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美国总统唐纳德 · 特朗普及其同事们，制定了一项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其重点强调的是，与中俄展开所谓的大国竞争。虽然该计划也阐述了联盟和合作的作用，但在实际的实践操作中，却没有得到丝毫的落实，以至于被完全的忽视。现阶段，美国对新型冠状病毒防控的糟糕表现证明，上述这些策略的失败性和迟滞性。“战略竞争”和“美国优先”的两大全球方针，目前甚至已经不足以保护美国本土的安全了。与盟国和对手开展有针对性的密切合作，才是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所应考虑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政治正在发生着剧变。即使美国在大国的传统竞争中获得了胜利，也不能保证自身的绝对安全。美国现阶段防疫的局面，并不是唯一的例子。一直以来，金融稳定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繁荣至关重要，但必须认清和别无选择的是，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和参与，才能够保证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稳定。贸易战虽然能够使经济全球化的组织力受挫，但它并没有能力去阻止和控制，以环境或卫生领域为代表的其他全球化议题的展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的问题。在一个从毒品到传染病再到网络恐怖主义的世界里，美国必须在利用自身的软实力和尊重他国行为体软实力的双重基础之上，来打造应对这些新威胁的体系和机制。例如，特朗普政府提议将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预算捐款减半，无疑，现在的美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笔钱。
从传统意义上而言，一个成功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确应该从“国家优先”这一事实展开思绪，但这也同时意味着，美国必须时刻把握，国际间所有的合作与努力动向。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公共产品往往成为一切合作和努力的核心问题之一。(比如清洁的空气质量，优越的卫生条件。人人都可以分享，没有哪个国家行为体可以被排除在外)。如果消费者和生产者不能切实和积极地协调响应，就会产生频繁的搭便车行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保障，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正如技术专家们所总结的那样：“在二十一世纪，技术分布呈现全球性，技术后果也呈现全球性。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计算机病毒和其他辐射，可能会像技术本身一样成为全球的问题。”——全球各国必须随时做好准备，制定灵活的措施和达成长久的共识：共同应急、共同响应，共同控制、共同规范（自身的行为）和共同履约，以减轻共同的风险。贸易关税和边境壁垒绝不是长久之计。尽管大国具有绝对的全球影响力，但未来的成功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在新型冠状病毒和气候变化等跨国问题上，国际政治间的权力已成为一种正和博弈。仅仅考虑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实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考虑的是，实现涉及权力和其他权力因素的共同目标——适当赋予他人权力，可以帮助美国实现在许多跨国问题上的目标。如果全球各相关国家，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改善公共卫生系统，美国也将会从中受益。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机制体系和信息联通是一切国家权力的重要来源，信息联通最为密切的国家，往往是最为强大的那一个。美国目前大约有60个条约型盟友，但不幸的是，美国近期防疫的表现，正在使自身的信誉下降，使这种资源流失。
在过去，美国的全球开放性增强了它建立体系、创新机制和保持联盟的能力。但是，在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民粹主义的情绪驱动下，与世界其他国家行为体接触的开放性和意愿性还会继续保持下去吗？即使目前美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拥有更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它也可能无法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对全球局势的有效影响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没有参与国际事务，但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国际间未来安全与繁荣的关键在于，需认识到“合作”和“凌驾”辩证关系的重要性。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重要的问题是，它在多大程度上（或在狭义上）能够界定和把握这些利益，并管控自己的欲望。目前的情况是，本届美国政府更倾向于短期的零和收益，很少关注体系和联盟的重要性。对“美国优先”的定义过于狭隘。回避了长期且开明的利益观，标志着罗斯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在1945年前后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开始走向湮灭。当前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威胁，不仅来自于新冠病毒和气候变化等跨国因素，更来自于目前美国国内未能适应和左右新世界的秩序和规则。这是美国要从新冠病毒防疫中吸取的最为惨痛的教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