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许多社会都向往为每一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出生在不同经济和社会地位家庭的人,其教育或财力起点是不同的,而这又常常导致迥然不同的就业和生活机会。
数字技术不是为解决不平等而发明,它甚至有可能扩大现有的经济和社会差距。但正如中国的情况所显示,新平台也提供了诸多可能的手段,来缩小机会的差距。
我想到四个例子。首先,通过电子商务推动小微企业的发展。中国淘宝网平台是阿里巴巴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新兴经济体当中体量最大的在线市场。它让茶农、家具制造商、旅行箱制造商以及其他包括来自最偏远农村地区的小型生产者和商户,能够又便宜又方便地接触到上海和北京(甚至海外)的客户。在以往,由于高额的中介费用,这些经营者根本无法直接地大量出售商品,但在电子商务时代他们能做到这一点。
电子商务平台虽然可以让各地的企业都受益,但它们还是更多促进了农村和边远地区小企业的发展,这就有助于机会的均等。而且,正如即将发布的世界银行报告《电子商务发展:来自中国的经验》所指出的,这类平台还促进了性别的平等。尽管绝大多数线下创业者是男性,但他们在网络上的同行却可能男女都有。
其次,金融科技有助于满足小微型企业的融资需求。阿里巴巴集团部分持股的蚂蚁金服利用现金流数据、在线客户评价及其他数字指标,生成信用分,然后再利用这些信用分,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小微企业提供无抵押贷款。而在从前,这些企业是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
哈拉尔德·豪、黄毅、单宏哲(音译)和盛子夏进行的研究表明,从蚂蚁金服获得无抵押贷款的小微创业者,其销售及其他经营指标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未获得此类贷款的同行。为了确保结果不只是说明,得到贷款的企业原本就比其他企业更大更好,研究人员还把信用分略高于资格线的企业,与那些略低于资格线的企业进行了比较。
在蚂蚁金服设立贷款项目之前,这两组企业基本上差不多。但是,获得无抵押贷款的企业,比略低于资格线的企业增长明显强劲得多。这表明,一笔小额金融科技贷款就可以让众多小微企业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数字技术有望直接减少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的教育资源失衡。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农村学校聘不起高质量的教师,也无法为已有的教师提供有效而先进的培训,结果就是,农村的学生往往不如富裕地区的学生。
亚洲开发银行退休官员汤敏创建经营的非营利组织——友成基金会,正在着手改变这种状况。汤敏说服北京和中国其他大城市的顶尖中小学在教室里安装摄像机,让贫困和偏远农村地区的学校通过在线视频旁听它们的课程。
汤敏邀请这些农村学校试用两种模式。第一种是让农村的教师观摩国内的顶尖学校如何讲授某些课程(比如数学或语文),以及这些学校的教师设计安排什么样的练习,然后第二天,他们再在自己的农村课堂上使用这些方法。第二种模式是,农村学校的学生实时观看大城市的授课,他们的老师作为辅导员再提供额外的帮助。
在这两种模式下,农村学生似乎学得更好,也更愿意上学。所以,在友成教学计划的帮助下,中国一些贫困的农村地区缩小了与富裕城市地区的教育差距。
最后,新技术也可以增进上市公司小股东的权益。2014年,中国政府出台一项政策,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允许股东大会的在线参与和投票。以前这种会议只有大股东才能参加。
高华声和他在复旦大学范海国际金融学院的同事所做的研究表明,在线选项让小股东对此类会议的参与增多,从而使公司管理层或大股东可能损害小投资者利益的提案不太可能被采纳。因此,通过平衡小股东的竞争环境,数字技术有效推进了公司治理的民主化。
在上述领域和其他地方,数字技术都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新机遇。但公共政策也必须发挥重要作用。只有政府确保每个人都可以享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才能促进经济的包容性。政府应该考虑对明显缩小机会差距的数字计划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制定者还应当确保正确的法律被制定,并得到执行,以保持数字空间的开放竞争,同时让人们负担得起。
不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公共政策和数字技术可以互为补充,在中国和全球各地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