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疫情与2003年非典对经济影响差异很大
此次疫情与2003年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些差异将影响最终估计结果。具体来看体现在如下方面。
在时间上，2003年中国刚刚加入WTO不久，外需的急剧扩大使得人口红利能够充分发挥，经济发展处于上升趋势。而2020年虽然我国经济规模总量更大，但人口红利消失使潜在增长率放缓，外需不足使实际增长率有低于潜在增长率的风险。
在疫情出现的时间点上，2003年非典疫情出现在春节之后，人员流动相对较小。在“在岗”的条件下实施防范措施，对生产的影响相对更小。而此次疫情出现在春节之前，人口流动规模大且人员返乡使得防范措施更加严格，工人“不在岗”的条件下的防范措施势必对一些企业行为产生影响。例如，工厂老板会考虑复工带来的潜在风险，甚至考虑到经营环境恶化，使一些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企业被迫关门倒闭。
在政策措施上，与2003年非典时期相比，此次防范疫情政策更为严格。湖北省处于封闭状态，其他省份也有严格的管控措施。如果仅仅是发生在春节假期，将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然而，这种休假模式从2月1日延长到2月9日，此后有省份又不同程度地延长复工时间到2月17日。即便2月17日复工，也有许多限制条件。
在金融风险上，我国近年来银行杠杆率增加，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的储蓄率都大大低于2003年。如果疫情导致部分企业倒闭，短时间又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将出现周期性失业问题，银行金融风险加大和经济进一步下行等严峻问题。而2003年，中国正在分享加入WTO的红利，经济上升势头很明显。
由于服务业有人口聚集性特点，与防止疫情扩散所采取的隔离措施之间冲突最大，疫情持续发展无疑对服务业的经济和就业造成重创。笔者分别对娱乐业、餐饮业、旅游业的经济损失做出估计。
第一，疫情对娱乐业影响。2020年大年初一全国电影票房仅有181万元，去年则是14.58亿元票房收入，票房收入仅为去年的0.124%。这一比例十分具有参考性。根据工信部《2019中国泛娱乐产业白皮书》，2019年我国泛娱乐核心产业产值约4155亿元。如果疫情4月得到控制，持续影响按照3个月计算，那么该产业损失至少达到910亿元。根据《中欧商业评论》发布的调查结果，34%的企业现金只能维持1个月，33.1%的企业可以维持2个月，17.91%的企业现金可以维持3个月。假设疫情4月之前得到控制，几乎67%的企业将会面临倒闭风险。即使假设只有30%的企业存在倒闭风险，最终对全年经济的影响将达到831亿元。因此，关停和后续由此带来的倒闭，使得全年娱乐业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741亿元人民币。
第二，疫情对旅游业影响。除娱乐业外，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也很大。旅游业收入包括两类，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受疫情影响，很多国家已经停飞国内航班，并宣布了旅游警告，国际旅游收入将锐减。2018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1271.03亿美元，按照疫情持续影响3个月来计算，今年国际旅游收入将至少减少318亿美元，约合2224亿元人民币。此外，2018年全年国内旅游总花费是51278.3亿元人民币，按照疫情影响时间3个月计算，国内旅游全年收入减少12820亿元人民币。因此，疫情对旅游业的经济影响可能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这一损失还没有包括小旅行社倒闭可能带来的损失。
第三，疫情对餐饮服务业影响。部分餐饮行业在疫情期间可以通过送餐服务减少部分损失，因此与旅游和娱乐业不同，损失会相对少一些。2019年12月全国餐饮收入4824.6亿元人民币。每年春节前后都是餐饮业收入增长最快的时候，然而受疫情影响，全国各省份无论是连锁餐饮企业还是小餐馆都普遍停业。即使未来疫情缓解，在短期内人们去外面就餐的可能性也会很小。餐饮业的整体影响可能要等到疫情全面消减时才会完全恢复。即使按照50%的损失计算，在疫情影响下，餐饮业3个月的损失大约为7237亿元人民币。如果考虑到3个月的资金压力和企业倒闭，全年餐饮服务业的经济损失将达到1.88万亿元人民币。
以上三个重点服务业是很难在疫情结束后实现补偿增长。然而，商品零售业虽然也会受到疫情影响，但是却有明显的补偿消费特点，疫情结束后会增加消费，全年的整体影响不大。从简单推算来看，三个服务业重点领域在疫情期间和此后可能产生的经济损失至少为3.55万亿元人民币。因此，在疫情影响下，后续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我国2020年经济增长将从第二季度开始逐步反弹。从长期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仍然较高，在“十四五”时期，平均潜在增长率能够达到平均5.5%。
疫情对传统线下服务业企业的影响更大，服务业的复工时间却受不可抗力的因素制约，政府需要出台更多可操作且行之有效的措施，以减轻服务业资金压力，保障重点服务业能够度过3个月生存期，尽量避免疫情冲击从服务业向其他行业乃至金融领域蔓延。
（一）减轻重点服务业企业的运营成本
第一，政府应尽量避免用行政命令方式对服务业企业工资进行约束。工资是供求关系的结果，在疫情期间服务业关停且生存困难的情况下，如果政策对员工的工资进行保护，实际上最终将伤害员工利益。如果服务业企业不能支付停业状态下的工资成本，行政命令强行要求这些企业必须发放全额工资，那么将加速企业选择破产倒闭，而不是尽力维持现状渡过难关。服务业企业和员工之间可以根据停工时间协商一个最低工资水平，保障员工基本的生活开支的同时减轻服务业企业用工成本。
第二，允许服务业企业根据疫情发展延长缴纳五险一金的时间。服务业企业由于受到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店面和营业场所关停。除工资成本外，服务业企业的用工成本中，五险一金也占了很大的比例。这部分成本也成为影响服务业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如果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允许线下服务业企业延缓缴纳五险一金的时间，将有助于这些企业减轻资金压力。等到疫情缓解后，这些企业能够重新开工盈利，到时可以再补交五险一金。缓交时间可以定为疫情结束后的半年至一年内。
第三，减免租金和政府补贴相结合，减轻服务业企业的租金成本。服务业企业的租金成本将直接影响其生存。解决这一难题可以通过减免租金和政府补贴两个方式。受疫情影响必须停止营业的服务业企业，如果其承租国有企业房产，可以根据疫情结束时间减免征收房租，减免政策可以持续到政策允许此类企业复工时为止。其他业主和中小型服务业企业与租户之间可以采取协商的方式，鼓励业主为租户减免房租。如协商后不能获得减免的服务业企业，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帮助这类企业渡过难关。财政补贴的金额可以根据租房合同和银行房租支付流水作为依据，政府全额补贴。
第四，降低疫情期间服务业企业的贷款利率，减轻资金压力。服务业企业在疫情期间无法营业属于不可抗力因素，应在疫情期间给予此类企业原有的银行贷款利率适当优惠，对此类企业在疫情期间的利率水平进行定向降息。利率恢复到正常水平应视疫情结束时间，政策允许开业时为止。通过这种方式帮助服务业企业减轻成本压力。
线上服务项目冲击相对较小，甚至还有爆发式增长的趋势。例如，网络游戏、在线娱乐平台等。然而这些线上服务业毕竟发展空间有限，创造的就业岗位也不多。线下服务业企业创造就业机会最多，如何在疫情期间改变线下服务业运营模式是关键。
第一，线下服务业企业可以采取预售方式减轻资金压力。保险公司和线下服务业企业之间可以推出合作项目，采用“打折预售+担保”的方式让消费者提前预约未来的线下服务业消费。这样可以缓解线下服务业企业在短期内资金压力，同时扩展未来复工后的客户群。例如，预约旅游项目、预约KTV和餐饮消费服务等。
第二，酒店、企业和政府之间在疫情期间的合作项目。制造业复工后员工感染的潜在风险是制约企业复工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也同样对复工后人员流动造成的疫情扩散有所顾忌。建议政府、企业和当地酒店行业开展合作，采用政府对酒店补贴和员工统一居住的方式，可以获得多项收益。首先，员工统一住在单位附近的酒店，减少交通和居家感染的风险。其次，政府对酒店进行基本补贴，可以使酒店减少疫情期间的部分损失。
第三，政府应该在疫情得到控制的地区逐步放开服务业管制。服务业虽然具有聚集性特点，服务业延期开工是防范疫情扩散的最佳选择。然而，全国不同省份的疫情扩散风险不同，有些省份新增病例持续减少甚至零增长，对这些地区可以适当放宽限制政策，在做好省级人员流动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可以将省内服务业复工有序放开，避免“一刀切”式的行政命令对疫情较轻的地区服务业造成不必要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