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前，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建立科西嘉岛宪法时，指出了文化主义对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来平整未来国家的基座：现在该在这一基座上勾勒大厦的雏形了。先要找到民族特性来为这一国家大厦定义风格；假使寻而未果，我们也定要创造一个。”（Rousseau，1953：293）在卢梭看来，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只有同时是文化和精神的共同体，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这样的国家即便暂时落入外族统治，也有希望存活下来。
同样，德国思想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也指出，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是德国崛起为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先决条件。若无有力的文化支持，德国将无处可往。受到赫德的启发，以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学派，在各民族间“不平等交换”或“非均衡发展”的语境下理解民族主义。他们提出，通过发掘民族的独有个性来构建和强化民族主义。
那么该如何塑造文化民族主义呢？这也是几代中国民族主义者所苦思冥想的问题。早在西风东渐的初始，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就意识到，可以以民族差异为平台，来搭建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从更广义的角度理解，民族差异即是文明差异。中国传统的文化主义孕育了民族主义，而民族因素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建构起了核心作用。西潮的涌入催生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后者作为对前者的反应，宿命般地肩负起了保全中华文明的使命。
前面提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强调如何保全和延续中华文明，如何使饱受强虏欺凌的中华民族免遭灭族之灾。按照这一思路，建构中国民族主义可以从两种区分入手，即国家内部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区分，以及中华民族作为整体与境外异族的区分。凝聚汉人便可以凝聚中华民族，而要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应将民族主义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和文明的基础上。
为何汉族的凝聚力可决定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孙中山阐述了以汉族为核心发展中国民族主义的依据：
就中国的民族来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
孙中山认为，只有建立起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才能真正实现满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间的民族和谐，也才能将所有民族凝聚成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满族统治下的清王朝频受西人欺凌，也使得中国各民族人心涣散，将其推翻是历史所向。但孙中山也指出，推翻清廷并不是民族主义的“正向”目标，但只有先将这一“逆向”彻底铲除，才有可能实现拯救中华民族这一“正向”目标。
此外，孙中山也强调中华民族与他族的区别：
人类的分别，第一级是人种，有白色、黑色、红色、黄色、棕色五种之分。更由种细分，便有许多族。像亚洲的民族，著名的有蒙古族、巫来族、日本族、满族、汉族。中国人黄色的原因，是由于根源黄色血统而成。祖先是什么血统，便永远遗传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统的力量是很大的。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成为国民党的教义，并在发动民众抵御列强和统一中国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无疑，共产党也有效运用了民族主义来实现建立其理想中的民族国家的目标。民族主义曾帮助共产党发动群众反抗日本侵略者，也为其赢得民心而最终从国民党手中夺得执政权。在国内民族问题上，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实行民族自治，国家内部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因此而被弱化。同时，党又用“爱国主义”来取代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以此突出民族和国家的同一性，实现国家统一和境内各民族团结。
儒家民族主义？
前面提及了两种区分，即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区分及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区分。须要指出的是，新民族主义是在后者的语境下产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境内的族群民族主义可以被忽视。
王赓武指出，民族主义虽然可以激发民众热情，却也可能引致一国内部各族群间的相互猜忌、恐惧和敌意。因此，若国家建构不能合理展开，身份认同达不成共识，尤其是当各族还未融合成整体，却被硬生生地圈囿在国境内，它们势必努力挣脱这种捆绑。
为执政党在新时期寻找新的执政基础是中国知识精英的重要任务。在新民族主义者看来，党需要新的合法性基础来巩固执政权，而这又是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第三章中提及，由于党的传统意识形态式微，尤其是知识界不再唯共产主义马首是瞻，国家认同危机一触即发。在社会层面，人们在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成为金钱的奴隶。钱袋子的确鼓起来了，信仰却变得空荡荡的。
新民族主义者认为这一信仰缺失使国家裹足不前，通过再造“主义”来填补精神真空已经刻不容缓。康晓光指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精神疲软。十几亿人口没有一个主义，大家跟着感觉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苏联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几天之内就分崩离析了，最重要的原因是意识形态衰败了、没落了。它的思想、它的价值、它的主义不能再为它的政权赋予号令天下的合法性。根据这种前车之鉴，能否再造主义亦是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大国之存亡的首要。
那么，究竟该再造何种“主义”？一些人提出它应是民主和自由主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则坚信它是蕴藉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民族主义。这是因为，民族主义作为一民族个体间情感的有力维系，是最具实效性的意识形态。一个民族辉煌的历史和文化、祖先的勇气和智慧可以激发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为其领袖的政治权威提供合法性。通过诉诸民族主义，政治领袖得以有效地带领民众度过各种危境。按萧功秦的话来讲：
唯有民族主义才能对人们产生一种最直接、最自愿、诉诸人的亲缘本能的感召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要人类还存在着各个不同的民族，相对于其它意识形态的实效性而言，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实效性最为长远的意识形态。从国家政治层面上来看，民族主义的情感与理念是一种极为珍贵的、“天然”的政治资源。
该如何创造新的民族主义？毋庸置疑，它不是也不该是对传统儒学或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的简单回归。萧功秦指出，传统儒学、党的社会主义传统、爱国主义、反帝革命传统、中国的国际环境等等因素的糅合及对它们的创造性解读，为新民族主义的萌生提供了丰厚土壤。
新民族主义应以儒学为基的观点受到学者们的认同。但不可犯拿来主义，而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儒家教义进行重新阐释。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干将梁启超曾指出，儒学所推行的理念，在诸多方面不相容于现代民族主义，故应对前者先行改造和转化，方可为后者所用。萧功秦将中国近代自卫型民族主义分为两种类型：以儒教卫道派为代表的“儒家原教旨”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务实的民族主义。前者具有保守性、非理性和排外性的特征。面对西方列强的威逼和侵凌，一味要求排外以避害，回归传统以保全国家。相反，后者则提出，引进和效仿西方先进制度才是摆脱外来威胁的必由之路。今天的中国需要的是这种务实的民族主义。
在传统中国，儒学一直是主流文化形式。在当前的现代化语境下，中国能否在经济高增长和政治稳定间找到平衡，取决于能否对儒学进行传承和创造性地运用。萧功秦强调：
由于主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与民众文化认同的基础，当一个民族的主流文化价值成为这个国家的中心象征的组成部分时，它就对于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共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共同应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挑战，儒学正是这一集体经验的思想结晶，这一属性使它成为民族的有效黏合剂。
照此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等同于卢梭所说的“民族特性”。事实上，现代中国的改革家严复也曾注意到“国性”对国家存亡的重要性。各国国性大相迥异，但都反映了国家的独有文化和价值观。民族性绝非一蹴而就，通常需要数千年的积累和沉淀。只要民族性尚存，哪怕被外族所征服，该民族也不会覆亡。严复指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将五湖四海的华夏子孙凝聚到一起，形成了今天的中国，这首先要归功于儒家学说的教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衍变，儒家经典已成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文化之源。而它又历久弥新，在西风东渐和社会大重整的革新时代，儒学依然是稳定民心、将他们凝聚在一起以抵御洋枪利炮的强大力量。
萧功秦看到儒家的制度和文化遗产于新民族主义的意义。他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与整合的新的资源。这基于两大原因。首先，儒学已不具有“抗现代性”的特质。儒学在近代之所以成为排拒西方近代文明的基本支点，并起到抵制中国现代化变革的消极作用，乃是由于儒学与传统封建专制政治相结合，从而形成官学化的意识形态。如今，这种制度基础已经瓦解殆尽。其次，儒学的道德自主性和“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使命感，使其能够实现现代民族主义的凝聚功能。在人们可以作为权利义务主体而享有多元选择机会的时代，它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依托点。
儒家民族主义植根于当今中国的国内发展情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同时又为这两者所需。首先，在社会层面，人们的价值观变得更为实际。现代化和经济高增长改变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使民众意识到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休戚相关，而国家利益正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其次，旧的官方意识形态无法再凝聚人心，它的衣钵需要新的主义来承接以将民众团结在政权周围。民族主义恰恰可以胜任这一角色。最后，中国的国际环境日趋恶化。西方将日新月异的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意欲对其进行围堵。这必然挑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外来势力最猖獗的时期往往也是民族主义呼声最高涨的时候，外来威胁使共有同一文化、宗教、习俗和历史的个体醒悟到——他们的命运被捆绑在一起。
此外，历史记忆也可以激活民族主义。在萧功秦看来，虽然中国在当今时代并不存在某一具体的、对中国人的生存条件构成直接威胁的外部敌人，但近百年来的历史遭遇、深重的屈辱与挫折，使中国人有一种积淀于心理深层的情结，一种被人们称之为“强国梦”的情结。
启用儒学作为新民族主义的要义，还需要重新审视它被文化激进派和党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所诟病的历史。不少知识分子指出，儒学于民族主义的价值之所以迟迟不被发现和认可，很大程度上在于现代激进主义对文化民族主义具有抵触性。1919年，中国的激进派知识精英发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主旨之一就是“反孔教”。
他们认定儒学是阻碍国家进步的陈腐思想，拒绝以它为核心来定义中国文化。五四传统影响了中国几代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他们奉行反传统主义，这一主义运用到中国，就是要坚决抵制儒家主流文化，为实现国家富强扫清积尘腐叶。儒学的历史性退位意味着能凝聚中华民族的最重要精神资源流失了。
作为革命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继承并推进了反传统主义理念。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都认为孔教是典型的“封建思想”，必须加以铲除。此外，在苏联的影响下，民族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被斥责成资产阶级思想，是新兴资本家用来反抗封建贵族统治的手段。
民族国家也被认作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历史性产物，必然随着国际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而消亡。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工人阶级无祖国”。中国共产党也曾是马列国际主义的信徒，在其所介入的国际冲突中，国际主义信仰有时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相一致，如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和60年代的抗美援越战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无益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于是国际主义对民族主义构成了挑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自20世纪50年代始，中国共产党启用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凝聚民心。民族主义一直被党视为资本主义的产物，因而被排除在其意识形态之外。爱国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梁，但新民族主义者质疑爱国主义上位的合理性。它由边缘文化杂糅而成，缺乏儒家正统价值观的支撑。萧功秦指出：
爱国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主要诉诸于传统的边缘性文化因素作为自己的思想材料。例如，传统的下层劳动民众的智慧、反抗外族侵略者的勇敢精神、四大发明和其它一些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等等。
无疑，建立在这些非主流文化因素上的爱国主义“并不能起到作为民族中心象征的作用”，它作为政治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凝聚力的力度是相当有限的。因此，如果要使爱国主义成为团结民心于政权周围的重要力量，就应为其改头换面、重建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应成为新民族主义的重要元素。政界和知识界一致认同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富强的必经之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民族主义。此外，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作为最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已经深入人民思想和实际生活的角角落落。从革命到改革，它对平稳承续政治秩序和执政党的威权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从具体操作层面来看，社会主义也很容易被整合入新民族主义。党正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将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推进到新的高度，它在经济上的作为已成为其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只要发展主义牵头国家走向，经济增长率就一直会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靠。但萧功秦不看好发展挂帅主义，认为
它对发展的方向、目标，对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以什么方式实现整合，对集体与个人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稀缺资源的分配，对精神生活与理想的追求，均无法提供足够的制约与规定。
这样看来，新民族主义就应当以儒学为中心。为了使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相容相洽，两者都须经重新阐释。儒家民族主义并不是对传统儒教的简单回归，它是兼容并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政府政绩等其他元素后的产物。但儒学对所有这些元素的整合作用却不可或缺，并与它们共同创建出一种新的、有效的民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