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内外确诊病例病死率的差异可从分子和分母两个维度去分析，分子的差异源于年龄结构和疫情扩散的时间差，分母取决于医疗资源的供求状况。
截止到2月3日24:00，新型冠状病毒全国累计确诊病例突破2万，其中湖北省内为13522例，占比66%，武汉市的累计确诊病例为6384例，占湖北省47.2%，全国31%。最新数据显示，疫情仍在快速扩张阶段，但湖北省内与省外的扩散态势却有较大差异，其背后揭示了一些重要信息。
1月19日，疫情开始扩散到湖北省以外，至今，全国新增确诊病例正在呈扩张态势。湖北省在每日新增和累计确诊病例中的占比都呈现出了U型形态（参考图1）。在新增确诊病例中，湖北省占比的拐点出现在1月23日（深蓝色线），最低值为40.54%（与1月24日相同），而后，整体上呈现出上升的态势，至2月3日升至72.49%，1月28日之后，平均每日上升约2.5个百分点；在累计确诊病例中（绿色线），湖北省占比先出现了连续8日下降的情况，1月26日降至最低点52%，现在又已经回升至66%。1月28日之后，湖北省在全国累计确证病例中的比例平均每日上升约1个百分点。
这说明，从确诊病例数据来看，湖北省疫情扩散的速度更快。原因在于，1月19日扩散至外省的时候，由于信息的透明度开始提高，疫情已经开始引起全国的关注，23日武汉“封城”，外流人口迅速下降，外省也加强了排查，采取了相应防范措施，减少了输入性病例数量，降低了病毒的基本再生数（R0）。就湖北省内而言，医疗物资供应的汇聚、全国医护人员的援助、确诊程序的下放等因素，都提高了确诊的效率，使得省内确诊数量提升较快。即使如此，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的确诊进程仍然较为缓慢，大量潜在确诊患者被归类为“疑似病例”或“接受医学观察者”，也有死亡病例被看作“普通肺炎”，故湖北省的各项数据均可能被显著低估，其低估程度可以通过寻找参照系来评估。
普遍认为，湖北省外的确诊、疑似、康复和死亡病例数据较为充分的反应了疫情扩散的真实情况，故可作为一个参照系。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平均潜伏期为5.2天（95%置信区间为4.1至7天），再加上约4天的确诊时间，确诊约需要9.2天（Qun Li等，2020），最长约需要11天。从1月23日武汉封城算起，至今已经12天，外省首批输入性感染者应已经全部体现在确诊病例数据中，当然，其中肯定还包括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病例。与此同时，外省与6916例确诊病例密切接触的约13万人正在接受，或已经结束医学观察。从新增接受医学观察者与新增解除医学观察者的人数来看，正在接受医学观察者的人数可能更早出现向下的拐点。
综合多方面信息来看，湖北省外的疫情扩散状况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从1月19日算起，湖北省外控制疫情花了不到两周的时间。按照Qun Li等（2020）的研究，2019年12月中旬就已经有明确的证据证明病毒可以人传人，若从那时就开始采取果断措施，疫情或早已终结。
另一个可选的参照系以国外撤侨为样本，因为，他们都经过了充分的体检。根据凤凰网整理的数据，新加坡、韩国、日本、德国共撤侨1149人，查出16人感染病毒，感染率为1.39%。假若这1149人是随机分布的，那么就可以估算武汉市已感染人数（留在武汉的人口约900万），很明显高于现在公布的确诊数据，这在流行病传播模型（SIR模型或SEIR模型等）的模拟中也得到了证明。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撤侨数据。日本前后分三次、共撤侨565人，共有咳嗽发烧症状31人（占比约5.5%），其中只有3人测出携带病毒（占比约10%），在另外28人中，有5人无症状却携带病毒。这对于春运返程高峰期的防控措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仅仅测量体温是无法区分感染人群的，但病毒却已经可以传播。
除此之外，还可以从湖北省内、省外病死率的差异中得到同样的结论，这也是引发各方质疑湖北省内数据低估的证据。如图2所示，一方面，湖北省内和省外确诊病例病死率（不考虑康复病例）均在缓慢下降，而且，湖北省下降的速度整体上更快一些，1月27日之后，两者下降速度大体持平。引起关注的是两者之间“巨大的鸿沟”，为什么这1.9个百分点的鸿沟无法跨越？我们认为，可以从分子和分母两个维度去展开分析。
病死率的分子是死亡病例数量。在累计死亡病例中，湖北省占比已经回升至97.41%，最低值出现在1月27日，为94.34%。从死亡病例和重症病例的特征来看，主要集中在有基础性疾病且年龄大的患者，而且两者是正相关的，年龄大的群体患基础性疾病的概率更高。所以，年龄结构是解释湖北省内和省外病死率分子之差异的重要变量——从武汉流出的人口更年轻。
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论证。春运返乡过春节的人口主体是农民工和学生，以及武汉常住但可能是非户籍人口，这些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偏年轻化。如图3所以，全国范围内，21-30岁的农民工占比仍是最高的，占比超过25%；其次是41-50岁，占比约25%；第三是31-40岁，占比超过20%。三者合计占比约70%。这与外出务工的意愿是相比配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出务工的意愿是逐渐递减的，50至59岁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意愿仅为4.4%（参考图3右图）。当然，这个数据也显示，我国农民工的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
年龄结构的因素除外，还有一个病毒扩散的时间间隔问题。由于武汉是疫情爆发的中心，且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有效的医学救治手段，所以，即使是病例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一样，在武汉地区也更早进入到重症或者是病危状态，所以也更早反映在统计数据中。所以，虽然湖北省内和省外是同一日发布数据，但由于疫情的起点不一样，也会导致湖北更加早的确认重症和死亡病例。
湖北省内确诊病例病死率更高，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出现在分母上，即累计确诊病例可能存在显著低估，而造成数据低估的原因可能是客观的，即医疗资源的相对供求状况不同：相对于确诊和疑似病例增速来说，湖北省医疗资源的补给速度仍然较慢，目前仍处于短缺状态，随着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投入使用，可预测湖北省确诊病例人数在短期内会快速上涨，从而也会致使湖北省确诊病例病死率下降，而在湖北省外，医疗资源的供给相对充足，能更快速的确诊感染者。
需要指出的是，造成分母低估的原因，同样也是导致分子较大的原因，即医疗资源整体供不应求，而且存在不配的问题，如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在2月4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中称，武汉病死率高企的原因在于，前期收治武汉重症病人的三家定点医院重症医学床位只有110张，重症病人被分散在20多家医疗机构，医疗团队也非重症医学科专业团队，从到导致病死率较高。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低估的程度如何？如果不考虑年龄结构的差异，要想弥补湖北省内外确诊病例病死率的差异，分母需要扩大近10倍以上。如果将年龄结构和扩散时滞的差异都考虑进去，要求的扩大倍数会显著下降。当前用模型测算的结果，由于基本再生数（R0）从2.3到6不等，测算得到的潜在可能的感染人数也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在大武汉地区，还有大量潜在感染人数未进入医院救治，或被隔离观察这一事实是无可辩驳的，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高传染性已经得到确认，再加上潜伏期和无病症的影响，扩散路径和渠道仍然敞开着。
从日本撤侨情况来看，疑似病例人员的RT-PCR病毒核酸检测可能呈阳性，而病毒携带者的检测反而可能呈现阴性，所以检测试剂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而且有较长的时滞。故一线医生的建议是扩充（或替换）CT诊断。卫健委发布的第四版《诊疗方案》将“确诊病例”定义为：在符合疑似病例标准的基础上，痰液、咽拭子、下呼吸道分泌物、血液等标本实时荧光RT-PCR 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或病毒基因测序，与已知的新型冠状病毒高度同源。各地区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或聚集性病例，由地（市）级疾控机构进行复核确认。这已经大大提高了确诊的效率，但并不能降低（很可能提高）诊断的误差。所以，进一步修改《诊疗方案》中的“确诊病例”定义迫在眉睫。
武汉新采取的对疑似病例隔离观察，而非居家观察的举措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助于从病毒扩散的更外围阻断其演变，从而收缩确诊、重症和死亡病例的基数。其他省市的疫情虽然得到了有效控制，但这并非放松管控的理由，而且应该仿效武汉的举措，对疑似病例隔离观察，防止其扩散至家人。
舆论将关注点更多的投放在确诊、死亡和康复病例上，政策措施的着眼点应该向更外围扩散，采取类似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防止病毒向他人，以及在患者体内扩散，同时，提高每个环节的效率和准确率，都有助于更快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