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前，城乡建设的理念逐渐多元化发展，各种经验均可被作为现成经验进行“拿来主义”式的实践。但是，对不同的优秀建设理念进行简单相加，并不一定能得到一个优秀的城市。例如，在公共交通发达的城市中，以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等为代表的慢行交通工具很少被民众使用（如新加坡）。因此，“在建设发达的公共交通体系的同时仍然追求完善的自行车道体系“的做法有很大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且容易造成资源浪费。
据此，考察不同的建设理念之间是否耦合，是必要的。健康城市的理念与其他城乡建设理念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而此次疫情中各种理念的现实表现则提供了观察这一关系的绝佳机会。
1、精细化城市设计
地权边界清晰、权责分明、环境整洁的海鲜市场具有更大概率不会成为滥杀野物、滋生病毒的场所。塑造和维护这样的场所，是城市设计的责任。
此次疫情以空间环境质量恶劣的武汉某海鲜市场为病毒源头，不仅反映了武汉当地饮食文化与全国层面公共卫生意识的相对落后，同时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市设计这一空间治理工具在向社区、街道和大型公共活动场所的下沉过程中遭遇的困局。
作为精细化管理的技术工具，城市设计技术体系必须尽早完善——不仅在区域、城市和区段层面进行宏观层面的引导（例如武汉提出的“百湖之城”建设理念），而且应当将这些理念下沉至百姓身边，实施日常生活视角下的有效空间干预，为健康的城市提供健康的空间结构，为健康的社区提供健康的”空间细胞”。
2、有机疏散理念
截止2月5日凌晨，湖北省范围内确诊的病例占据全国确诊人数的66%左右，武汉市区的确诊人数又占据了湖北省确诊病例的47%左右（表格1）。这一粗略的数据结构可以透视湖北省和武汉市城镇体系结构的现状。目前看来，这种结构对于疫情防控而言可能是积极的。
表格 1 截止2月5日的确诊人数及其占比
表格来源：作者根据腾讯新闻整理
从既有应对情形来看，全国范围内其他地区确诊人数何以相对较少，封城的措施为何得以施行，部分原因是周边城市为武汉承载了大量的流出人口（图1），从而降低了武汉市春节期间封城的运营成本。同时，根据城镇体系和空间圈层分而治之，封城才具有了可行性和操作性。相反，如果本次疫情的发生地位于北京，则后果难以想象。
从未来应对策略来看，以黄冈、孝感、咸宁等为代表的武汉主城外围城市具有设置物流中继站点、人流集散站点的条件，以仙桃为代表的更外围城市仍可恢复必要的医用物资的生产能力，它们均可以支援疫情爆发的武汉中心城区。
图 1：离开武汉的500万人都去了哪里
资料来源：新浪网（https://k.sina.com.cn/article_5726009017_1554bf6b901900loly.html）
3、城乡社区生活圈
城市中，社区在为公民日常生活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在社会治理层面发挥基础性的控制作用。社区内部已经形成以“网格员”为抓手的网格化管理已经成为当前各大城市主要的空间监测手段。
乡村中，相对于城市生活圈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乡村集体展现出对疫情传播的良好阻力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决定本次疫情不会更大扩散的关键因素。在春节期间，全中国重返乡土化文明的状态。乡土社会在空间上至少固定了40%的非城镇人口，同时也固定了大量返乡的城市人口，大大降低了防控成本。另一方面，中国乡村是一种地缘和血缘的结合体，这一特有的聚落属性为切断交通渠道、建立“人盯人”的监控制度提供了先天的有力条件。从这一角度而言，乡村对抑制疫情的扩散具有积极作用。也正是基于类似的原因，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仍希望在本次疫情中，将乡村作为吸纳有害因素和化解社会危机的土壤[1]。这或许提示我们：盲目追求较高的城镇化率存在风向，城乡建设不可偏废其一。
4、开放小区
封闭式小区仍然是城市疫情防控的单元。因其严整的空间产权界限、组织化管理的物业服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出入路径、小区微信群等形式的自组织行为等，自发产生了消毒、登记、测体温、相互监督、疫情防控信息通报交流、心理健康维护等活动，均为国家疫情防控提供了自上而下的、更加扁平化的治理结构基础。
反观开放小区，为人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并且因其出口多、空间边界的模糊、公共空间形式复杂，增大了管理的难度。在本次疫情中，不少地方政府对开放式小区采取了增加临时物业、重点盯防等措施，甚至有部分开放小区建设了临时围墙（图2）。
在理论层面，健康城市与开放小区似乎并不违背，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在当前中国城乡建设的现实条件下，开放小区是否对健康城市的建设具有反作用，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图 2：济南市历下区某小区新建临时围墙
资料来源：鲁网（http://sd.sdnews.com.cn/2020/fgzxfy/jczy/202002/t20200204_2674817.htm）
5、公交导向
很明显的是，在两次疫情中（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摩托车、小汽车等私人交通工具为主的交通方式，在疫情中更加活跃，未受到严重的限制，而公共交通则明显受限。抑制公共交通，在此次疫情中成为切断传染渠道的重要手段——所有城市都在第一时间切断绝大多数的公共交通。
这一现实暗示健康城市与公交导向可能具有完全相反的倾向性。这提示我们，如果健康城市的目标是在疫情发生期间城市交通仍具有为提供正常服务的能力，那么这种交通体系就绝不会是一个公共交通发达但是强力控制私家车拥有量的交通体系。可以说，对私人小汽车的偏见，未尝不是一种病毒。
根据上述论述虽难以对健康城市与其他理念之间的具体矛盾做出明确的判断，但是至少它们已经说明，健康城市理念与其他理念之间并不是完全契合的，甚至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在注意这一理论事实的同时，也需要警惕：大力倡导某一种理念而断然摒弃其他理念，固守某一种价值观而选择性无视其他价值观，对于当前的中国城乡建设而言是不可取的。城乡建设理念的多元、开放和包容仍是未来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