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第三期对“武汉肺炎”预测与评估的追踪报告，需要调整第二期的确诊病例结果，数据呈现的结果显示，最终确诊的病例，在排除掉扰动因素之后，包括普通肺炎、流感及误诊被当成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的情况之后，最终确诊病例会是4.36万例左右，这个数字比1月29日的第二期评估数字3万例略高一点。
安邦预测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的峰值出现时间，模型和数据分析表明，与1月29日第二期的预测和评估一致，没有出现改变，依旧预测是在2月9日前后疫情达到最高峰值，此后将会出现波动性的衰退。
值得注意的是，安邦认为，2月3日出现的数据以及此后三天的连续追踪分析显示，战胜这次大疫情的“曙光初现”信号，开始出现于2月3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这一发现的可信度非常高。图形特征及其相关分析表明，新增疑似整体向下的趋势是牢固的，这个数据与新增确诊病例形成交叉趋势，代表并且反映着疫情的峰值正在逼近，而不是遥不可及。而这一趋势判断与2月9日达到峰值的预估也是吻合的，互为支持。其中，因武汉转院和突然暴露的扰动因素，通过延伸判断和持续追踪，已经予以大概率排除。所以，曙光初现，我们正在接近山顶。
在第三期评估中，安邦对于死亡率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跨国合作调研，试图解释这次疫情的死亡率之谜。我们注意到，武汉地区的死亡率令人震惊地大大高于正常条件下的死亡率。在武汉以外的地区，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二的死亡率，而且今后还有可能进一步的下降，这样的死亡率虽然高于经验条件下流感的死亡率，但明显这一病毒肺炎的死亡率远低于过去专家的估计。截止2月4日，广东地区有797个确诊病例，死亡率为零；浙江有高达829个确诊病例，死亡率为零；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确诊病例数迄今仅在菲律宾有1例死亡。尼泊尔、柬埔寨均有病例出现，但无死亡病例。对比之下，湖北的死亡病例有414例，其中武汉的死亡病例高达313例，患者在武汉的致死率令人吃惊的高达4.9%，相当于正常死亡率的24.5倍。
如果排除武汉因管理混乱，交叉感染带来的延误治疗、老年以及基础病患等导致的死亡因素，那么以千分之二的死亡率来看，这次令人谈虎色变、全国总动员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际只是一次类流感疾病。它像流感一样，具有高传染性和低死亡率，主要威胁的是抵抗力弱的老年群体健康，但能够自愈（致死原因的技术分析，此处略去）。
因此，综合评估死亡率的数据，可以说有理由相信，世界卫生组织高估了“武汉肺炎”的威胁，虽然可以勉强理解它是为了第三世界国家所作的考虑。此外，中国的政府部门，尤其是公共健康部门同样也存在极为混乱的认识，政策行动往往是基于保守的意识而出发，缺乏对“武汉肺炎”的质性分析，这导致了大量的问题和惊人的政策成本。综合来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死亡病例会在500例至900例左右，与安邦1月29日第二期的评估数据一致，没有改变。
在经济影响领域，由于疫情没有结束，任何准确的有关经济影响的预测不可能产生，我们仅从宏观角度做出的系统评估认为，有理由保持1月29日第二期的预测，即对全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为0.5%-1.2%，主要是基于春节消费被重创以及对旅游、餐饮和文创产业的影响等做出的结构性分析。其中，对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季度经济增长很难超过5%，这一切预测和判断，均与第二期的评估相一致，数据分析表现，没有必要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与疫情相关的经济趋势，最重要的是防止因受疫情影响，中国经济一沉不起的重大风险。目前除了重大改革之外，实际并没有托底的良策。即便注入具规模的资金也是在国有小循环内流动，浮资可造成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但无法扩大市场需求，生意难为的困境依旧存在，甚至会因疫情而更加严重，这样的结果，必定将会挤压消费资源，造成中国经济借势走低，一沉不起，长期低迷，这是今后一个时期的最大风险。
上述结果均为信息追踪研究的部分，属于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仅供参考。
安邦的跟踪研究和评估认为，从2月3日起出现了战胜这次重大疫情的“曙光初现”信号，大约在2月9日达到峰值。中国经济要防止在疫情影响之下一沉不起的重大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