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 言
80年代末，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此后“治理”一词便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时至今日，“治理危机”已经不是仅仅存在于经济发展较落后地区的现象，更是普遍出现在了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以西方治理模式为样板的国家之中。伴随着民粹主义泛起，社会矛盾激化、阶层对立、政府效率低下，西方制度的衰败带来溢出效应，危及着世界的稳定。以至于当年曾经宣称自由民主模式将是人类政治制度终点的弗朗西斯·福山都开始思考西方政治秩序的衰败，认为美国政治正变得极端化和寡断不决。
而在世界的另一边，中国的国家治理却日益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在高铁技术、5G、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世界领先的地位。伴随着一系列深化改革举措的推进，中国政府效率日益提高，国家凝聚力不断上升，正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一步步前进。并且，中国将自身的治理成就转化为全球治理的新引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的发展增添动能，为人类的未来指引方向。
西方出现的治理困境，在于其制度变迁没有适应其内部以及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而其传统的二分法也越来越意识形态化难以为制度创新提供思想支撑，从而导致其制度的边际效益递减，结果便是制度的失灵与衰败。
基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国之治”提供了新的思维。中国是世俗文明，思维方式是包容性的，强调超越差异性的“有教无类”。中国的治理路径是内敛性的认为治理要从自身做起，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而西方的宗教式思维则是排他性、扩张性的。西方文明卷杂着十字军东征的傲慢又带着某种纳西塞斯式的自我迷恋，幻想将全世界“皈依”成自己的样子，结果只会如纳西塞斯一般，以不幸收场。
21世纪的世界展现出了全新的治理思维。区块链使得去中心化的治理成为可能，一种更包容的治理模式呼之欲出，这正是中国所能带给世界的。汤因比在20世纪就曾说，最近五百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是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展的历史性成就、显著优势，详细介绍了我国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凭借巨大的魄力、勇气与能力，不断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从而形成了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成为了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四个自信”既来源于中国治理的成功经验，也是对经验的恰当总结，是理解“中国之治”的一个角度。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国家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在几十年内，将一个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的落后国家改变为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成为团结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治理改变了本国的面貌，更成为一种世界现象。要理解这一奇迹，必须深入理解“中国之治”的内涵、特色与发展脉络，从而为更好推动进一步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做准备。
“中国之治”是从“四个自信”到“四个之治”的投射。“中国之治”根源于政党之治体现在大国之治，本质是人民之治，承载着文明之治。道路自信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完善，和对中国治理的卓越领导这一“政党之治”；理论自信意味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作为大国的迅速发展这一“大国之治”；制度自信表现在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法律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追求公平正义实现了“人民之治”；文化自信深深联系着中国文化的繁荣复兴以及文化所支撑的整个文明的腾飞，即“文明之治”。“中国之治”的特色是实现了创新性与制度化的统一，全局性与局部性的统一，特色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中国之治”要从连续的历史中去理解，因为它离不开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统一，以及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与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统一。“中国之治”更应引领“世界之治”，为世界的治理贡献中国力量，提供中国智慧。
2“中国之治”的内涵：“四个之治”
世界主要有三种治理模式：一是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中心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强调“世界是平的”，主要寄希望于通过资本在全球化时代的扩张，依靠市场的力量解决治理问题；二是以近代德国为代表的国家中心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主张建立强大的国家，依靠高效率的国家行政能力应对各种发展问题；三是中国走出的路径——政党中心治理模式。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在尝试了各种治理方式后，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要求的道路。
西方的治理是指“Governance”，其动词形式“to govern”源于拉丁语“Guberno”，有“掌舵”的意思。西方的治理强调通过引导不同力量，实现相互间的制衡，即“Balance of power”，来达到一种较为稳固稳定的局面。中国的“治”字则蕴含着传统的智慧。“治”以水为部首，是一种柔性的、辩证的思维。《道德经》中讲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间”。中国的“治”是一种状态，旨在追求和谐的大同；“治”也是一种理念，墨子强调“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庄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需要的是智慧，真正好的治理是顺应规律的无为而治，是心怀天下的无我而治，是超越主客对立的无治之治，这是治理的最高境界。
《决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之治”可以形象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三个明显优势，涵盖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到军事、外事等方面，描绘了中国治理的路径。这十三个方面不是一朝一夕取得的成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出的结果。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再到奋进的新时代，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高，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逐渐形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种自信又激励着我们进一步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四个自信”既来源于“中国之治”的成功也是对“中国之治”的高度概括。实际上，“中国之治”的内涵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去理解。之所以有道路自信，是因为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以“政党之治”引领“中国之治”；之所以有理论自信，是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步步实现复兴，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了“大国之治”；之所以有制度自信，是因为中国坚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依法治国，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追求公平正义的“人民之治”；之所以有文化自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在不断提升，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文明型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转型，实现了“文明之治”。笔者将从“中国之治”与这“四个之治”的关系详细介绍。
（一）“中国之治”根源于政党之治
“中国之治”的关键与根本就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治理是“政党中心”治理，这是出现“中国之治”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领导人指出，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同于西方利益集团性质的党，中国共产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几十年来，中国取得的任何成就，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各方面的制度建设，都是党领导下的制度，这是使“中国之治”成为可能的最基本保证。
一方面，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领导核心，没有成功的党的建设，也不可能有成功的国家建设。俗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很形象地描绘了这一关系。所谓“中国速度”其动力就在于党的引领。中国治理的成功，首先就在于党自身建设的成功。我们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忧患意识，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保证党始终带领全国人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正确把握时代发展动向，不断作出清晰的发展规划，找准着力点，推动各项必要改革，不断实现自我革命，才能让中国在世界发展的大潮中稳住阵脚。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恶劣的国际环境，我们党明确提出“一边倒”的方针，维护了国内安全，在短时期内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在关键历史节点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使得中国抓住了经济腾飞的机遇。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在国际环境发展巨大转变，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关口，党坚决守住了社会安定的底线，并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有了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党作出重要部署，稳住国内经济环境，使得中国经济逆风飞翔。当前，面对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党作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着力发展核心竞争力，又在关键时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了明确指引。
另一方面，党的自我治理的成功也给中国治理的成功提供了路径。当前，中国共产党有九千多万党员，这个数量超过了任何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总量。能管理好这样一个大党，本身就需要巨大的智慧与魄力，需要完善的制度建设，严格的纪律约束，需要凝聚全党达成一心，需要不断加强党内外监督，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需要维护好党中央权威，同时实现党内民主集中制；需要协调好各部门、各层级之间的关系，从全局性把握党的发展。党是高度制度化的组织，国家也是一个组织，本质上是相通的。面对一个如此巨大规模的政党，其治理难度可以说超过了治理一般规模的国家。由此可见，有管理好一个大党的能力，就有管理好一个大国的能力；管理好一个党的经验，也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参考。两者统一协调，因此，党的自我建设与中国的治理成功是一个整体，“中国之治”就根源于中国共产党实现的政党之治。
（二）“中国之治”体现在大国之治
《决定》提到，中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之治”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腾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实现良好的治理，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确性的最佳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
一方面，中国的治理经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来源。中国的属性可以被形象地总结为“四特”国家，即“特长历史”“特大规模”“特世俗社会”，以及“特殊崛起”。这样一个特殊大国的复兴绝非偶然因素可以导致，也不是单纯依靠外来理论可以指导，而是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针对本国国情实现理论创新才能实现的。面对如何在一个人口众多、小农经济为主、积贫积弱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没有任何现成经验。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一命题，并引领中国成功建设了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开放后，我们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同时，我们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实践过程中，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扩展，从四个现代化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第五个现代化”；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抓到“五位一体”建设。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来源于大国治理的丰富经验。
另一方面，“大国之治”的实现体现着“中国之治”的成效，不断增强着我们的理论自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现了对国家百年来的首次有效管理，于 1956 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1978 年起，中国保持了多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从1978 年的世界第十五位提升到如今的第二位。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感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①而现在，中国几乎能生产出任何产品，从螺母到航母，从火柴到火箭。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连续多年位列世界第一，在人工智能、大数据、5G 建设方面正成为世界的规则制定者。所谓“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中国之治”正是由“大智”实现“大治”的过程。
（三）“中国之治”本质是人民之治
“中国之治”的一大优势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要求我们的治理追求公平正义，以满足人民群众利益为出发点与落脚点。
一方面，“中国之治”是以人为本的治理，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与利益。我国的国体与政体都要求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治理。马克思明确说共产主义理想的初心，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中国之治”本质上就是为人民服务。2006 年，我们取消了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农业税；2012 年，中国的医保覆盖率已经达到了 95%，初步进入全民医保国家行列。可以说，“中国之治”最大的受惠者，就是广大的中国人民，“中国之治”要实现的是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人民是“中国之治”的参与者、贡献者，“中国之治”离不开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中国之治”在于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人民”在国家治理中处于主体地位。我国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都是保证人民参与到国家治理中的制度。我国推动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激活市场与社会，扩大治理的行动主体，形成了“国家—市场—社会”的治理网络，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此外，通过简政放权，简化各类事项的行政审批流程，提高效率，不断激发市场与社会的活力。依托网络等技术，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在生态环境治理、文化治理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四）“中国之治”承载着文明之治
“中国之治”不仅是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更意味着对一个文明的治理。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白鲁恂所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却假装成一个国家”。这句话虽然有商榷之处，且后一句笔者并不认同，但白鲁恂先生却认为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是一个文明共同体，在这一点上是有洞见和积极意义的。“中国之治”实际上承载着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命题，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次革命性飞跃，将载入人类历史的光辉史册。这种革新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延绵数千年的秘密所在，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一方面，“中国之治”意味着一个拥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型国家的又一次腾飞，延续了中国千年来的“道统”“法统”与“体统”，是在新时期“再造中国”。1840 年以后，在帝国主义的冲击下传统的王权、士绅、乡贤治理模式一步步解体。中国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一步步实现了文明古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梦的提出就是向世界宣告，要在文明复兴的基础上再造中国实现文明型国家的世界担当。
另一方面，“中国之治”是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超越，是对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否定。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吹响了“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当代政治文明话语体系建设的号角。以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双重合法性超越西方国家单一的“自由民主”合法性；以“国内治理、地区治理、全球治理”三位一体治理观超越“国内—国际”二分法式基督教治理观。在西方的话语霸权下，中国常常被视为另类，而中国的治理模式正激励着广大发展中国家走自己的治理模式，也启迪着西方社会走出治理困境，为人类治理模式的演进作出自身的贡献。
在于其实现了三个统一，这正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特点。中国文化是“和合文化”，讲求在不同的概念之中寻找中庸之道，其超越了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成为“中国之治”成功的关键，也是其不同于西方治理模式的特色所在。
（一）创新性与制度化的统一
传统观点认为，创新与制度化是对立的。因为创新要求变革，而制度化在于固定。现实中，西方智识上的僵化正是导致其政治衰败的一个根源：自以为自身制度设计天衣无缝，故墨守陈规，不能适应国家、世界出现的新力量，最终导致其治理模式越发失灵。而中国一直不断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深化改革，创新治理模式。同时不断加强制度化建设，将最新的理念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实现了两者的统一。
《决定》指出，“中国之治”依靠的制度是在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中建立和完善的。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中创造性地根据中国国情，建立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革。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步步完善又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壮举。在新时代，我们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这“第五个现代化”，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步步以改革创新丰富自身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与此同时中国治理的制度化水平在不断提高。经过曲折的实践探索，中国形成并完善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为依法治国提供了依据。根据中国面临实际问题的不同，以及中国国情和世界局势的改变，中国不断调整自身机构设置。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届三中全会，中国进行了两次大部制改革，在较短时间内将改革成果确立为新的制度体制。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一直注重提升自身治理体系的制度化水平，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提高党内生活制度化水平。党自身建设的制度化与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化两者协调并进。中国共产党对党政军民学的统一领导正是这种效率可以实现的保证，这是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难以达成的。
（二）全局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正如前文提到，“中国之治”也是“大国之治”。治理这样一个广阔、多元大国,全局与局部的协调至关重要。必须将宏观规划与微观政策结合起来，既要总揽全局，又要激发各层面活力。实现两个统一的核心，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在一些名义上的分权国家中反而很难实现。例如，美国政策的特点就在于提出一套事无巨细的法案，然后要求全国一致执行，例如其医保法案，实际操作难度很大。这种模式的结果就是政策解释权被一小部分知识精英垄断，也使得许多地方不得不削足适履，政策难以实现初衷。
“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统领一切的”。只有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全国向着一个目标走，才能保证方向性上不犯错误，从而可以在稳定的基础上，高效地协调动员各方面力量。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下的集中与集中下的民主，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为汇聚各种理念，迅速应对各种挑战以实现制度上的保证。
在此前提下，中国的治理模式实现了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引导社会市场参与治理，激活了各层级、各部门的积极性，使国家治理在全局一致的基础上不僵硬、不死板。中国在基层社区和行政村实行基层自治，激发了治理的活力。与西方模式不同，中国的治理通常是制定一个较为概括性的指导方案，然后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依照方案制定自身的具体政策，从而保证治理是有针对性的和及时的。
（三）特色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如前文所述，中国的“文明之治”意味着对西方治理模式的超越。这种超越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从路径到思维上的弥补。《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之治”依托的是对普遍规律的认识，也是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把握。从实践来看，他是中国特色的；但从路径来看，他也是普遍的。
“中国之治”来源于对国家治理一般规律的认识。中国的治理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为指导的，是基于对国家建设的普遍逻辑，涵盖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有序进行。我国曾经借鉴USSR的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在保证道路正确的基础上，不断优化自身治理路径，实现更好的治理效果。中国的“治理”与西方的“自由民主”是同一层级的概念，是更务实且能体现一个国家能力的综合指标。中国的治理中注重国家能力提升、有坚强核心领导、注重中央与地方的协调等众多经验，都是能适用于不同地区的。
“中国之治”更是立足中国国情讲治理的结果。这种思维方式深深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中。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根据中国的农业国家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开展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结合具体国情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确保了民主，又团结了各方面力量；针对中国多民族的分布情况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又创造性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根据基层的现实和传统的治理方式，提出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一切制度创新都来源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准确把握正是这种符合国情的治理路径创造了“中国之治”的奇迹。
中国的治理从来离不开历史层面的思考。实际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就是用历史书写的。“中国之治”的成效也在于其立足于大历史下的有机统一，历史为“中国之治”提供了思想基础、物质基础和目标所在。“中国之治”是社会主义之治，这是七十年历史的追求；“中国之治”是民族复兴之治，这是五千年历史的要求。
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是过去的治理模式边际效益递减，从而导致原先积累的一系列矛盾爆发，引起民粹势力上台，这又进一步威胁到了世界的繁荣稳定，产生溢出效应。党的十九大报告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在新时代践行“中国应对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承诺，彰显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初心和天下担当。“中国之治”不仅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更应该解决世界的问题。“中国之治”要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要为世界各国的治理提供新的路径与启发。
（一）“中国之治”是大历史的有机统一
“中国之治”首先立足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的有机统一。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一个有效的中央权威，难以对各个地区实行管理，难以整合资源推动国家现代化发展。而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历史贡献，便是形成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树立了有强大凝聚力、号召力的政治权威，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完整的工业体系，提高了医疗与教育水平，这些正是改革开放后四十年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激发市场与社会的活力，与此同时对社会实行有效的政府管理，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与社会的稳定进步。20 世纪 90 年代起，面对各种复杂矛盾，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更注重全面的国家治理而非单纯的政府管理，协调各方面力量，推动现代化的实现。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的同时，提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推动了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的进一步提升。
“中国之治”更是五千年历史的有机统一。中国早在汉朝就建立了强大的国家能力，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先驱。“中国之治”重要的创新来源，便是中国历史传统的智慧。儒家传统深深根植在中国政治与中国人思想深处，其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小康社会等思想不断为中国的治理提供启发与新的路径。“中国之治”所实现的，是中国本土治理能力的一次复兴，而非简单的对西方治理模式的引入与内化。“中国之治”实现的是“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型，也打通了“现代中国”到“全球中国”的可能。中国之治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使命，要推动中华民族实现富强复兴，同时为“天下之治”贡献力量。
（二）中国之治要引领“世界之治”
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是“帕累托最优”，即在不减少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个体的利益最大化。而中国学者赵汀阳提出了“孔子改进”，即在自我利益提升的同时提高他人所得，正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时赵汀阳认为中国的政治思维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个人—共同体—国家”模式，中国的政治起点是天下，是一种“天下—国—家”的没有外部性的秩序。
“中国之治”意味着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在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体现了中国的天下思维，这自然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复刻，而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互联互通时代的必然选择。“中国之治”就是在实现“孔子改进”，在提高自身的同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中国的治理是“国内治理、区域治理、全球治理”的统一。如今，中国通过推动建设“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方式，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为世界的发展赋能。
“中国之治”应为世界各国提供新的治理模式，引领更良善的世界之治。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指示，即中国要全面总结自身的治理经验，将自身经验更加系统化、学理化、抽象化，为世界各国提供明确可遵循的治理路径参考。中国“治理”路径超越“民主—专制”对立的狭隘思维，为理解多元的世界政治实践提供了出路。要解决世界问题，思维必须从国际政治走向世界政治。而这正是中国的政治哲学应承担的使命，也是“中国之治”的应有之义。
5结 语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的治理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中国一穷二白的境地下，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人民，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进行不断伟大斗争的结果。当前，世界进入到一个“穷”的阶段：传统的治理方式穷尽了，路径依赖不可持续。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治理成功显得愈发可贵，他不仅使得中国有更大力量为世界的发展贡献力量，更照亮了国家治理新的方向。
中国是一种文明，文明背后积淀着五千年的智慧。中国之治，就是要将“大智”转化成“大治”，改变自己，造福世界。“中国之治”既根植于中国大地，也孕育于世界大潮的风雨激荡之中。中国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世界，世界未来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开创的“政党之治”“大国之治”“人民之治”“文明之治”是人类历史上罕有的现象，必须加倍珍惜，不断完善，全面总结，继续创新，以此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为实现“世界之治”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