巴马政府注意到了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上升，但就如何应对这种结构性的转变在当时尚无定论。因此，“亚太再平衡”实际上是一种外交政策平台的搭建。而“印太”政策则是这一平台上最新产出的产品，体现出强烈的“遏制中国”的意味。在此基础上，竞争与对抗正在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轴。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思路从而更好的适应这种变化？首先，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一个问题是，尽管中国近年来取得了耀眼的发展成绩，但就综合国家实力来看，中美之间仍然存在难以忽略的差距。这意味着我们目前仍然要避免中美走向全面的对抗。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了国际格局中一支无法忽视的力量。我们的对外政策需要与国家的整体实力相匹配，并在强硬与妥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因此，在面对不同的战略问题时，我们要在对国家核心利益有清楚认知的基础上，建立具体问题与国家利益之间的逻辑联系，并坚持就事论事的方式处理具体问题。而在中美关系的范畴内，我国未来应该坚持的原则是：避免不必要的对峙，并在核心利益上绝不退让。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把有限的资源投放到最为关键的领域之中，才能建立其真正有效的“威慑”。
更进一步解释这种新的原则：首先，在有关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并在必要时采用一切手段捍卫自己的立场。同时避免盲目的将所有事项都与核心利益挂钩，因为这将极大的压缩我国的政策空间，最终将会导致中美的全面对抗。
具体而言，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美国与中国不同，其外交政策往往有着某种“试探性”的特点。美国的外交政策往往衍生于某种对具体政策有效性的错误估计。当某种政策在具体问题上有良好效果，美国政府会倾向于将这种政策扩大并提升到战略高度。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01年阿富汗战争对美国整体中东政策的影响。当美国成功利用少量的特种部队加上海空支援配合当地反对派势力推翻塔利班政权，这种“政权变革”的方法开始对美国高层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并很快被推广到伊拉克、利比亚，直到在叙利亚寿终正寝。因此，让华盛顿明确地了解中国政府的“底线”尤为重要。
而想要达成这种效果，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如果该议题直接涉及到了我国的核心利益，那我方就需要维持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最典型的例子即台湾问题：在多年的交往之后，华盛顿非常清楚我国绝不会允许“台独”成为既定事实。这也解释了为何多届美国政府尽管与台湾当局“藕断丝连”，但却从未敢公然挑战中美三个公报的“一个中国”原则。然而另一方面，在坚持原则的同时，我们也需要避免中美两国在一些非核心问题上不必要的对抗。原因在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整个流程是开源并且多样化的。不同的人对于中美关系的关切、立场都不尽相同。用对抗的态度对待中美关系中的所有议题将帮助美国凝聚政策共识，并使这种共识逐步趋向负面化，更将提供“话柄”，帮助美国在国际上构建一个“反华同盟”。
此外，中美在某些议题上的合作也将切实地帮助中国实现进一步的发展。类似的议题包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逐步扩大市场准入机制、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环保等等。我们必须要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在于：并非所有来自国际社会的不满都是毫无根据或者是出于某种“遏制中国”的战略动机。以知识产权的保护为例，如安邦此前指出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种发展的大趋势，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中美存在合作的空间。而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也并不必然会威胁到我国的核心利益，反而有可能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并在美国国内塑造更多的对华友好势力。相反的，用类似对待台湾问题的态度对待知识产权问题无疑将压缩我们的政策空间，最终使两国走向全面的对抗，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历史已经证明，“泛意识形态”的外交往往是最不合理的外交。只有明确核心利益问题和一般问题的边界，我们才能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重要的地方，从而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建立有效的威慑，并真正帮助中美实现“竞合”并逐步将两国关系拉回到合作的主轴上来。否则，竞争将逐步代替合作，并最终发展为全面的对抗。
总之，面对“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思路，要从扩大纷争走向管控纷争，要从“无事不争”走向有选择、有重点地投放自己的政策资源；要从“全面对抗”的火线上后退一步，做到有选择性地据理力争，才有可能促成中美关系由“对抗”向“竞合”再向“合作”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