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4月美国对中国1333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以来，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又连续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了高额的关税，除此之外，美国还借知识产权保护和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频频发难。中美经贸摩擦愈演愈烈，不断升级，鉴于美国和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争端，不仅严重威胁作为“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也对世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如何认识当前的中美经贸摩擦？如何探究美国挑起贸易争端的原因？如何应对这一摩擦？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旨在通过贸易预期理论，基于贸易主体对贸易关系的认知与预期探究引起中美经贸摩擦的深层次原因，并对中国如何应对经贸摩擦提出建议。
一、研究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美贸易争端的逐步升级，两国经贸摩擦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从现有的文献中可以看出，中外学者对中美经贸摩擦爆发原因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美国国内政治逻辑的变化是导致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的内部诱因。有学者认为，2016年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口号参加竞选，这使得原本支持民主党的“铁锈带”各州几乎完全转向支持共和党，激发了美国的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并逐步向替代多边贸易体制的方向发展。此外，亦有学者指出，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争端是特朗普政府推行经济保护主义的必然结果。
认知主观性是影响中美经贸摩擦爆发的重要原因。首先，美国对贸易差额计算方法的认知存在偏差，目前国家间贸易多采用“原产地规则”统计方法，并简单地计算两国出口的差额得出逆差结果，但这一统计方法忽视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以及处于价值链底端这一事实，进而夸大了中美贸易逆差。实际上，作为处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美国，其获取利益的能力远远高于中国，是中美贸易的最大获益者。其次，在对贸易逆差的认知方面，特朗普夸大中美贸易逆差对美国造成的损失，并有选择的忽略贸易逆差给美国带来的利益，将贸易看作是国家之间的零和竞争，因此，想通过挑起贸易争端改变全球贸易体系，并重塑全球价值链。再者，美国对“公平贸易”也有一套自己的标准，按照这一单边主义标准，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美国会采取单边主义措施，迫使贸易伙伴做出让步。
体制认定差异是美国挑起贸易争端的深层次原因。有学者指出，特朗普否定中国的“市场经济身份”，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阻碍了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破坏了美国的知识产权，中国政府对企业的补贴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这种“非市场经济”地位成为特朗普挑起贸易争端的深层次原因。
总的来说，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爆发原因的既有研究，多是从单一视角出发，缺乏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宏观和综合视角的研究。除此之外，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双方此消彼长甚至贸易摩擦，符合一般发展规律，属于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常态现象，而既有研究大都针对现有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缺乏对于动态和长远影响因素考察。针对既有研究所存在的不足，本文试图从动态的发展视角研究中美经贸摩擦爆发的原因。本文认为，国家间贸易关系会走向和平还是冲突，最终要取决于贸易主体对贸易关系的认知和对未来的预期，因此引入“贸易预期”理论来解释美国挑起贸易争端的原因。
二、贸易预期理论的分析框架
“贸易预期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国家如果对于未来的贸易预期是正面的，它往往会更加注意到维持当前和平状态所带来的好处，以及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所产生的巨大成本，国家间因此会维持和平发展状态。反之，如果对于未来的贸易预期是负面的，导致它认为将来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会中断，外国投资也会终止，自己将无法获取发展所需的原料和投资并导致经济衰退，进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会认为，既然阻止不了国家经济的衰退，不如先发制人发动战争，以免其他国家发展壮大超越自己，自己要受制于人。（图1）。
贸易预期是围绕着单个国家管理其自身的依赖性而进行逻辑演绎的。理论上讲，国家间存在对称相互依赖的情况下，双方会担心贸易关系恶化，因而都会谨慎行动，对贸易的预期也都是正面的，冲突的可能性就会较小。但现实中，国家之间往往是非对称性依赖关系，这就造成了贸易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在贸易不对等的前提下，如B国对A国的贸易需求大于A国对B国的贸易需求，那么相较A国，B国的决策会更多地受到贸易环境变化的影响。B国可以从与A国的贸易中获取利益，但如果贸易中断，就会产生巨大的调整成本，B国对A国的依赖性越大调整成本就越高，由此通过贸易获得的利益和贸易中断成本之和就是B国的总体依赖程度（图2）。但是，B国家在进行战略抉择时不仅考虑依赖程度，还要考虑未来的动态预期，即使在某一阶段国家间贸易水平较高，但是因为对未来的发展前景不看好，其预期仍然会是负值。如果B国对A国的贸易预期是正面的,即认为自由贸易会延续，则预期价值会约等于通过贸易的获利，反之，B国如果预计贸易会中断，贸易预期价值就可能为负，大约等同于贸易中断所付出的成本。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戴尔·科普兰（Dale C.Copeland）提出了影响贸易预期结果的六个因素（表1），总的可以分为三个内生因素和三个外在因素。影响贸易预期结果的三个内生因素是：第一，B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或通过贸易能够获得相对收益，A国家会允许B国一段时间的增长，但是如果B国在与A国的交易中收益高于A国，那么A国就会采取限制性措施。第二个内生因素是A国的原材料损耗，导致B国减少与A国的贸易，因为与A的贸易不会有更多的收益。第三个内生因素是一国内部的不确定性因素，这一因素会促进或阻碍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例如，尼克松期当政期间，为了加强与苏联合作，美国政府承诺扩大贸易开放，但由于“水门事件”爆发，政策最终被搁浅。第一个外在因素是A对第三方国家（地区）的担忧，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其与B国将来继续自由贸易的能力或战略动机。例如，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认为如果同日本进行贸易会增强其实力，增加其进攻苏联的可能性，为了保证苏联抗衡德国的力量，就不能恢复与日本的自由贸易。第二个外在因素是第三方小国（地区）的内部不稳定程度。A、B两国从各自立场出发都需要保证第三方小国（地区）的生存能力，来维持地区和平或者某一领域的平衡，如果第三方小国（地区）内部产生不稳定，A国就会进行干预，那么B国就会对与A国进行贸易产生担忧。第三个外在因素涉及到一个第三方大国C的干预。例如，C对第三方小国D的行动将会导致A进行干预，而这又迫使与A存在依赖性的B采取行动。这六个因素单独或共同起作用，使一国的贸易预期呈现正面或负面状态。通过对影响贸易预期结果六个因素的分析可以解释，虽然国家间并没有发生冲突的主观意愿，但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却无法避免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导致的冲突。
当受内生和外在因素影响导致一国对他国产生负面的贸易预期时，就容易导致两国间的摩擦和冲突。冲突会根据发起国对贸易预期的不同而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并非一定兵戎相见，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各种冲突，既包括军事冲突也包括有限战争和危机，经贸摩擦也被认为处于冲突状态。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大卫·鲍德温（David Baldwin）曾指出，经济冲突已经成为传统军事冲突的有效替代手段；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奈（Joseph Nye）也指出，“就成本而言，无法保证军事手段比经济手段更能有效的实现既定目标”。
三、贸易预期理论视域下中美经贸摩擦的成因分析
基于贸易预期理论，特朗普挑起经贸摩擦，源自于他对与中国贸易的负面预期。在内生因素方面，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造成美国贸易预期降低的最根本原因，中美贸易逆差增大是影响美国贸易预期的最直接原因，美国国内保守主义盛行以及由此带来的美国对中国市场体制的认知偏差也影响了美国的贸易预期。东南亚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和朝鲜问题则作为外在因素加剧了美国对华贸易负面预期，朝鲜问题同时也成为特朗普引发这次贸易摩擦的借口之一。
在中美经贸摩擦中，内生因素是造成特朗普对中国贸易预期呈负面状态的主要因素。首先，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造成美国贸易预期降低的最根本原因。经贸摩擦本质上是守成国家与崛起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大国竞争的必然阶段。作为中美建交40年来少有的正面冲突，经贸摩擦只是最近十年来中美关系日趋复杂的表征之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等方面高速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上升，美国认为中国对它的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许多美国学者认为随着美国的衰弱，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开始逐渐消失。美国学者克里斯多福·莱恩（Christopher Layne）指出，美国的衰弱有内外两个驱动力，其中，外部驱动力除了全球经济实力中心从大西洋向亚洲转移以外，还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甚至还有美国学者认为在权力过渡时期，美国和中国之间会发生霸权战争。对华强硬派、曾担任美国总统顾问的班农（Stephen Bannon）2017年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美国和其盟国就逐步将中国拉入它们所建立的国际构架和规则，同意中国加入WTO，但是忽视了中国的崛起，中国未来几年会在5G技术、金融技术以及货币等方面处于主导地位。美国引发贸易争端，没有依照国际法或者WTO的规则，而仅仅依靠美国的国内法律法规，这不但超出了一般贸易摩擦的范畴，而且是世贸组织《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所禁止的单边做法。因此，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美国贸易预期降低的最根本原因，特朗普希望通过引发贸易争端来制衡中国的发展，以此来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其次，中美贸易逆差增大是影响美国贸易预期的最直接原因。从1990年到2018年，中美之间的商品贸易从117亿美元增长到6598亿美元 (图3)。2018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总额为5395亿美元，占美国全年总进口额的21.2%。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对象，2018年出口中国总额1203亿美元，占美国总出口额的7.2%。与此同时中美贸易差逐年扩大，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2001年的280.80亿美元攀升至2018年的3233.2亿美元。巨大的贸易额背后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美国获得了中国提供的廉价进口商品，而中国则扩大了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但长期的贸易逆差还是导致了美国对中美贸易的疑虑，也使得美国对未来与中国的贸易抱有消极预期，因而，美国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应对中美贸易逆差。2005年，针对中国拒绝汇率浮动，美国开始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最终造成2005至2012年期间人民币升值约40%。2007年9月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在出口无涂层薄纸方面存在倾销行为，为此美国对中国的铜版纸征收关税。尽管如此，两国的贸易不对称情况并未改善。在这种背景下，有不少学者曾预言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不可避免，美国学者丹尼尔·周（Daniel Chow）在2012年就指出，贸易逆差会使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希望遏制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浪潮，并通过政府、企业等多渠道对中国采取措施，以减缓巨额贸易逆差的增长；与此同时，中国从其经济实力发展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信，不愿屈服于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施加的压力，由此引发中美之间的冲突。虽然两国在军事领域没有爆发正面冲突，但是在贸易、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等非传统领域却冲突不断，这也印证了基欧汉和奈的观点：“当今世界，非传统领域的冲突可能比传统领域的冲突更有效。”
从美国方面来看，保守主义盛行以及对中国市场体制的认知偏差加剧了特朗普的负面预期。2008年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严重受创，经济恢复缓慢、国内矛盾重重，在这种背景下以“美国优先”为施政纲领的特朗普得到大量底层民众的支持，并顺利当选。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认为，“建制派”以发展全球化为幌子，鼓励美国企业到海外发展，却造成国内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空心化”，重视“自由贸易”却忽视“贸易公平”。自由贸易一直是美国两党中政策精英所推崇的，尤其是自由派总统，从比尔·克林顿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到奥巴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都体现了这一点，与此不同的是特朗普更注重美国的实际收益，主张进行战略收缩，不强调世界领导者概念；重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事务，但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持怀疑态度，先后退出TPP和《巴黎协定》等国际协定，并主张让盟友承担防务费用，拒绝他们“搭便车”。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对与中国的贸易预期降低，他认为低成本的中国制造业破坏了美国的工业发展，同时造成美国大量的失业，希望取消人民币贬值，回击中国的贸易政策并最终实现“真正的平等关系”。
美国保守主义氛围也导致了对中国现行体制和规则认知的偏差，从而降低了其贸易预期。美国认为中国在市场开放度、知识产权和技术保护以及政府对企业补贴方面存在弊端，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同时美国也严重低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力度和决心。中国自加入WTO以来，积极履行入世承诺，在非歧视待遇、外汇支付和外商投资等领域实行开放措施，但国情也决定了中国的这一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逐步完善法律法规、统一国内标准、加强审批和监管，这些举措是在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前提下逐步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但美国对此持有不同态度。美国政府认为，美国企业在中国会面临一系列繁琐的审批程序和带有歧视性的准入标准，缺乏透明度，且不能充分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使美国企业在中国没有竞争优势。在金融领域，中国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增加了美国金融企业的运营成本。因此，在美国看来，中国只是名义上实行开放，无形壁垒使美国企业在中国缺乏竞争力。在知识产权和技术保护方面，美国指出中国利用外国所有权限制、商业许可和产品批准等行政手段，“强迫”这些公司向中国转让技术和知识产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 2018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根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中国系统性知识产权盗窃每年给美国企业造成至少500亿美元的损失”，外资企业被要求与中国企业组建合资企业,这些合资企业往往需要某种程度的技术转让。除此之外，美国还指控，中国特工曾入侵美国企业盗窃技术，中国多次贿赂美国和其他西方企业的内部人士，以获取商业机密。美国将技术视为立国之本，也正是依靠技术，维持了其在经济、科技、商业、军事和教育等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因此，对中国在知识产权和技术保护方面的认知必然导致其贸易预期的降低。在政府补贴方面，美国认为中国通过产业政策手段向国内特定产业提供补贴，由此扭曲市场、引发了十分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也引发了相关产品全球价格下跌和供给过剩，使竞争对手陷入经营困境。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E. Lighthizer)还指责中国违背了“在消除扭曲市场的补贴方面所做出的良好而坚实的承诺”。实际上，政府对企业提供补贴是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产能过剩则是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供需结构造成的，不应将此归因于中国。尽管如此，美国对中国政府补贴政策的认知还是降低了其贸易预期。
美国对华贸易负面预期的形成是内生因素和外在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中美结构性矛盾、贸易逆差和体制认定差异等内生因素固然是主要的、直接的原因，但外在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在美国对华贸易负面预期的形成过程中，东南亚制造业的发展和朝鲜问题作为外在因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近年来，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及其经济结构使其对中国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的作用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替代性，使美国对华贸易和投资发生部分转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预期。在全球化的供应链环境下，企业的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供应商的选择，因此，中国凭借其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一度成为诸多全球性跨国企业的供应商。但随着近几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逐渐消失，2017年中国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635美元，这一水平高于越南的206美元和马来西亚的538美元。除此之外，东南亚农业和自然资源也成为中国的替代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外国公司纷纷把工厂迁往越南、柬埔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亚洲国家。美国一定程度上认为，中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的地位可以被取代，这降低了对中国的贸易预期。但实际上，虽然东南亚国家具有人力成本优势，但是工人在劳动技能、熟练程度等方面却远远落后于中国，越南的美国商会制造委员会联合主席威安德说：“中国劳动力成本比这里高出三倍，但效率也比这里高了三倍。”同时，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数量也远远少于中国，存在劳动力不足的潜在危险。此外，东南亚国家作为不发达的市场，还存在基础设施落后、土地资源短缺以及管理能力欠缺的问题。这一系列因素决定了中国制造业的大国地位短时间内难以被取代。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将东南亚作为其供应链上的新选择，导致对中国的贸易预期降低。
另一个外部因素是朝鲜问题。特朗普认为中国在朝鲜弃核问题上没有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导致了美国不能按照特朗普的“一步到位”计划使朝鲜弃核。在美国看来，中国作为朝鲜的主要盟友，中朝贸易额占朝鲜贸易总量的90%，涵盖了朝鲜几乎所有的出口，并为朝鲜提供了几乎全部的石油进口和粮食援助。根据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的数据，从2000年到2015年，中朝贸易从4.88亿美元增加到54亿美元。美国认为继续保持同中国的贸易，无异于间接为朝鲜提供帮助。该判断加剧了特朗普的负面预期，也成为他发动贸易争端的一个借口。特朗普在参加总统竞选之初就指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在特朗普正式上台执政后，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危机矛盾日益尖锐，2017年，朝鲜首次在一年内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并威胁称将轰炸美国在关岛的军事基地。特朗普在个人推特中指出，中国向朝鲜提供了大量援助，包括资金、石油、化肥及其他物质援助，影响了朝鲜的弃核行动。2018年6月，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面，特朗普称将致力于向朝鲜“提供安全保证”；金正恩则“重申他将坚定不移地完成朝鲜半岛无核化”，此后美朝继续保持接触。但在7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Pompeo）访问朝鲜后，朝鲜谴责他提出“强盗般的要求”，形容谈判“非常令人担忧”，可能会动摇朝鲜此前的去核化意愿。特朗普事后发推特指责中国影响朝鲜，要求中国不要对朝施加“负面影响”。但实际上，美朝这次“不欢而散”主要是因为双方的新加坡峰会未取得有关无核化问题的突破，这次峰会的形式大于实质。通过贸易摩擦向中国施加压力，成为特朗普“交易性”的考量。2017年4月，特朗普在个人推特上发表推文称“我们向中国国家主席说明过，如果他能解决朝鲜问题，那么美国对中国提出的贸易条款将会好很多”，这一表述更是直接表明朝鲜问题在中美经贸摩擦爆发中所起的作用。
综上所述，美国之所以对中国贸易预期降低，内生因素方面，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美国贸易预期降低的最根本原因，中美贸易逆差逐年增加则是美国贸易预期降低的最直接原因。受经济衰退及全球治理困境影响，美国国内保守主义盛行，对中国市场体制的认知偏差逐年增大，这都加剧了特朗普对华贸易的负面预期。从外在因素来看，近些年东南亚制造业的发展，让美国意识到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有了替代者，中国不再是唯一选择，这一认知降低了美国的贸易预期。另外，朝鲜问题是关系到东亚乃至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性问题，中朝之间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互助同盟关系。特朗普将中国与朝鲜进行的正常经贸往来和人道主义援助看作阻碍解决朝核问题的因素，这一错误认知加剧了其负面预期，成为引发贸易争端的借口。
四、中国应对经贸摩擦的对策经贸
摩擦从表面上看是美国针对中国崛起而发动的经济预防性战争（preventative war in economy），但其影响远远超出两个当事国家的范畴。全球化的发展使每个国家都成为全球价值链上的一环，虽然所处的位置不同，但都在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中活动。此外，考虑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菲律宾等)也是供应链的重要一环，提高对中国的关税最终也会损害其盟友的经济利益。因此，特朗普引发贸易争端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严重挑战，破坏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贸易预期理论让我们可以从一个动态和长远的视角了解美国发动贸易争端的原因，并有助于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就中美贸易争端的解决而言，关键在于如何改变和提升美国的贸易预期，避免两败俱伤。
第一，化解中美结构性矛盾。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近些年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威胁到了美国的大国地位。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发展威胁了西方的意识形态正统，也损害了西方的经贸利益，并且认为中国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成功，使它能够推销“中国方案”、“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对西方实行“和平演变”。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布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明确地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在报告中谈到世界进入“大国竞赛”的时代，外国开始“重塑他们在区域和全球的影响力”，“挑战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并试图改变国际秩序使之适合他们的利益”。面对这一局面，首先，要深入挖掘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加，中美需要共同破解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如在安全领域，中美需要共同面对全球恐怖主义，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以及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也离不开中美的共同参与。通过挖掘共同利益，有助于加强中美战略互信，减少冲突和对抗。当然，仅仅通过利益难以维持长久的合作关系，还需要培育共同价值。虽然，中美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发展等方面存在共同的价值认知。在此基础上，通过培育和扩大共同的价值认知，可以从根本上巩固两国的大国关系。挖掘共同利益和培育共同价值可以克服中美结构性矛盾所带来的对抗和互信缺失，提升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预期。除此之外，中国还需要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尤其要增加科技创新能力，确保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减少对美国科技的依赖，随时应对可能的挑战和困境；并提升危机管控的能力，以应对中美之间的突发性冲突。
第二，增进沟通与交流，敦促美国理性认识贸易逆差。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2018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3233.2亿美元，而美国商务部则指出，贸易逆差为4195亿美元。美国的算法坚持将全部顺差都统计在终端产品出口国的头上，无法客观反映贸易失衡与价值分配。除统计方法外，加工贸易统计没有分离出去。考虑到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近53%来自加工贸易，其中包括中国自第三地进口零部件，如将这一部分减去，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也远远没有到达美国统计的结果。因此，考虑到统计方法、转口贸易服务贸易等因素，中美贸易差额实际上没有美国统计的那样大。中美之间贸易差额归根结底是由两国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国际分工以及国内政策决定的，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Stephen S.Roach）表示，“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于国内不断下跌的储蓄率造成的，即便没有中国，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逆差；而当前美国对中国的打击，实际上是美国在为自身宏观经济失衡找替罪羊”。因此，中国应该增进与美国的交流与沟通，推进采用统一的统计方法与核算体系，形成贸易逆差方面的共识；同时，不能以单纯的数字作为贸易质量的判断标准，双方应共同认识到隐藏在贸易逆差背后的共同利益，以此来消除美国对贸易逆差的偏见，提升其贸易预期。
第三，坚持原则和底线，在此基础上就市场开放、知识产权和产业补贴等问题与美国进行磋商，坚持自我发展的同时提升美国的贸易预期。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中国深知市场开放的重要性，但同时国家政策不能超越国家的发展阶段，这也决定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市场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美国对此出现认知偏差。因此，中国应该继续坚持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范围，允许更多外国竞争者进入中国市场，加大中国金融领域对外资的开放力度，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曾一度受人诟病，但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先后出台并修订了《版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之大更是前所未有。尽管如此，美国还是片面地指责中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保护，并采取单边主义做法对中国进行调查，这一行为从本质上反映了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开始，知识产权取代资本和资源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力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要加强知识产权国内立法与国际法的衔接，在确保不侵犯他国知识产权的同时保证本国的知识产权在外不受侵犯。中国也要借此契机，强化公众和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认知，推动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比较常见，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市场失灵和产业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的有限干预，美国也有针对本国科技和农业等产业的补贴政策。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世贸组织的协定，禁止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切实履行世贸组织的补贴与反补贴的措施协议。尽管这样，美国依然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本质上还是对中国体制的认知偏差，因此，需要继续推动与美国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双边谈判，扭转其错误认知。
第四，提升制造业水平，推动制造业由大到强。美国对东南亚国家将取代中国成为新一代“世界工厂”的认知影响了其贸易预期，虽然这一认知有失偏颇，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虽然是制造业第一大国，但仍处于低端水平，可替代性较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和立国之本，当前全球的制造业呈现两极分化的发展状态，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占据高端制造业的有利位置，而发展中国家则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着力于低端制造领域。这一现象让中国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贸格局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随着中国人口红利减少，人力成本上升，低端制造业的发展也给中国的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破坏，环境保护成本不断上升。因此，中国应该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要强化科技创新能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树立民族品牌，通过扩大制造业的开放水平来推动中国制造业质量的提升，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过渡，并以此影响美国的贸易预期。
第五，增进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互信，通过对话机制实现半岛和平，改变美国的贸易预期。中国与朝鲜作为传统上的友好睦邻国家，两国的经贸往来以及中国对朝鲜实施的人道主义援助都是国家间的正常往来，但特朗普将此看作阻碍朝鲜半岛核问题和平解决的因素。实际上，中国始终积极推动半岛无核化，并未因中朝两国的传统友谊而在去核问题上对朝鲜有所偏袒。朝鲜半岛的去核化进程中，中美双方存在利益共同点，应该在此基础上建立对话机制，增进政治互信，而不应让这一问题成为两国间经贸、外交和安全关系发展的阻碍。
对于中国来说，中美经贸摩擦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应对中美战略结构矛盾和双边关系的发展规律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在坚持自身发展理念和模式前提下，力求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避免“两伤”的局面出现。同时，经贸摩擦也在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创新能力、扩大全球市场范围方面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中国应该审时度势、迎接挑战并抓住机遇，从宏观和微观把握局面，做出战略性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