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笔者在内的经济分析人员并非流行病专家，无法预测疫情具体何时见顶。鉴于疫情长短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经济学者可用好两个分析工具：情景分析和大数据跟踪。第一，可参考诸多中外流行病专家的不同预测，分几种疫情发展情形，来做压力测试，分析其对经济的可能影响；第二，可通过大数据，包括每日电煤消耗、空气污染指数、交通拥堵指数、人员迁徙指数，来实时跟踪复工进展，从而考证压力测试几种情形的进度。
全球和中国经济复苏步伐将因疫情而延迟
本次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由于外部贸易摩擦消退和稳定的政策支持，2020年中国经济本将处于小周期复苏阶段。
一方面，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意味着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至少会持续到下半年。另一方面，政策支持力度和传导增强，例如地方专项债发行量已达7200亿元（2019年1月份为1410亿元），且投向更具针对性，76%用于基建项目（2019年1月份为21%）。
此外，2016年5月以来的去库存周期叠加贸易摩擦，国内多数制造业行业库存已经调整到了周期低谷水平，倘若外部环境不恶化，重新进入再库存阶段的可能性较高。
同时，全球经济动能逐步进入回升通道。源于贸易摩擦缓和、货币宽松（主要央行已将政策利率下调至比2016年前还低的水平）及发达经济体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全球各类经济指标从2019年4季度开始全面复苏，加权平均PMI已经逐步回升到荣枯线50%。
然而，全球和中国经济复苏步伐将因为本次疫情的冲击而延迟，这种冲击是从消费到生产，从国内到海外，依次递进。
其一，历史规律（2003年非典，2009-10年H1N1甲型流感）显示，传染病冲击下，旅游、娱乐和实体店零售往往是受创最早最重的行业。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开始（1月24日）至今的旅客发送量仅为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80%。
其二，由于多数地方已将停工延长至2月中下旬，远长于往年春节停工的时长，短期商业活动和工业生产将承压。
其三，鉴于世卫组织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些国家采取了旅游管制措施，中国出境出行下降，其他亚洲经济体在近期可能面临旅游和商务相关收入的冲击。
综合来看，由于本次疫情的传染性强，因而防范应对措施更迅速、范围更广，本次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将大于2003年非典疫情，很可能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大考。
如果复产有序推进，疫情对于经济影响的顶峰或已临近
尽管疫情仍面临不确定性，但在湖北以外的地区，新增确诊病例数开始走稳，为生产生活重归正轨提供了条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月3日、12日两度召开会议，要求有序推动各类复工复产，要求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强调，在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同时，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和调节。交通部门则统筹运力协助人员返岗。
与此同时，决策层保持经济稳定、缓解疫情冲击的政策也逐步陆续出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在2月7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在疫情的背景下，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保持经济增长更具有重要性。”“发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信号，稳定市场预期。”对于是否要推迟资管新规的执行，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正在做技术上的评估。
财政方面，国务院宣布自1月1日起对运输防控重点物资和提供公共交通、生活服务、邮政快递收入免征增值税，并进一步扩容地方债提前下达额度支持基建。2月12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要求继续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要求支持外贸企业抓紧复工生产。
如果政策支持及时有力，复产进程有序推进，那么疫情对于经济影响的顶峰或已临近。
然而，经济分析人员无法预测疫情具体何时见顶。我们需要借助两个工具——情景分析和大数据跟踪，来分析疫情对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
假定2月中旬之后，湖北以外地区的经济活动平稳迅速地恢复正常，预计1季度中国GDP增速可能被拖低接近1个百分点。最早从3月起，工业生产和外贸便可能迅速回升，以满足国内和全球制造业的补库存需求。另一方面，随着消费者情绪的好转，可选消费增速可能自2季度起补偿性恢复。
政策层面，我们假定地方债前置，实施财政补贴和减税，同时央行投放流动性以辅助债券发行，并支持市场情绪。那么，2020年全年GDP增速的损失将相对温和。
但目前来看，这种情形的概率不高，因为复工速度仍存在不确定性：由于各地自发的人员出行管理和公共卫生举措，很多地方和企业都将复工日定在2月下旬或更晚，而且将分批次逐步恢复生产。例如，2月10日起允许民生和疫情防控必需企业复工；15日之后起允许本地供应链较为完整的工业企业复工；20日起允许聘用外地员工较多的其他企业复工。大部分地区对于企业复产亦有非常详细和严格的规定，包括返回的员工隔离14天，加强健康检查，以及企业在经营和生产环境中需要采取严格卫生措施。鉴于此，不少企业反馈，及时复工难度较大。
一个更可能的情形是，更多地区和企业实施上述的分阶段复工，那么1季度GDP增速可能会被拖累接近1.5个百分点。首先，额外2-3周的生产恢复期可能会拉低1-2月份的工业生产5个百分点；即使假定3月份出现一定程度的补偿修复，1季度工业增加值可能仍被拖低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旅游和线下消费等行业在停工和出行限制期间的损失在短期内难以恢复。
但下述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其影响，包括网购活动、居民在家期间增加食品和日用品购买量，以及医疗产品和服务的社会需求增加。
另一方面，决策层很可能会采取更多逆周期措施，包括加强流动性注入，以及短期内将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下调10-20个基点；财政赤字有望增加0.2-0.3个百分点，地方专项债扩容支持基建、对受疫情影响行业实行临时税费减免。综合上述考虑，二季度之后，经济活动有望逐渐复苏，预计全年GDP增速的净损失为0.2-0.3个百分点，依然能够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此情景下，整个上半年的GDP增速可能被拖低最高达1.3个百分点。全国范围停工期的延长不仅会抑制国内生产与消费，还会干扰全球供应链，从而对中国出口造成第二轮影响。作为应对，决策层可加码政策力度，例如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降低利率40个基点和下调法定准备金率，以及加强对企业融资的再贷款支持；广义财政赤字扩大0.5个百分点，为主要受影响的行业免除半年左右的社保缴费、减免增值税，以及增加地方专项债额度。即便考虑到这些政策应对，在此情形下，全年的GDP增速仍可能面临接近0.5个百分点的净损失，因此可能需要适度容忍略低的经济增速目标。
我们可以通过“复工指数”来实时考证几种情景的进展。
为追踪疫情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以及三种压力测试情景的可能性，我们密切观察如下指标和动向：反映工业产能利用率，可参考动力煤每日消费量；反映人员返程进度，可参考全国旅客日发送量，以及一些互联网公司的“人员迁徙指数”；反映主要城市日常出行和商业活动频密度，可参照空气质量PM2.5指数、交通拥堵指数。此外，我们亦继续关注湖北以外地区的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以及各个行业及地方的复工政策和日程。
笔者所编制的大摩“复工进展指数”显示，目前返回城市的人员不足节前返乡人员的1/3，工业产能利用率的恢复水平不足春节前的50%，复工步伐仍旧较为缓慢，即情形一的可能性逐步下降，重点关注情形二（慢复工）和情形三（复工进度进一步延长）的可能性变化。
政策上应三步走，推进城市化2.0
可见，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视乎于疫情的长短。政策上应三步走，先救急，再强身，重改革。
第一步，对疫情直接冲击的行业（餐饮、消费、旅游和中小企业）减免税费、增加流动贷款，地方积极投放卫生资源以支持企业自主复工，避免企业倒闭和失业上升。
第二步，宏观政策上降利率、扩赤字、减税费，助力经济复苏。一旦能有序复工，可进一步增发国债5000-6000亿元，降低LPR贷款利率30-40个基点。
长期视角下，疫情对中国潜在增速影响有限。长期增长潜力取决于人力、资本和科技三项原动力。虽然面临老龄化和逆全球化等结构性挑战，但笔者认为，中国也能通过吸取疫情暴露出来的经验教训，深化改革，缓解这些挑战和风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路径就是通过健全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体系，来实现深度城市化，挖掘人口向发达城市群转移的潜力，实现集聚效应。同时，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应对大城市的医疗、教育等大城市病挑战。通过加大服务业和制造业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持对科技产业链的吸引力。另外，通过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吸引外资流入，弥补储蓄率的下降。这也是笔者去年的研究《城市化2.0》的主要侧重点。疫情之后，依然不改变这些长期判断。
疫情对工商活动的影响尚可测算，但对患病人群及其亲友带来的悲痛则不可估量。政策的重中之重，当是在跨越疫情的短期冲击后，充分吸取教训、深化改革。须有坚实的公共资源和卫生体系作保障，才能在城市化2.0阶段实现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