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肺炎疫情出现以来，特别是在1月18日武汉市卫健委对感染肺炎病例的通报数字从连续6次通报一直维持不变的41例上升至45例之后，关于新型肺炎疫情的辟谣信息借助网络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腾讯开发的“较真查证平台”也正是从1月18日这一天开始，设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时辟谣”平台。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更是针对治理有关新型肺炎的谣言问题发表评论文章，将与谣言进行斗争的问题上升到如何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高度。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谣言是在社会大众中相互传播的无根据、不确切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传播时未获官方渠道证实，这种传播行为本身则带有集群性。谣言往往起于私人和社会，因迎合了社会某种普遍的不满或恐慌情绪而被生产、加工和再造，并以几何级数的方式使这种不满或恐慌情绪得到繁殖和扩散，最后达到社会共振的效果。只有被社会所公认的“权威”才有能力通过确切且充分的信息“与谣言进行斗争”，以其公信力让大众相信权威话语就等同于揭示真相，将大众的行为拉回到惯常的轨道上。
从历史上看，与谣言进行斗争的“辟谣”行为并不一定与谣言的传播行为相伴生。比如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就在其研究中表明，1768年一种被民众广泛相信的“叫魂”妖术，正是因为在传播过程中并没有伴生任何辟谣机制，当时的国家也不存在任何拥有足够辟谣能力的治理主体，以至于产生波及江浙等12个省份近2亿人口的社会大恐慌。
即使是回过头来看看17年前非典疫情背后的舆情发展史，我们也可以发现，在非典传播初期，一边是社会上谣言满天飞，一边是所有媒体对疫情几乎无一例外的集体性“失语”，更遑论辟谣了。
乃至今日，在疫情中匆忙从武汉返乡过年的不少“乡亲”，被村庄社会中流传的谣言塑造成感染者，成为村庄全员必须共同监视的不可接触的“敌人”，却也只能将委屈往肚子里咽。他们自身当然无力辟谣，同时也无力求援于任何权威。
虽然如此，经过17年的发展，如今的媒体环境和大众的信息交流手段已与非典疫情爆发时大为不同。17年前在非典疫情中滋生的谣言与当下疫情中进入公众视野的谣言，不仅在内容上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而且也经历着不同的治理命运。
谣言内容的比较
参考周晓虹对非典时期公众关注度较高的谣言分类，当时常见的谣言可分为与医学进展、身边或某特定个人的信息、所在城市的信息、预防知识和措施、最新疫情数字、阴谋论相关的6类谣言。
笔者收集了自新冠肺炎进入公众视野之后，直至2020年1月29日为止，在互联网上备受关注的若干谣言，并将这些谣言与17年前非典时期的谣言进行了比较（见下表）。
通过对比两个时期的谣言，可以发现：
第一，在谣言的数量上，当下新冠肺炎时期进入公众视野、被公众广泛议论的谣言要大大超出非典时期。这与谣言传播途径的变化有关。当下的谣言传播主要通过微信、微博、QQ等手机客户终端和自媒体。这些媒介可以同时传播文字、声音、图像和视频，并且能够被互联网中的任何信息受体通过各种方式保存和留下痕迹，其空间和时间的衰减性都较弱，其信息本身也更容易让人真假难辨。无论如何，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较容易地搜寻和追踪谣言传播的开始时间、扩散轨迹，找到大量谣言的传播证据。
而在非典时期，中国刚刚迈入互联网时代。既有研究所做的抽样调查表明，在主流媒体之外获知非典信息的423名（40.9%）公众中，其信息渠道依次为道听途说（56.7%）、电话（19.4%）、网络（14.2%）、手机短信（3.3%）和其他（6.4%）。可见口耳相传的道听途说，是非典时期谣言扩散的主要方式。由于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无法原原本本地靠“复制粘贴”向大量其他人转发信息，信息传递的效率低下，传播距离有限，因此谣言更具地域性特征。
此外，信息的传递会受到传者记忆力、理解力的极大影响，同时，传递过程中经过的人越多，就意味着谣言被加工制作和再创造的次数越多，同一个谣言的版本就会越多。事实上，非典时期曾经流传在社会上的谣言未必比现在更少，但由于口耳相传的载体仅仅是声音，声音弥散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渐渐遗忘，如今我们所能寻找到的非典时期的谣言已如上表所示，屈指可数。
第二，在谣言的种类上，当下的新冠肺炎时期的谣言，基本能够与非典时期的谣言分类相互弥合，但也表现出差异。比如，非典时期存在关于最新疫情数字的谣言。这是因为在疫情之初，各大媒体集体“失语”，而在开始报道疫情之初，又缺失成熟的疫情通报制度。2002年11月16日，非典就已于广东顺德爆发，而直到2003年4月20日，卫生部才按WHO的要求，将原先的5天通报一次疫情改为每天一次。
相比之下，此次新冠肺炎发生后，围绕最新疫情数字之所以没有出现被公众广泛议论的谣言，是因为武汉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在确认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后，于12月30日晚立即发布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此后武汉市卫健委多次发布关于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官方的情况通报虽因不及时、新增病例的停滞和突增而受到部分民众的质疑，但官方给出的“1月16日之前，整个湖北省都没有试剂盒，需送到国家指定机构，结果返回约需3-5天”、“采用了新的检测方式，检测能力速度提高”等解释，也能说服大部分民众相信官方公布的疫情数字的真实性。此外，国务院办公厅1月24日向社会征集线索、声明瞒报和漏报肺炎疫情将被严肃处理的做法，也增强了民众对官方公布数字真实性的信心。关于最新疫情数字的谣言的消失，正反映出此次政府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相对于非典时期的进步。
而关于人员流动、电视节目和国际信息的谣言的出现，则反映出以下几点：其一，如今的中国已经从传统的“乡土中国”进入“流动中国”，全国交通网特别是高铁的建设则更加促进了这一点的显现；其二，中国的电视媒体在民众的意识中仍具有公信力，主持人的行为可以被当做社会示范，大部分民众仍然愿意将央视所做的新闻评论和专家意见作为“权威的声音”加以接受；其三，有过出国经历，特别是到过东南亚国家的中国国民越来越多，中国民众意识中的中日关系回暖，中国的影响力已经能够主导性地辐射欧美。谣言种类的增加，也折射出中国国情相对于非典时期的新变化。
第三，在谣言所表达的社会情绪上，两个时期亦有不少相通之处。关于医学进展的谣言，都反映出民众对于尽快认清病毒全貌的关切，以及因疫情的严重性、不确定性和个体的不可控感所带来的焦虑。
关于身边或某特定个人信息的谣言，则营造出身边随时有可能出现感染者、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莫名其妙被感染的不可预料的恐怖气氛，同时传达出隔离后身体的痛苦、武汉人甚至武汉这个空间不可接触等信息。
关于所在城市信息的谣言，则更将恐怖附着于一个固定的属地空间，这种恐怖指向交通的停摆、空间的封闭隔绝、联络的断绝、市场的瘫痪和物资供应不足、市政从常规模式向战时动员管制模式的转换。习惯于生活在万物互联的开放社会中的大众，一定会对突然而至的原子化生活深感恐惧和不安。
以上三种谣言的传播，都折射出疫情下每个人对自身处境随时有可能陷入危机的担忧，极易滋生社会恐慌，进而产生“溃散逃离”“抢购囤积”“排斥驱赶”等反应过度的行为。
而关于预防知识和措施的谣言，虽然无法在物理上帮助谣言的受者解决实际问题，但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安定和抚慰民众焦虑和恐慌的心情，让民众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一些掌控感。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非典时期，此类谣言的有效性通常需要借神异之人的口来发布，仍带有相当的巫术、怪力和乱神的因素。而在当下的新冠肺炎时期，巫术、怪力和乱神的因素已被看似科学的包装所替代，“杭州医生”“钟南山院士”“广东省中医院”等医学权威符号的在场，成为谣言信息增强自身可信度的“马甲”。这至少表明，民众在心态上如今已更愿意相信科学，虽然有时候其实相信的是“伪科学”。
谣言可以产生恐慌，谣言也可以制造安定。当一些谣言使人心态失衡甚至趋于崩溃时，如果没有权威知识的介入和引导，人们就会寻求另一些谣言，以使自己的心态重新归位达致平衡。
非典时期：对谣言的弱治理
在非典时期，谣言在官方正式发布消息之前就已经潜滋暗长了相当长的时间。
2002年11月16日，非典在广东顺德出现感染爆发，但一直没有主流媒体给予正面报道。12月15日，第一例患者被确诊，但消息并未公布。2003年1月2日，开始出现医院医护人员感染的案例，至21日确认非典型肺炎。2月8日-10日，当广州市内大规模传言四起的时候，主流媒体依旧保持不应有的沉默。2月10日，《羊城晚报》才报道，近期广州患“感冒”和“肺炎”的病人增多。2月11日上午，广州市召开了相关新闻发布会后，媒体才开始较为系统、正面地回应大规模的传言，并对SARS病毒的流行情况进行报道。
由于当时主流媒体“失语”，民众只有急迫地通过私下的交流了解事件的性质，在谣言中拼凑属于自己的事实真相。根据周晓虹对全国五大城市的千户调查，在从官方媒体得知非典信息之前，40.9%的公众已经了解了这一事件，并且在SARS最初的流行地广州这个数据高达58.2%。民间已在谣言的指导下先于政府行动起来，当然人们从民间听到广州白醋涨到五十块钱一瓶，板蓝根涨到一百块钱一包的时候，还没有听到政府有任何关于非典的官方说法。
由于当时谣言基本通过口耳相传，谣言和恐慌还只局限于广州及其周边等局部地区，并没有扩散到全国。
2003年3月1日，北京出现最早的非典感染病例，但在4月20日前一直没有获得正确的报道。3月12日，WHO报道了中国非典疫情的严重性，但因在“两会”期间，国内媒体也没有对此进行报道。4月1日，外交部发言人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甚至表示发生在中国部分地区的非典型性肺炎已经得到有效控制。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在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还宣称“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这样的宣称麻痹了全国其他地区的公众，也导致后来公众突然了解现实的危险后出现过度恐慌。但这样的宣称并不等于有针对性的辟谣，无法抑制与非典有关的谣言在北京大规模流行。
4月20日前后非典病人数量突变，4月20日也成为中国抗击非典的转折点。此后，类似“北京市城八区自23日起要封城”、“要用飞机撒农药的方式进行全城消毒”的谣言不胫而走。
从非典谣言发展的时间线上来看，最先出现的是关于“医学进展”以及“预防知识和措施”的谣言，官方对这些谣言保持了很长时间的缄口不言状态。4月20日以后，关于所在城市信息的谣言，才随着国家抗击非典的政策而陆续出现。
从总体上看，在非典时期，国家对谣言呈现出“弱治理”状态，以至于公众过度恐慌不受控制。
新冠肺炎时期：对谣言的强治理
汲取非典时期的经验，如今国家在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出于对未知事物的恐慌，与非典类似，谣言同样伴随着疫情的出现而潜滋暗长。不同的是，如今大部分谣言都以文字、声音和影像的形式凝结在网络空间中，传播来源容易追溯。因此在疫情发生后，政府更加重视，同时也更有条件对谣言的传播进行管控和治理。媒体的辟谣行动几乎在被认定为“谣言”的言论进入大众视野的第一时间果断展开，呈现出政府对谣言进行强治理的姿态。
2019年12月31日上午，在“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疑似SARS”一事引发公众关注的第一时间，新京报就立刻辟谣“武汉中心医院称网传SARS系谣言，尚无疑似或确诊患者”。2020年1月1日，8名“造谣”者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民众们暴击四万个点赞，“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的媒体宣传深入人心。在辟谣中将此次疫情与SARS切割，就能够防止民众在此次疫情与SARS的关联问题上做太多联想。毕竟能够“人传人”的非典疫情曾经为社会带来了太多创伤，民众对SARS仍存有恐慌的记忆。直至1月14日，媒体一边报道“未见人传人”的武汉市卫健委通告，一边引述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对“中国面对疫情反应迅速”的赞扬，称“公共干预措施控制住了疾病的发展”。
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官网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在“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之后加入了“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的判断。1月18日，新京报更是发布题为《中国疾控中心：关于武汉病毒性肺炎，这5大谣言千万别信》的报道，其中所涉及的“5大谣言”皆属关于医学进展的谣言，主旨仍在将新冠肺炎与SARS划清界限。
到了1月20日凌晨，来自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18日、19日的疫情通报才首次未提及“不排除有限人传人”和“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的判断。这一天，钟南山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明确表示新冠肺炎“肯定有人传人现象”。
从此次疫情谣言发展的时间线上看，在1月20日宣布新冠肺炎“肯定有人传人现象”以前，社会中的谣言和媒体的不断辟谣一直集中于有关医学进展的谣言类型。且不说媒体是否过于乐观，“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低，可防可控”这种措辞谨慎讲究的表述，到了普通民众那里可能就被理解为“基本不会人传人”，于是自然毫无戒备之心。在20日确定病毒能够“人传人”的前提下，叠加春运返乡人口大移动高峰期这一因素，疫情扩散、病毒危险和人口流动等信息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使得关于身边或某特定个人的信息、预防知识和措施、人员流动的谣言纷至沓来。
自21日起，武汉市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开始对进出武汉人员加强管控，22日凌晨，湖北省政府决定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I级应急响应。23日凌晨2点，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宣布“封城”。这一系列接连而起、毫无预警的政策措施，在三天之内就将武汉从常规防控状态转入了战时状态。“封城”所带来的恐慌，致使各种关于所在城市信息的谣言风起云涌，有些甚至是相同的剧情被改头换面后扩散到不同的城市。
这些“谣言”基本都在传播之初就被“辟谣”，两种言论几乎在相同的时间段内平行出现，两者的时间差非常之短，网络空间出现谣言与辟谣相互交织的战争状态。这是舆情监控和网络信息管控能力的体现，对“谣言”的治理效率不可谓不高。
“辟谣”与恐慌
从上述对谣言的分类来看，关于身边或某特定个人的信息、所有城市的信息、人员流动等谣言的传播，确实易造成民众的恐慌。而关于疫病预防知识和措施的谣言，虽然有助于缓解民众的恐慌，但若不加以科学引导，却可能导致人们采取无效的预防措施，让人们心理上觉得安全了，事实上却仍暴露在危险之中。
如果我们能够正确运用主流媒体的引导功能，对这些谣言进行有理有据的辟谣，就能够转化民众在关注中集聚的能量，将其导向理性和科学的方向，有效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和人们的非科学防治行为。
然而，正如我们在疫情下谣言发展的时间线上所看到的那样，关于身边或某特定个人的信息、所有城市的信息、人员流动，以及关于疫病预防知识和措施的谣言的大量出现，是以官方对疫情性质叙述的重大转变为起点的。在非典疫情下，官方对疫情可控的承诺造成了公众的麻痹，这是导致后来公众突然了解现实的危险后过度恐慌的原因之一。而在如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下，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武汉仓促宣布“封城”让许多人觉得愕然，“封城”前后的决策之间存在明显“间断”，民众对疫情的判断和情绪也出现明显“间断”。官方态度的突转，让民众感受到剧烈的心理失重，超市的抢购、加油站和医院门诊的人满为患以及大量人口的“连夜外逃”无一不反映出人们心中的恐慌。对疫病和政府决策的双重不确定感所招致的恐慌，在后来的发展中致使上述谣言大量出现，甚至在其他省市也大量滋生。
而官方对疫情性质的叙述之所以发生重大转变，正在于本次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政府过于片面地强调了对“谣言”的治理效率，特别是将科学上尚未有定论或者有争议的判断直接当作了“谣言”。媒体的高调辟谣干预了对病毒的科学定性，持续过度乐观的宣传让大部分民众丧失了警惕心而不采取防护措施。如何把握从“内严外松”的疾控规则切换到“发布预警”的非常状态的时间点，以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说明事态的严峻性，让民众对疫情保持警惕，“恐”而不“慌”，考验着为政者的行政智慧。
“辟谣”原本是为了避免社会恐慌，却恰恰成为了引致社会恐慌的元凶之一；信息公开与信息遮蔽，成为同一行为的一体两面。
如此悖论何以形成？
笔者以为，在界定和识别关于医学进展的“谣言”时，如果在科学上尚且缺乏理据的情况下，仓促将某个判断贴上“谣言”的标签并进行“辟谣”，就很难保证所谓的“辟谣”本身的科学性了。原本辟谣是为了还原事实真相，但过度的谣言治理，则恰恰会使“辟谣”悖理事实真相，甚至成为删除事实、歪曲真相的工具和借口。
如此“辟谣”，只会让不知道真相的人各种“大力科普”“深度分析”，将疫情推向难以挽回的局面。如此“辟谣”，看似果断高效，其实潜藏着重重危机。如果在此次疫情的初始阶段，政府对于有关医学进展的谣言治理能够谨慎研判，有理有据有节地向民众说明医学进展的事实，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辟谣”，或许这次疫情就不会发展到如今的局面。
结论
谣言止于公开，而过度“辟谣”则可以制造“公开”的假象，其最终的结局却暗藏影响公信力的危机，加剧民众价值观的混乱和社会的撕裂。对于谣言治理来说，最危险的情况是，以公信力为依托的“辟谣”不再被民众所相信，这是值得深刻警醒的一点。
基于对两次疫情中谣言内容及其发展态势的梳理，我们发现疫情中的谣言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种类，这些种类在逻辑上并非并列关系，而是在疫情演变的时间序列上呈现前后相继的规律，表现出“主导—衍生”的非均质特点。其中，有关医学进展的“谣言”往往最先出现，继而衍生出其他类型的谣言，谣言的流变状况一般受到传播手段的影响，更被政府对谣言的治理强度所规定。
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离不开对谣言的治理。但治理的前提，是认识到疫情中的谣言传播本身也具有一定意义，比如提高人们对疫情的警觉性和关注度，反映民众的某种社会心理情绪。谣言治理的关键，在于通过有理有据的解释和说明，引导民众了解事情的真相和科学知识，疏解民众的情绪，这才是“为人民服务”。此次疫情的局面，反映出政府治理中“政治维稳所需的信息控制”和“疫情防治所需的信息透明”这二重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
好在，中国政治体制中上下分治的治理结构有助于化解治理风险，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低下可以通过中央的接管和督查加以补救，党和中央政府在民众中间仍处于权威地位，为地方政府的自我调整和经验积累提供了机会。谣言治理的水平能够反映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程度，任何法律和制度体系都不应为治理的过度制度化服务。在此需要明确，谣言治理也需要有分类治理的思想。一些主观恶意极大、客观上容易引发严重社会秩序混乱的谣言，理应依法予以严肃处理。而对于有关医学进展、科学结论尚不明确的“谣言”，一定需要通过同行评议对内容进行甄别，明确言论的扩散范围，有理有据有节地加以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