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多重任务，原因是我们面临着多重挑战，这是发展中的挑战、变化中的挑战、成长中的烦恼。多重挑战意味着多重问题，比如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交织，周期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交织，总量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交织。这都要求经济发展要有多重目标，但多重目标不是各自为战。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一个方法论，成为指导我们认识多重目标的关键——要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我想这是一个根本性、指导性的方法论，在未来工作中我们要贯彻这一新理念。
动态平衡多重目标，应该有一条主线，我认为这条主线应落在民生保障上，或者说在发展中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此基础上，可以把多重目标变成统一协调的目标，并且发挥出协同的力量。
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性质
201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9771美元，2019年一定会超过一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这已远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逐渐靠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了。是不是从此我们就一路凯歌前进，鸟语花香？我觉得不是。观察人均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偏上及接近甚至刚刚跨过高收入门槛的国家，可以发现这些国家是一个经常变动的群体，并呈现两个特点：第一，经济增速下降，这些国家的GDP增长率都在原基础上显著下降，有学者甚至认为会有两次下降；第二，国家之间增长率分化，一些国家的GDP增长会表现得比较好，而一些国家的下降幅度非常大，呈现出显著的发散性。用数学语言来描述这两个特点：一是平均期望值下降，二是方差扩大。一般来说，这两个特点在经济学上被称为不确定性增加。我国即将跨越高收入门槛，也恰恰处在不确定性增加的阶段，存在诸多风险和问题。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通常以0.4作为警戒线。基尼系数低于0.4的国家，其收入分配相对均等，大部分高收入国家属于此列；基尼系数大于0.4甚至更高的国家，绝大多数是中等收入国家，也有个别刚刚跨过高收入门槛的国家，最典型的是智利。智利人均GDP曾经达到1.4万美元，曾经有人以为智利是成功的新兴经济体，但我始终认为智利会出问题，原因是智利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均等。后来智利确实出了问题。因此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增长放缓，加之国家之间分化，有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陷阱和收入差距扩大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是确定的，因此，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第一，如何保障民生、改善收入分配，实现足够充分的社会流动；第二，如何保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当然我们不会恢复到原来的高增长速度，这是规律。
未来生产率提高依靠“创造性破坏”
我国经济问题的性质，决定了必须要用进一步改革开放、创新提高生产率的方式来保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
过去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可归因为人口红利。首先，1980年到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之外的人口增长是停滞的，这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即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越来越低，劳动力非常充足。其次，每年新成长劳动力不断涌入，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新成长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比上一辈高，这就意味着人力资本加快改善。再次，社会的投资回报率比较高，因为我们不会遇到劳动力优势瓶颈，也不会产生边际报酬递减现象。最后，累积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中的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出来，产生了资源重新配置的效应，这是我国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我们称之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不是简单的劳动力充足，而是体现在几乎所有的相关变量之中。
2010年之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就开始负增长了，相应的，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整个情况发生了逆转。把这些因素、变量放在模型里，就能算出经济增速一定会下降，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这时不要对经济进行硬刺激，刺激也没有用，就像给运动员施加额外的不应有的刺激，最后会出问题。
同时，我国生产率提高的方式也转变了。过去提高生产率依靠把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产业中转移出来，这样微观上居民个体增加了收入，宏观上资源配置提高了效率。未来这种方式还会有，但是会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我将其称为：疾风暴雨式的生产率提高阶段过去了。未来生产率提高依靠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企业是靠创新、靠应用新技术。政府要做什么？要让企业愿意去创新，而不去寻租，为企业创造条件，让有效率的企业进来、无效率的企业出去，让生产率高、有竞争力的企业活，让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死。进、退、生、死合起来，经济学家熊彼特称其为“创造性破坏”。对经济学家来说，“创造性破坏”就是“创新”的同义词，因此未来生产率的提高，其实是依靠“创造性破坏”的。
“创造性破坏”意味着什么？它破坏了一些没有效率的企业和产能，但是我们不能伤害任何人。在此过程中会有企业的进退生死，也会有人员转岗。如果为了保护就业不让他转岗，就是保护旧岗位和旧产能，意味着不敢拥抱“创造性的破坏”。这时社会需要充分兜底和普惠的社会保护网络，藉此我们就可以进行充分的优胜劣汰。人一旦离开岗位，我们要将其“保护”起来，提供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同时加大培训、职业介绍等就业公共服务，尽快把失业者安排到其他岗位。
从民生来看，就业优先战略应成为宏观政策的关键点。逆周期调节的目的是稳增长，更深层的目的是保就业，进而保民生。如果保民生是根本目的，就应该以此为依据来决定逆周期调节的时机及力度。
在一段时期中，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约为10%，如果低于10%了，那政府就实施逆周期调节，最好的办法是大规模投资。而当我国进入发展新常态，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下降，两个问题随之而来：第一，如何判断应该以多大的力度来进行经济刺激？第二，是不是还需要这些刺激性投资？因为刺激性投资易使经济发展方式回到传统的老路上，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了解决这两个难题，直接以就业为依据来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时机和力度是最好的。
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左右，这相当于自然失业率，只存在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这两种失业随时都会发生，不受周期影响。因此，以5%的失业率为基准，如果观察到失业率缓慢攀升，就应该假设会出现周期性的冲击，此时是逆周期政策出台的时机。及时出手，就可把逆周期调节变成微调，不会产生大水漫灌的效果，也不会积累债务及其他不利因素。
加大公共服务的政府“买单”力度
关注民生，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普惠性，也意味着要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加大政府“买单”力度。
当前发展阶段和过去享有人口红利的时期不同。过去劳动力市场会帮助我们实现初次分配：在劳动力不短缺时，只要大规模的劳动力实现了劳动参与，就会扩大就业，改善个体收入及总收入；当劳动力短缺时，刘易斯拐点出现，这时劳动者的谈判地位提高，企业想雇到人就必须提高工资，工资水平的提高会改善民生。这些方式都曾在一段时期内发挥了作用：2004年之前是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效应起作用，2004年之后是工资上涨效应起作用。而近两年，这两者的作用逐步减弱，因为发展阶段不同了。当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不再下降，同时一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放慢。当初次分配不能充分满足经济需要时，再分配的力度就应该加大。
过去我们认为“北欧模式”缺乏效率，北欧国家的政府把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民生问题都包了下来，由此产生缺乏劳动激励的问题。但是后来经过长期观察，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发现在“北欧模式”下：第一，人都被充分保护起来，他们没有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伤害；第二，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不断提高，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对此大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我的解释是：我们知道“创新”就是“创造性破坏”的同义词，“创造性破坏”让很多政府、企业、居民不敢改革创新、不愿意竞争，因为担心失去岗位、失去补贴，或者担心社会出现不安定。社会越是有充分的保障体系，越敢于拥抱“创造性破坏”。反之，把人都留在低效率的岗位，就是把“僵尸企业”留下来。因此，合理的再分配政策是充分竞争创新的一个重要保障。
综上所述，我认为把民生保障放在我们多重目标的根基上，有利于实现我们的多重目标，有利于我们创新发展。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2019—2020中国经济年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