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2019 年中国着力建设“新型开放大国”为标志，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用高水平开放来倒逼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在这一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内部一系列体制性和结构性深层矛盾陆续显现出来，并受到挑战。常修泽教授这篇学术报告指出，面对前所未有的倒逼出的新情况、新问题，不仅与开放相关的改革问题（如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知识产权等） 要有新突破，而且与国内发展相关的改革问题（如新旧动能转换等） 也要有新思维：要由“小四新”改为“大四新”。在深入分析诸种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该报告鲜明提出了开放倒逼下的中国经济改革“双突破”论，即通过产权制度的创新完善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来带动新阶段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这篇报告从国家改革开放新态势切入，结合作者自身多年的研究成果，侧重从“广义产权论”和“包容性改革论”的角度阐述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对于从多角度深化对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特此推荐，以飨读者。
我们这期研讨班的主题新颖，叫“制度创新专题研讨班”，核心词是“制度创新”。这个范畴从理论上来说是合乎规范的，从实践上来说更是亟待解决的，特别是在2019年的中国。
为什么这样讲？以2019年中国着力建设“新型开放大国”为标志，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用高水平开放来倒逼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在这一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内部一系列体制性和结构性深层矛盾将会显现出来。
面对前所未有的倒逼出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经济改革需要新思维、新突破。本报告拟根据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出现的新形势，结合我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重点阐述开放倒逼下中国经济改革的“双突破”论，即通过产权制度创新完善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两个“突破点”来带动新阶段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一、“ 用高水平开放来倒逼深化改革”：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转变
我先从大势说起。
人类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世界如此，中国也是如此。201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创建“新型开放大国”之际，习近平同志特别提出：“用高水平开放来倒逼深化改革。”①（① 参见2019 年4 月22 日上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报道）。）这就意味着，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倒逼深化改革”的时候了，与此前的40年改革相比，新阶段改革将呈现若干新的特点。
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一书中曾指出，中国改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内源性改革方式，一种是外源性改革方式②（关于内源性变革与外源性变革相结合的观点，见常修泽《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 年》前言，广东经济出版社2018 年版第2 页。）。中国前40年（1978—2018年） 的改革主要是内源性改革。就是说我们社会内部有强烈的“内在改革冲动”。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启动的，但实际上农村改革比这个时间要早。1978年11月24日晚，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在小屋里开会，商量把土地实行“包产到户”。当时中共中央的文件严格禁止包产到户，从中央到地方领导层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但是这十几户农民开会，冒着风险自发地立了一纸文书，写到“我们分田到户”，“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1]37。这次农村改革是农民自发组织的，是为了吃饱饭自己搞的。我把这种改革称为“内生性改革”（或内源性改革）。这表明我们国家改革有极其强大的内部动
力源，不是外人逼着改，是自我改革，内生性改革的动力非常强劲。
但是，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40年后中国改革的内生性动力有减弱趋势（并非老百姓改革的内生性动力减弱，而是既得利益力量掣肘等多种因素造成的，这是另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社会多元化和信息化智能化等潮流，正以不可阻遏之势冲击着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与这种世界大势相适应，中国开放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
面对世界这种变化，从改革来说，首先应促进与开放相关的改革。我在2018年11月发表的《中国改革40年若干规律性问题认识》一文中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这不可避免地将带来几个重大的制度性变革，包括放宽和扩大市场准入、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问题；各种所有制‘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及相应倒逼国有企业‘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问题；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问题；完善各类产权的界定—配置—交易—保护制度问题；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和管理等各类要素市场化配置问题；政府自身管理体制改革及公正化问题；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和
环境保护问题等等，这就势必要求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法制化进程。”[2]105-106由外部开放原因引致的改革叫做外源性改革，这是一种倒逼型改革。面对改革的这一新背景，我们应该有新思维。
不仅与开放相关的改革问题要有新思维、新突破，而且与国内发展相关的改革也要有新思维、新突破。例如，国内正在推进的新旧动能转换就是如此。新旧动能转换的战略思路是什么？一段时间以来，不少省（区、市） 是按“小四新”来部署的。所谓“小四新”即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虽然从产业发展来说，“小四新”有可取之处，但是从开放倒逼下的中国经济改革这个大局来审视，“小四新”新旧动能转换是狭隘的、不到位的，所以我提出“大四新”思路。
所谓“大四新”，第一是新体制。从全国来讲，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短板”不在低端产业，而是在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多元化不适应的旧体制，所以无论如何都应把新体制放在第一位。
第二是新供给。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都属于“新供给”，可以“打一个包”。
第三是新要素组合。中国新旧动能转换涉及的要素很多，马克思当年提出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三要素，随着100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又增加了技术要素、信息要素和管理要素。因此，中国要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必须把技术、信息、资本、土地、管理和劳动力等要素进行新的组合，称为新要素组合。
第四是新主体。新旧动能转换必须有新主体，没有新主体就不可能实现。这里的新主体，第一是企业家，第二是技术创新者，第三是大国工匠等劳动者骨干，这是一个更广泛的主体。
这个“大四新”论（新体制、新供给、新要素组合、新主体） 提出来以后，曾引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重视，在其主办的《中国经济导报》头版发表（① 参见常修泽教授在2018 年3 月22 日《中国经济导报》头版的《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大四新是方向，企业家精神是给养》一文中提出的“大四新”方略。），并引起《人民日报》连锁反应。2018年5月7日《人民日报》理论版以《从更宏观的视角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为题，来阐述新旧动能转换的“大四新”论[3]。
现在的关键在于，在开放倒逼的格局下，“大四新”的每个方面都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以“新主体”为例，根据美国政府对外发放的投资移民签证数据，2016财年美国向世界共发放投资移民签证9947 张，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者获7512张，占移民签证总数的75.52%（② 参见《富人移民热：13 万亿资产将转移到境外》，http://business.sohu.com/20161021/n470872378.shtml。）。2018年资产大于100万美元的高净值人群在全世界流动的最新数据表明，中国是净流出国家，高净值净人群流出数是1.5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企业家和技术创新者）。一个国家有如此多的企业家、技术创新者和其他高净值人群流出，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我这里以新旧动能转换为例分析，无非是想阐述在开放倒逼下，中国经济改革要有新思维、新突破，应该用“开放倒逼的思维”来构思。
在开放倒逼下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纷繁复杂的矛盾中，中国应该明确什么样的总目标呢？应该锁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大亮点”，是一个很好的命题，可惜现在有关方面讲得不够。
在坚持改革的总目标并深入分析诸种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我认为，新阶段应该紧紧抓住产权制度创新完善和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两个“主攻点”来突破，以此来带动新阶段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可将此称为改革“双突破”论。
创新与完善产权制度——中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重点”，本是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③参见中共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原话是“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重点”。）。迄今，中共十九大结束已经将近两年了，但产权制度“第一重点”论并没有被社会充分认识，更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很好贯彻。现在，在开放倒逼下纷繁复杂的矛盾中，产权制度“第一重点”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
（一） 从“广义”角度把握产权内涵
既然产权是中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重点”，那么首先要准确理解和把握产权的真正内涵。研究前期，我对产权的认识是比较肤浅和狭窄的，并没有从“广义”角度来把握产权内涵，甚至把“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与“现代产权制度”相等同。
2003年春天，中央决策层准备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决定，其中有部分内容涉及产权，有关方面让我写一个关于产权问题的基础性研究报告。经过深入研究，我完成了内部研究报告《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产权制度》（①先是内部报告。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后，摘要本公开发表在《宏观经济研究》2004 年第1 期，全文本在《产权导刊》2004 年第2 期、第3 期连载）。我在报告中提出要从“广义”角度把握好产权的内涵，建议采用“现代产权制度”的提法，而不是只局限于“企业产权制度”。
2009年，我在著作《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中提出“广义产权论”，认为产权包括广领域、多权能、四联动三大要义。其中，第一要义是“广领域”，具体要广到天上、广到地上地下、广到天地之间人的身上，天上的是环境产权（如“碳产权”），地上地下的是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人的是各种人力资本产权[4]。
今天，创新与完善产权制度应该从“广领域”角度把握产权内涵，产权既包括经济领域的物权、债权、股权等，又包括知识产权、各种人力资本产权和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等[5]。
特别要重视以技术产权为核心的整个知识产权。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焦点，就是保护知识产权问题。前不久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一个重大亮点就是坚决保护知识产权。
还有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环境产权相关的环境保护，也是中美谈判的一个重要内容，《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今天没有时间展开讲，核心就是三个字：天、地、人——“天地人产权”。
（二） 把握“国有民营共同构成经济基础”论
为什么要把产权制度作为第一重点？因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而所有制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在这里，简要谈一下10年来一直探索的“国有民营共同构成经济基础”论（简称“共同经济基础论”）。
我是2010年提出“共同经济基础论”这个命题的。我在当年出版的《产权人本共进论——常修泽谈国有制改革》中用八个字概括了中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相得益彰，共同发展”，认为中国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6]。
2013年10月，我在《包容性改革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中进一步阐述了“共同经济基础论”。该书第五章《经济改革：建立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之第七节《民营经济发展待突破的三个问题》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今天在中国执政，到底经济基础是什么？”“此前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只认为’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否认’民营经济也是执政的基础之一”[7]219。我认为，这样一个带有排斥性的理论，“就是为什么国有经济跨边界的扩张和民营经济被挤压的理论根源之一”[7]220。基于此，我提出“民营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需要有重大突破”，重申此前提出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它们都应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基于此，《产权人本共进论——常修泽谈国有制改革》提出产权体系创新是“包容性改革” 的一个重要方面，包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
《包容性改革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有45万字，出版之后，2013年11月22日在《北京青年报》以这一章内容为基础，发了一篇长篇访谈，题为《常修泽：国有与民营都该看成共和国的“亲儿子”》[8]。但是，这部书和这个访谈出来后，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
2018年2月，我主笔的《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四十年》出版。同年11月1日，中央召开民营经济座谈会，习近平同志有两句话非常重要，第一句：“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第二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9]。习近平同志说的“我们”是谁？我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他说的
“制度”是啥？我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
当然，“我们自己人”这样一个表述，应该说还是属于一种政策性的语言。此后，2019年，我继续从历史、理论、实践、国际四个维度进行了再探讨，把“共同经济基础论”进一步夯实①。
我之所以10年来执著地探讨“共同经济基础论”，意在纠正客观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所有制歧视”，只有这样，才能在开放倒逼的情况下，适应经济全球化对“公平竞争”的要求。
（三） 现代产权制度的四根支柱
要创新和完善产权制度，必须把握产权界定制度、产权配置制度、产权交易制度、产权保护制度，这是现代产权制度体系的四根支柱，每一个都大有文章可做。
1．现代产权界定制度。产权界定即是界定这个产权是谁的，不是谁的。现在，有的界定得清楚，有的界定得不清楚。中国国有资产产权的基本面界定是清楚的。关于其存量价值，拙作《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用的是2015 年的数据，因没有新的数据）。
中国国有资产产权包括四个板块：经营性国有资产、金融性国有资产、非经营性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资源性国有资产。对于资源性国有资产，国务院的报告用的是实物指标，其价值总量没有公布，前面三类都有。我在写作《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时，曾找有关部门进行测算，这四类国有资产存量大约为500万亿元[1]24。
民营经济资产存量多少呢？有关决策者讲话中披露，民营企业和个体户近1亿市场主体、注册资本165万亿元。但个人觉得，这个165万亿元不是很准确。由于从国家统计局现在拿不到中国民营经济资产总量的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产负债表”有政府部门、居民部门数据，但居民部门与民营经济资产不是一个口径），为此，我到全国工商联和相关部门做了调研，测算出中国民营企业存量资产大约是100万亿元（①参见常修泽《“共同经济基础论”再探讨》，载于《经济学动态》2019 年第6 期（“ 《经济研究》高层论坛发言摘编专辑”中胡乐明、张晓晶主持的中国经济·知识体系·学科发展分论坛单元））。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就是想把各方的资产界定明晰。
从经济流量指标看，民营经济在中国已占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9]。但从资产存量指标看，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资产比是100万亿元比500万亿元。总之，“从经济流量指标看——民营经济超半；从资产存量指标看——国有资产占大
头”（①参见常修泽《“共同经济基础论”再探讨》，载于《经济学动态》2019 年第6 期（“ 《经济研究》高层论坛发言摘编专辑”中胡乐明、张晓晶主持的中国经济·知识体系·学科发展分论坛单元））。这就是对各类资产的“家底”界定的结论。
但现实中，仍有一部分存在界定不清晰的问题：一是对某些自然资源产权界定不清，二是对某些人力资本产权界定不清。
2．现代产权配置制度。现在问题最多的是产权配置得不好，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布局和结构有不合理之处，二是配置效率低下，三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简单化倾向。
关于产权配置布局和结构不合理问题。有一些地方不该配置国有产权，但是却配置了（如北方一些地方的国有早点店、包子铺等），而且已经配置了多年。怎么办？这就需要进行调整或重组。
现在中央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属于配置问题。有些地方是这么改的，甲国有企业找乙国有企业，或者加上丙国有企业，或者再加上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国有资本。这不是不可以，但不是“主旋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得很清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私人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即不同资本之间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现在有些地方实际上为图省事而简单化，搞成一种国有资本“同性恋”。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是搞“同性恋”，还是搞“异性恋”？涉及哪个是主旋律，哪个是协奏曲的问题。我主张以“异性恋”作为主旋律，以“同性恋”作为协奏曲。
特别要注意，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搞成类似20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运动”。当时的运动是以“消灭私有制”为主要目的的，今天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要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前后二者有本质不同，不能把“消灭私有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心”。
3．现代产权交易制度。产权是可以买卖的，关键是要流转顺畅。自1987年在全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我试探性地提出“建立产权市场的构想”和1988年公开发表《产权市场论》[10-11]以来，产权市场已历经30余年，现在产权市场已发展到200多家。
开放倒逼的新形势必然要求产权市场“公平竞争、流转顺畅”。既然要“公平竞争”，就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鉴于参与产权市场交易活动的不仅有国有企业，还有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其他法人和自然人，因此，应该由超然的“中立性”机构来组织协调和管理。国内现行的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来主管产权交易市场的体制是不适宜的，很容易被贴上“国家资本管制”的标签。
第二，交易当中，既要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又要防止有人借机侵吞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其他法人和自然人的资产。各方面的资产流失都要防止，目前流行的单向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不够的、片面的。国有资产流失固然不对，但损害民营资本、外资以及其他法人和自然人资产，就对吗？
第三，制止权力干预问题。目前，某些地方存在行政介入交易问题，造成“四不”：（1） 资产评估不准确；（2） 交易过程不透明；（3） 交易价格不合理；（4） 交易资金不到位。这就意味着在开放倒逼下，中国的产权交易体系需要重塑。
4．现代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产权保护制度”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是人类的共同文明。2016年，出于对矫正并稳定国内心理预期、增强人们信心的考虑，我曾提出《保护产权制度之我见》的内部研究报告，其中引用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的“恒产恒心”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
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① 《孟子·滕文公上》转引自常修泽《所有制改革与创新》，广东经济出版社2018 年版第414 页。）新华社报道我的报告时引用了前半句——“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① 《孟子·滕文公上》转引自常修泽《所有制改革与创新》，广东经济出版社2018 年版第414 页。）。站在世界看问题（翻译成现在的含义），假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恒产恒心，第一会很“放荡”，第二会很“怪癖”，第三会很“邪性”，第四会很“奢侈”。这样的国民谁还跟你打交道？
今天，从开放倒逼的角度看，产权保护制度不仅是稳定国内秩序、维持公序良俗的必要条件，更是稳定世界经济秩序、维护人类共同文明的必要条件。
上述内部研究报告《保护产权制度之我见》是2016年8月上报的，2016年11月初，《人民日报》理论版摘发了这篇报告，题为《以公平为核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可供各位研究产权保护提供参考[12]。
三、中国经济改革“双突破”之二：要素市场化配置
中共中央的提法叫做“要素市场化配置”。“要素”是人类参与经济活动的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包括信息） 和管理等。现在的问题是，在开放倒逼的大格局下，中国的这些要素究竟如何进行“市场化配置”？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基于对中国经济体制现状的了解和研究，建议抓住四个问题。
（一） 排除干扰：把人类共同价值和中国高层提出的“市场决定论”落到实处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从“人类共同价值”的战略高度，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重大突破。
然而，至今“市场决定论”在实践中并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理论界出现了与“市场决定论”相悖的“驾驭论”，即主张“政府驾驭着市场决定”，市场只是个“傀儡”而已。假如让“驾驭论”盛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决定性”势必被大打折扣，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就会重新回来。这是与改革开放的大潮相背离的，也是与人类共同文明渐行渐远的[2]105。
这里，要认真地问一句：对于“市场决定论”，中国各级官员到底“认它”还是“不认它”？值得整个社会思考。
改革开放的核心是什么？中国到现在为止的成就是改革开放的什么内涵带来的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要不要坚持？要不要升级？现在，这些问题都需要思考。我的理解是，改革开放的主调是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及其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中国经济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是因改革不彻底、不到位带来某些“夹生饭”所致[2]105。在开放倒逼改革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不仅不能动摇，而且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更要进一步升级， 即“由1.0版向2.0版即高标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当前，迫切需要排除干扰，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市场决定论”落到实处。
（二） 针对“短板”，切实提高中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指数”
在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问题上，国内外有关专家做了大量研究。最新的是国内有关专家提出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里面有五个系列：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指数，二是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数，三是产品市场指数，四是要素市场指数，五是市场中介组织指数[13-14]。至今，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8年，但现在欧盟和美国等还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里固然有其自身的理由（包括一定程度的成见），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倒逼中国提高自身的市场化指数。
根据对有关指数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市场化的短板主要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这里边有三个分项指标：第一个是市场分配资源的比重（即经济资源依据什么来分配？是靠市场来分配， 还是由政府来分配？ 市场能占到多少？），第二个是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度（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怎么样），第三个是政府的规模扩大指数。
从王小鲁、樊纲等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来看，各地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及其三个分项指标是颇不平衡的。一些改革先行地区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度较低。例如，浙江省政府就明确提出八字方针—— “不叫不到，随叫随到”。企业不叫，你别去；企业一旦遇到了困难，“随叫随到”，帮忙协调（这不是政府干预，是政府服务）。而一些改革滞后地区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度较高。例如，东北地区由于长期受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干预性模式仍在发挥较大作用。曾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辽宁省在“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方面，排在全国第27位，吉林省、黑龙江省也比较靠后。这说明在现行体制下，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还是比较大的。这与实际调查获得的案例感悟大体符合。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只不过东北地区问题更加突出罢了。因此，提高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三） 以“中兴”为戒：“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
在2018年、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中，两家同处于改革前沿——深圳的企业引人瞩目：一家是民营的华为，一家是国有的中兴。前者大长了民族的志气，后者带来了惨痛的教训。痛定思痛，必须以“中兴”为戒，真刀真枪地“推进国企改革”，而且，要按照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的：“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① 引自习近平同志在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奔着问题去”，首先要“奔着”国企市场主体地位未确立和现代企业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去。要明确国有经济的存在究竟是为了什么？不能为了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当前，应按照中共十九大精神，解决“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与“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两种提法交叉混同的问题。这两个提法，中共十九大用的是前者，不再使用后者。但2018年9月28日有关方面到东北调研，新华社客户端即时报道中仍讲“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令人颇感困惑：怎么又出这个提法？中共十九大不是已经不提了吗？为什么与中共十九大提法不一样？好在第二天新华社发的通稿就删掉此话了，但这里面的奥妙颇值得玩味。
国有企业的情况十分复杂，我在《东北振兴战略新论》中把国有企业做了分类：第一类是优质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但前面有“优质”二字；第二类是一般的国有企业要转型升级；第三类是劣质的国有企业（僵尸企业） 要清理、消除。不能够笼统地沿用“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这个口号了。
与僵尸企业相关，要解决“国企补贴”问题——不论是“非制度性的”，还是“非特殊安排的”，都要取消，免得在国际交往中“授人以柄”。另外，随着开放倒逼，三类国有资产如何资本化，也被提上日程。首先是经营性的国有资产怎样资本化？其次是金融性的国有资产如何资本化？还有一个就是资源性的国有资产怎么样进一
步资本化？尤其是资源性国有资产比较复杂。首先，资源怎样变资产？而后，资产怎样再变资本？这是要素市场化配置需要从长计议的问题。
（四） 放宽市场准入，着力清除市场壁垒
“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要论断，也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绕不过的问题。习近平同志2018年在海南博鳌论坛讲：“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15]92-93我理解，就产业来说，这话主要不是指竞争性行业，而是指垄断行业，尤其是基础设施部门。
传统的垄断行业，包括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等领域，怎么放宽市场，消除隐性壁垒，鼓励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扩大投资？这方面任重而道远。据我对重点领域投资结构的分析，发现这些领域主要是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商资本很少，尤其是铁路、城市公交等基础设施和电信、航空的比重很低，只有百分之几[1]198-200。因此，有一个传统的垄断行业怎么样扩大开放的问题。
以上四个问题是当前要素市场化配置聚焦之处，也是中美贸易谈判的几个焦点问题。当然，还有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等，应联系实际，寻求这些问题的突破。
现在，中国改革走到哪一步了？依我看，以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的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为标志，中国改革的“下半场”已经开始。有朋友用“二次改革”来表达，我没用“二次改革”一词，而用“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40 年已经告一段落，“下半场”多少年？不好预料，要看历史发展。习近平同志说：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15]83这是就大的历史长河说的。就阶段性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15]81。现在人们在为“实现两个100年目标”而努力，其实还应提出第三个100年，即改革开放100年的目标。我们这代人以及下一代人应该为此作出历史的贡献。
※该文是常修泽教授日前在山东省深化改革办系统“制度创新专题研讨班”所作学术报告的修订稿，部分有删节，为保持原味，本刊在编辑时尽可能保持学术发言的风格。
参考文献：
[1] 常修泽.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8.
[2] 常修泽.中国改革40年若干规律性问题认识[J].学术界,2018(11):101-109.
[3] 常修泽.从更宏观的视角推进新旧动能转换[N].人民日报,2018-05-07(7).
[4] 常修泽.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5] 常修泽.中国经济方略的若干调整与产权保护[J].改革与战略,2017(3):48-52.
[6] 常修泽.产权人本共进论:常修泽谈国有制改革[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前言:4.
[7] 常修泽.包容性改革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8] 常修泽.国有与民营都该看成共和国的“亲儿子”[N].北京青年报,2013-11-22(E05).
[9] 习近平.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8- 11- 01) [2019- 02- 23].http://www.gov.cn/xinwen/2018-11/01/content_5336616.htm.
[10] 常修泽.建立企业产权市场和经营权市场的构想[N].经济参考报,1988-04-22.
[11] 常修泽,戈晓宇.产权市场论[J].学术月刊,1988(12):17-21.
[12] 常修泽.以公平为核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N].人民日报,2016-11-11(7).
[13] 王小鲁,樊纲,余静文.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4] 王小鲁,樊纲,胡李鹏.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15]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