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全国两会上周六的一次记者会上曾表示，中美两国谈判代表正“夜以继日地”沟通，为达成协议全力磋商文本。而据外媒报道，在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前进中，有些最棘手的问题，影响了进度，也就是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实现双方的目标。
在海湖庄园峰会举行之前，双方团队必须敲定的协议内容是什么？需要留给习特二人最后敲定的内容又是什么？或者，再次徒生变数，中美双边贸易难以尽快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一系列悬念，全球市场正屏息关注。
《华夏时报》记者整理出6个最重要的悬念，特别邀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负责人张茉楠博士进行解读。
悬念一：中美达成协议的核心内容可能是什么？——寻找共识和达成规则性框架
从四轮谈判来看，中美经贸问题的焦点已发生变化，从原来更多强调贸易的不平衡，转变为所谓的“不公平”，这个不公平更多是聚焦于中国的国家产业竞争力方面，表现为在新经济或数字经济领域当中被西方媒体解读为“技术冷战”，美国认为要改变这方面的规制和规则。就此而言，这四轮中美经贸谈判聚焦于结构性问题，包括所谓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国企改革、产业竞争和补贴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所谓的网络安全等，实际上是在整个结构性问题或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等制度化层面上进行博弈或谈判。
而中国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一定会继续坚持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也不会改变，包括十八大提出的一系列坚持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十九大明确的要进一步推动建立现代化开放型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也不会因中美贸易冲突而发生重大改变。谈判中美方提出的有些问题恰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方向一致，比如如何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壁垒或使政府的管理模式更好地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变化等。
据此来看，中美谈判可能不会在短期内达成一个所谓的“你出题，我给答案”的模式，更多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寻找共识和达成规则性框架。但这个框架具体细化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合乎美方认为可核查、监督、评估的要求，则是下一步要确立的机制，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和优化的过程。
悬念二：双方目前最具争议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清晰界定产业补贴和强制技术转让
美对所谓产业补贴政策或市场准入政策，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都很在意，这与其是一个货物贸易大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服务贸易大国有密切关联。
作为服务贸易大国，其因为知识产权专利获得的收入占到几乎整个服务贸易的一半以上，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收入来源，它要维护美国的利益，包括一些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利益。我们看到，美国不仅在中美双边谈判中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提出一些质疑，它在WTO或多边贸易框架之下也一再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因为这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它是要保证自己这方面的利益，保护美国的核心竞争力，并由此保证美国始终可以主导和规制国际贸易规则。
尽管中国也作出一些努力，包括成立知识产权法庭，以更好地保护跨国公司或投资者的利益，但有一个层面的问题需要确定：知识产权保护在很多情形下是一种市场行为，而非政府可以强制。
国际技术合作包括前期研发投入，无法明确界定是否强制性技术转让。因此这方面的问题可能需要在中美谈判中更清晰认定什么才是技术转让，不能说把所有的技术合作或并购、投资都划为强制性技术转让。如何把市场行为和一些政府行为区别开？这是双方争议焦点之一。
另一个焦点是产业政策，包括产业补贴的界定。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金融危机之后，随着新一轮工业革命到来，很多国家在一些重大的高科技领域当中都加大政府投入或对一些创新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在规划、产业发展战略等方面。我们看到去年10月份德国出台了《德国工业2030年战略》，也是强调政府在推动高科技发展当中的一些重要作用或关键作用，包括特朗普提出“太空计划”或刚刚推出的人工智能AI的国家发展战略，其背后都不乏有政府推动的影子。所以不能因为有政府参与，就界定是一种产业保护或是一种不公平竞争行为，这一点也需在谈判中进一步明晰。
悬念三：可能会达成什么样的共识？——不打贸易战、解决结构性问题、将改革落到实处
首先，美国可能从未来前景方面考量，并不希望真与中国打贸易战。否则对中美的宏观经济、对全球市场信心都有打击，也都有实质性影响。
WTO最新数据显示，无论是在制造业订单还是一些会议量，包括一些高科技领域订单方面，全球实际上都出现了大幅下滑。WTO、世行都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和贸易增长预期，这说明打贸易战已实质性的拉开架式，造成的损伤已开始显现。
而特朗普面临2020年大选，经济不好将影响选票，也会引起更多选民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
因此，特朗普只是以谈判为主，而不会像去年一样真正是拉开架式想跟中国打贸易战，从这个角度来讲，中美之间有共识，双方肯定从内心深处或从根本利益上都不希望真正打贸易战，也不希望冲突继续升级，所以才会有连续四轮的双边谈判。彼此国家的核心利益、全球经济面临颓势、特朗普执政面临关键节点，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这些因素促使大家往好的方向努力，也使得谈判有最基本的回旋余地，有好的氛围。
其次，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不是解决一般层面的贸易问题，而是解决结构性的问题。
从中国角度看，中国有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既定的政策方向，不可能因中美贸易冲突而改变。中国改革的方向或节奏，不会为了换取短期贸易冲突的平息而改变，因为这关系到中国长远利益，也肯定是中国的红线或基本底线。
从美国角度来看，如果中国不在一些关键性问题，比如结构性问题上，与美国有更大交集的话，美国也不会因为贸易冲突对它有影响而去暂缓这种节奏。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这种结构性问题上达成可以协商解决的政策框架。
第三，怎么核查、怎么监督、怎么评估结果？
无论是美国官方，还是美国跨国公司，或是美国民主党或国会的一些意见，都认为不能只是口头上的承诺或口头上的表态，一定要将所谓的改革落到实处，让外国投资者、让美国看到中国在作出实质性的努力。这一点，就不仅仅取决于谈判这个层面，一定是取决于中国在市场化改革或结构性的改革方面要作出一些实质性的动作。
上述三点分析，实际是中美达成协议的深刻动因和充分必要条件。
但也必须考虑到，特朗普容易出尔反尔，即便达成口头承诺，如果依然不符合他的利益，或者他没有认为自己占的利益更大，还会翻悔。所以，达成共识只是第一步。
之后还要考虑到，中国在维护自己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之上，如何更好地推进结构性改革，如何真正在实质性层面作出努力。但这显然并非可以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改革的过程，包括路线图或时间表。
所以，90天的谈判只是一个转折点，最大的问题在90天之后的后谈判时代或后中美贸易战时代，那可能是中美中长期战略性博弈或结构性博弈的时代。
中美不可能冀望90天的双边谈判能够解决结构性问题，中国现在的做法也不是美国出题我们答卷，而是与美方共同推动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改革。
悬念四：双方都想尽快达成协议？——为未来做准备，朝向新一轮的贸易框架
第一，美国希望调整金融危机以来其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美国产业空心化，美国所谓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不平衡，是美国国内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特朗普要推动制造业回流，解决一些就业问题，包括推动全球价值链结构性改革或重构，都有其不合理的地方，不能因他一再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就全面否定他的宏观经济政策。特朗普总统在国内调整宏观经济，包括税改，包括现在提升美国产业竞争力，以及现在纠正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有其合理性，也会对美国经济未来发展提供增长动力和支撑，优化美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提升美国竞争力，这对长期美国发展有利。
虽然特朗普调整美国宏观经济政策或贸易政策有一定合理性，但他不能把美国利益凌驾于别国利益之上，从而损害别国利益。
第二，美国现在与北美、与欧洲、与日本谈自由贸易协定，其实是在试图改革一些不符合现在贸易规则的规则或方向。比如美国现在和欧洲和日本在谈“三零”贸易规则（即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
美国现在尽管对WTO甚至有推倒重来的想法，但它有一些机制性的政策在改革全球多边框架，把一些新的贸易议题加进来，再加上能够推动一些区域框架的形成，这是其积极和合理的成分或作用：对内的政策调整，对外的区域多边框架的重新谈判和推进。
但不合理的地方是，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或者完全搞自己的小圈子，而把更多国家的利益排斥在外，或更多是通过贸易战或技术战的方式获取利益，这是中国一直反对的，中国主张不能靠保护来寻找保护，而是通过开放寻找全球化的更好方向。
就中国而言，也有很现实的需要。
中国国内有一些改革确实在倒退。改革到一个阶段，不是方向不明确，而是有些时候可能改革动力不足了，看起来好像整体环境比较好，有一些啃硬骨头或者是要涉险滩的地方，有的时候就出现一种改革的疲态。最重要的是，尽管高层有非常好的政策设计，但在操作层面往往会面临一些掣肘或利益集团的阻挠。
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形成一种改革的新动力。当改革面临风险或挑战时，需要更加主动、更加努力的推进改革，需要由内而外真正认识到必须开展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即所谓改革“再起步”“再开放”，必须由原来要素型的开放、市场型的开放向规则性的开放和制度性的开放转变，这是更深层次地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这种体制的管理模式或制度规则框架。
这种倒逼的改革，一是别人逼出来的，一是自我意识到外界有风险、有挑战，更加焕发或激发出改革的潜力和动能，这是对中国最重要的，不仅仅是一般政策调整，比如贸易政策上，而是真正焕发改革的动能和活力，包括对未来发展方向更坚定或更明确清晰。
在规则层面，过去曾提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智慧等等，但其实既然认为中国也是全球化的中国，就不能过度强调中国特色的或差异部分，而应寻找更多共同的部分。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管理、规则、制度或标准要跟国际对接，不仅仅是一般的对接，而是和最先进、最超前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对接。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成为新的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参与者和引领者，否则你的规则，很多是相对落后的，也没有办法引领发展。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提出的很多议题，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例如产业竞争力的问题，比如现在市场经济体系建立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如何保护创新的问题，这些都属于未来中国可以去创造新的国际规则或新一轮全球化领域的方向。
如果在中美贸易冲突中有更深入的思考或有更前瞻性的预判或预见，才有可能成为未来规则制定的重要推动者。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制定者，但起码要成为一个重要的推动者。
而这次中美贸易谈判，将为未来做准备，这就是朝向新一轮的贸易框架。
悬念五：中国将实现什么样的谈判目标？——中国更坚定走向经济平衡发展方向
所谓贸易战其实也是心理战，考验战略定力。中国既然认定现在所有的政策方向更符合自身利益，也符合全球化利益，就应该坚定往前走，不能为了短期的所谓贸易战平息而改变方向和政策，但前提是这个方向和政策是对的。
从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看，比如原来靠出口拉动的发展模式，可能只有个别经济体长期维持这种发展，比如像德国、日本，但大部分国家国民收入逐步提高、产业结构升级之后，实际上贸易不平衡的状况，只要不是重商主义，都是顺差越来越小，进口越来越大。
中国2011年就成为全球中间品贸易大国，中间品贸易大国就是不仅仅加工和进口原材料等初级产品，还有很多半成品或资本品，这个资本品实际上有利于产业升级，也有利于提升国家整体的产业核心竞争力。所以进口实际上也可以对产业竞争力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包括有一些高技术进口、服务贸易的进口、资本品的进口，实际上是有利于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的。
从消费品角度来看，中国也需要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消费升级。中国人原来在国外买买买，造成了大量消费外流。如果通过扩大进口，价格比较合理的话，也可以把国外优质的商品、消费品进口回来，提升老百姓的福祉。比如一些营养品、医药产品，现在通过自贸区谈判来降低进口成本，尽管不一定直接拉动经济增长，是考虑到顺差对GDP的贡献率，但从另一角度看，国民福祉和产业竞争力、结构优化会从进口当中获得非常大的收益。出口能创造价值，进口同样能创造价值，而且将财富都留在国内了。出口可能顺差是留在国内，价值却可能流出去了。但进口有很多看起来是买别人的产品，创造了别人的就业，实际上价值缺可能留下来了。
所谓高质量发展阶段，其实也是平衡发展的阶段，既需要出口一些创造核心竞争力、创造市场份额，也需要通过进口来扩展所谓在产业链当中的参与度，以及在国民福利当中的国民福祉，这是更好或更合理的贸易结构和增长结构的方式，是平衡增长，而不是失衡增长。
悬年六：中国将借此获得新的改革契机吗？——中国自我达成高质量发展目标
中国曾把入世作为改革开放契机，其实它也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即入世面临内外不同压力，必须要达标。其实现在也是达标的过程，但这个达标不是完全由美国出题的达标，而是要符合高标准的发展，符合更加公平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规则框架。只有通过达标，才能真正获得更加明确的改革方向和动力。所以达标对中国来讲也是推进改革的一种方式，但这个目标不是外界设立，而是中国自我达成一种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