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有句名言：政府的角色是“守夜人”，职责是保护国家安全与维护社会公正。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出版了《自由选择》一书，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下政府不仅要当好“守夜人”，而且还应成为“仆人”，其主要职责有四项：保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品以及照顾穷人。
政府为何要承担这四项职责？弗里德曼解释，是因为市场在上述领域会失灵。不错，市场的行为主体是企业，而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确实无力担当保护国家安全的重任；同时企业要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由于存在自身利益，也不可能维护社会公正；再有，由于公共品消费不排他，存在收费困难；而扶贫又难以取得收益回报，所以企业往往不投资。
在笔者看来，以上四项职责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公共品”，此三项皆属公共服务；另一类是照顾穷人。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公共服务还是照顾穷人，都是政府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笔者写这篇文章想要讨论的是，既然政府应承担社会责任，那么履行社会责任是否一定要政府亲力亲为呢？
早期经济学家的看法是，由于公共品领域市场会失灵，故公共品只能由政府生产。1848年，穆勒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他以航道上的“灯塔”为例对此观点专门作过论证。而科斯却不赞成穆勒的观点。科斯指出，若政府授权企业向过往船只收费，企业也会建造灯塔而不必由政府建造。换句话说，科斯认为只要政府明确界定给企业收费权，公共品便可委托企业生产。
科斯的分析后来又受到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的质疑。不过质疑归质疑，科斯却给我们提供了一点重要启示，那就是公共品的生产与提供可以分离。还是举灯塔的例子。假若政府授权某企业建造灯塔，而政府向灯塔建造企业购买“服务”，然后再免费提供给过往船只。显然，在这里政府只是“灯塔服务”的提供者而非生产者。可见，政府提供公共品并不等于自己要生产公共品。
扶贫其实也是如此。我看到法国电力公司（以下简称“法电”）的一份资料，该公司称，法电承担了社会责任。事情是这样，法国偏远地区有穷人用不上电，希望得到政府帮助，而政府将此事委托给了法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给穷人供电须架设专线，而法电有输电网，只要政府给法电支付适当费用，法电当然乐意代劳。
是的，政府履行社会责任的确无需事必躬亲。由此再想深一层，政府的社会责任不仅可由企业代理履行，也可由社会组织代理履行。社会组织与企业的区别，前者不追求盈利，后者以盈利为目标。这是说，社会组织也能履行社会责任。不过有一个困难，社会组织是非政府机构，若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社会组织的目标与政府的目标有可能会不一致。
举例说吧，保护消费者权益事关社会公正，无疑是政府应承担的责任。政府可直接出面为消费者维权，也可让社会组织（如消费者权益协会）协助维权。需要研究的是，若让社会组织协助维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如何建立？或者通过一种怎样的制度安排，才能确保社会组织为消费者提供优质高效的维权服务？
笔者所想到的，是在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建立委托代理关系。社会责任是政府的责任，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政府是委托方，社会组织是代理方。而确立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关键是委托方要购买代理方的服务。事实上，政府购买谁的服务，就是将社会责任委托给谁。这里的委托代理，说白了就是政府花钱托人办事。
社会组织属非盈利机构，代理政府履行社会责任，当然得由政府购买服务（支付成本）。于是就带出了一个问题，社会组织并非一家，政府面对众多社会组织应该购买谁的服务？过去流行的办法是招标，让社会组织展开竞争。引入竞争当然没错，但竞争的方式不只是招标。经验说，有招标就会有人围标。读者想想，以往查处的腐败工程是不是大多都与围标有关？
时下人们有一种误会，以为只要招标就可避免腐败。其实不然，招标并不能杜绝腐败。大量事实表明：招标若由政府官员评标，投标方会围猎官员；由专家评标，专家就会遭到围猎。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大可不必盲信招标。也许有人会问，政府不招标如何选择代理人？笔者的回答，可以直接让受益人去选择，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按受益人的选择买单。
这不是笔者的创见，而是弗里德曼的观点。为了资助穷人家孩子上学，当年弗里德曼提出政府与其补贴学校，不如给穷人家孩子发“教育券”，让家长为孩子自主择校。如此一来，学校间形成竞争会提升教学质量。国内也有“补砖头不如补人头”的例子，之前有些地方政府补贴建经济适用房，后来改发“代金券”让贫困户自己购房，此举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许。
写到这里，让笔者最后对本文作总结，有三个主要观点：第一，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正、提供公共品、扶贫等都是政府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政府责无旁贷；第二，政府履行社会责任不必事必躬亲，也可以委托给企业或社会组织具体操办；第三，政府选择委托社会组织的可取办法并不是招标，而是让受益人直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