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6月18号Facebook发布天秤币（Libra）白皮书以来，国内外又一次掀起了对数字货币或虚拟货币（虚拟货币主要是指非官方发行的“数字货币”）的大讨论。从10月17-18号在华盛顿召开的G20财政和央行部长级和副部长级会议达成的共识来看，鉴于监管缺失下的金融创新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解释，官方对虚拟货币的创新仍持谨慎态度，认为它含有一系列政策和监管风险，尤其是在反洗钱、反恐融资、消费者保护和市场诚信领域。所以，在正式启动之前，需要进一步评估和解决此类关切。笔者认为，市场需要将关注的焦点从虚拟货币转移到其背后的技术基础设施——区块链，这是比特币真正的价值所在。
比特币区块链只是区块链的一种形式——公链，其底层代码是公开的，参与者不需要获得事先授权，除此之外，还有私链和联盟链等形式。对于比特币区块链而言，比特币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它既是对矿工挖矿的激励，由此创生区块，形成账本，提升记账能力，其工作量证明是保障信息安全的重要机制，而其成本就是挖矿带来的资源的消耗，信息存储成本也非常高昂。但是，过去10年，在公链之外，区块链已经发展出了新的形式。而且，随着技术的成熟，交易效率已经提升，成本也有望下降。
自2017年9月4日7部委联合发文取缔ICO（首次代币发行）以来，市场对于虚拟货币和区块链的关注迅速降温。虽然官方一直将区块链和虚拟货币区别开来，但对虚拟货币一刀切式的治理和监管，不可避免地对区块链产生了负面的外溢效应，致使过去几年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和应用与国外出现了一定的分叉，发展也相对滞后（根据业内人士的观点）。
从区块链的本质来看，它代表的是记账权的争夺，因为区块链的本质就是分布式账本，被看作是“互联网3.0”时代的基础设施。结合历史来看，公元前3100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古乌鲁克城利用泥板作为“账本”；货币作为记账工具和符号对于交易有重要意义；复式记账法于15世纪末在意大利走向成熟并极大地推动了银行和贸易的发展；互联网带来了信息技术革命，对生产和生活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创造性破坏”效应；所以，记账权的意义不可小觑，这在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都是适用的。
鉴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将区块链的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提上了议事日程，提出了“区块链+”的概念，并将其与新时代的基本矛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的政策措施——精准扶贫、教育、医疗——联系起来。而实际上，“十三五”规划就已经将区块链与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一起列入重大技术攻坚项目名单。从市场反响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层面，区块链的竞争将进入白热化阶段。那么，除了“区块链+”在产业层面的应用，区块链还可以做什么，政策又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区块链的技术攻坚战
技术竞争是长跑，能跑多远，跑多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研究能力，以及技术创新转化为产业优势和企业绩效的效率。由于基础研究的投入产出不一定成比例，且有一定的公共品属性，所以，政府需要加强与高校和市场研究机构加强合作，在资金和政策上予以支持。在招商引资和吸引人才的政策上，有必要将区块链作为关键词之一。
区块链有诸多明显的优点，如去中心化存储对信息安全的意义，不可篡改、可追溯等等，可能对互联网、金融与企业和社会组织形式等产生所谓“颠覆性”的影响，但其之所以仍然停留在讲故事层面，仍然未被大众接受，原因就在于落地所面临的困难。而之所以落地困难，又是因为区块链面临的共识成本高、交易效率低、数据存储成本高和链上链下数据协同技术不成熟等问题，许多企业层面的尝试都半途而废。
比如，花旗集团就曾经想借助区块链解决数据导入和保证数据质量问题，但由于成本太高而不得不放弃。除了成本高昂之外，交易效率低也是一大缺点。比如，在基于区块链而发行的虚拟货币中，比特币每秒可完成7笔交易，以太币是每秒10到20笔，Libra是每秒1000笔，而在2018年双十一的时候，基于网联的交易峰值达到了每秒92771笔。正因为如此，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计划（DC/EP）并未确定是构建在区块链之上的，而是保持技术中性。
所以，区块链应用也面临“不可能三角”问题：去中心化、可扩展性和安全性三者难以共存，需要找到平衡点。现在的共识是，区块链与区块链之外的技术应该优势互补，利用区块链的信息验证和共识形成机制进一步缓解信息不对称、信息安全和隐私问题，同时与链下的计算能力和云计算这样的线上存储能力相结合，这样就能大大降低成本，提高能效。
安全性几乎可以说是无价的。根据高德纳（Gartner）的估算，2015年全世界在网络安全上花费是750亿美元，因为网络安全的漏洞，2015年因欺诈和盗窃所造成的损失是4000亿美元。Juniper研究的估计是，2019年该数值将达到2.1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2.5%（维格纳和凯西，2018，p.31）。除此之外，还包括因此而产生的法律、运营等各方面的成本。所以，有观点认为，互联网时代最赚钱的不是微软、Google、腾讯和阿里巴巴，而是黑客。
如果区块链能够有效加强强化信息安全，那么，仅从商业上考虑，它都是价值不菲的，如果再加上以Libra为代表的非主权数字货币的经济效益，及其所内含的政治意义，那就更是如此。只是目前，还有大量的技术难题有待解决。政府可以围绕区块链的核心技术优势以及关键的技术瓶颈加强基础研究的投入。与此同时，加强产学研的合作，提高研发的投入产出比。
虚拟世界的基础设施
以长三角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所谓一体化，其实就是优势互补，资源整合，调剂余缺，发挥协同效应，形成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这需要打破要素流通的制度壁垒。
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出城市化概念的是1980年代中期，直到首次提出城市群战略（“十一五”规划），期间有20多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是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时期，竞争格局是以城市，乃至以县为单位的，即所谓的“县际竞争”理论。对于城市群和区域一体化发展而言，城市化模式带来了一定的历史遗留问题，即城市间的协同性较差。从学理的角度来说，过去求的是局部最优解，现在要求的是全局最优解。很明显，全局最优不等于局部最优的简单加总。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龙头，上海如何起到以点带面，提升区域合作的协同效应，是长期研究课题。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我们仍然在走的是物理空间上的示范区的思路。上海选定青浦区、浙江选定嘉兴区和江苏选定吴江区，组成“清嘉吴”示范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各项政策措施落地。
这仍然是从空间维度上思考长三角一体化。彼此相连的物理空间自然提供了协同的优势，但它同时也是约束。基于物理空间上建立起来的协同模式，其复制性如何，它是否会随着物理空间的膨胀而出现效率损失？在制定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时，除了要有物理空间思维，是否可以考虑利用虚拟空间，除了互联网之外，区块链技术是否可以在边际上改善进行改善，比如联盟链如何进一步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管理效率、增进政府与企业的沟通，以及企业之间的协同效应，从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
我们认为，基于区块链形成的虚拟空间或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青嘉吴”示范区可以先行先试，作为区块链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门户（gateway），然后再向更广的范围复制。
作为虚拟世界的基础设施，区块链扮演着与物理世界中的道路交通、水电等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同样的角色。随着生产、生活和经济管理的数字化趋势的提速，虚拟世界的基础设施也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企业组织形式与边界
科斯早在1937年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就探讨了企业存在的逻辑，提出了“（企业）组织为什么存在？”的问题。区块链也将对企业的边界、组织形式与合作模式产生一定影响。
众所周知，所谓市场的效率，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价格机制对资源和供求的调节效率。但价格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如果价格是万能的，那么就不会存在企业这种“非价格”形式的资源组织方式。
价格机制的发挥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一方面，非完全的市场导致价格发现的过程会产生成本；另一方面，市场的这种非完全性会使得价格信号出错，即所谓的“价格失灵”，从而导致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所以，科斯认为，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在价格机制的成本较高的领域，企业诞生了，其主要功能是将协调成本内部化。企业的边界取决于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的对比。
宏观层面，市场有价格机制；微观层面，企业内部有行政命令式的中心化的管理机制；这两者在不同层面都是有效率优势的，但在中观层面，无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的企业合作，主要靠的是合同，它的协调成本是相对较高的。正如“囚徒困境”所示，在分散化的决策体系中，合作的均衡往往是次优的，其本质原因在于信任的缺失和承诺的不可信。
我们认为，如何在企业层面构建激励相容的约束，区块链技术将大有作为。作为基于共识算法和构建主观事实的账本，区块链或将重塑企业合作的模式，显著提升中观层面协同的效率。这不仅对于企业是成立的，在不同行政层级，乃至主权国家层面，也都是适用的。
笔者想强调的是，除公链以外，区块链和虚拟货币并非完全相互依赖的关系，即数字货币的发行不一定非得凭借区块链技术，区块链生态的构建和运行也不一定需要发行虚拟货币。即使是公链，利用虚拟货币进行工作量证明以保障信息真实的机制是否是不可替代的，似乎也可以进一步讨论。
本质上来说，区块链是账本，货币是记账符号，主权数字货币并不是不可以在区块链虚拟世界中发挥货币职能。所以，应该区别对待区块链与虚拟货币。但不可不承认的是，在跨国境的贸易和金融活动中，虚拟货币是有存在价值的。当前的美元体系不仅导致了全球失衡，加剧了金融风险，也给非美元国家带来了巨额的汇兑成本，而美国则从中获得了巨额的“铸币税”。当然，除了虚拟货币这种机制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形式，也值得讨论。人类的进步，本来就是在探索未知中实现的。
总之，在对待区块链这项技术的态度上，既不能无视，也不能夸大。市场天生就是个段子手，讲故事是基本功。退一步讲，如果连故事都讲不好，这种技术也就没那么性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