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的模型预测，在政府对疫情应对得当、能够像2003年应对SARS时那样及时出台到位的疫情防控及经济稳定措施的情况下，如果新冠肺炎疫情能够于2020年第一季度得到控制，实现全面复工，那么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将为-0.17个百分点；如果疫情持续到2020年第二、第三或第四季度，预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为-0.36、-0.55和-0.77个百分点。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政策应对得当，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经济增速负面冲击是可控的，总体影响是有限的，能够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第一，尽管短期来看和消费相关的各项指标的总量会发生明显下降，但增加值的下降不会十分严重。第二，不同于SARS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第一季度，恰为全年经济活动最少的时期。第三，近年来物流运输、电子商务和网络协同办公的发展，使得在防疫期间继续开展部分经济活动成为可能。第四，此次疫情过程中，政府在经济运行方面应对措施的出台较SARS疫情明显前移。以上原因均会相较SARS疫情部分程度上减小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但是也同时要注意到，SARS疫情发生时我国经济正处于上升期、经济加入全球化的加速期，而此次疫情发生时我国经济则处于下行趋稳期、全球化逆流的复杂期，因此，在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关键之关键就是要安全顺利地实现全面复工，这比任何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都更为重要。
走向全面复工的挑战与应对
与非典等其他疫情相比，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传染性较强、隐蔽性强、健康人群死亡率较低的特点，我们认为社会各界应该做好在经济社会基本正常运行的环境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弱而不灭、死灰常在的思想准备和政策预案。我们认为不能期待疫情完全排除之后再考虑全面复工，相反，应该研究在全面复工的过程中应对疫情，从应急反应过度到常态化全面应对。如果不能逐步增加复工面，疫情会很难得到有效控制，包括医疗物资的生产、运输、科学分配以及百姓的生活物资供给也会难以为继。随着疫情的发展，经济能否正常运行正越来越成为能否尽快战胜疫情的关键保障，疫情防控能力与经济的运行密切相关。如果不能逐步走向完全复工，不仅会伤害我们应对疫情的能力、发生各种次生危害，同时也会留下就业、债务、产业链外移等诸多经济领域的后遗症。
我们分析，在走向全面复工的过程中，主要将面临四个挑战，有关方面应该考虑相关对策。
为了避免复工后的疫情反弹，必须推出防感染型经济活动的规范和标准。要针对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地区有相应的科学管理办法。目前复工的关键是恢复生产性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和建筑业，建议把当前的社区网格化防疫管理推广到工作岗位的防疫管理，对于员工的工作和生活进行统一管理。
其中最关键是三个步骤，第一是在工作场所要采取严格防控疫情的生产操作规范；第二是改善员工统一住宿、餐饮和卫生方面的条件，修建临时性板房，减少员工的居住密度，甚至可以租用一些经济型酒店来帮助企业解决住宿问题，这也是疫情防控时期帮助相关酒店业恢复经营的一种方式；第三，针对复工人员的身体状况进行不断监控。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出台鼓励企业复工的相关政策，帮助企业分担防疫成本。对严格按照疫情防控流程复工的企业，有关部门应该推出疫情复发成本兜底的承诺。
科学复工后的一整套严格的管理流程，反而可以避免因为疫情形势转好后社区管理和居家防护的松懈，尤其是大量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人员普遍生活在公共卫生基础差和防疫知识薄弱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此在科学的基础上宣布防疫规范下的复工，实际上有利于在更长的时期控制传染。
疫情暴发期，疫情防控的应急性措施是控制传染，因此各地方政府防疫工作的核心是控制感染人数。目前，应该说医疗部门和科研部门已经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特点和致死率取得了很多共识，随着防疫应急性措施开始产生效果，对于地方政府的防疫工作考核指标应该相应发生变化。不能一味看重新增病例数，而是应该强调每亿元GDP的病例数，兼顾防疫和复工。过度强调对于新增病例数的零容忍，一方面政府将对于复工有顾虑，付出过高的经济成本，一方面将可能形成瞒报的动机，反而不利于最终战胜疫情。因此，要对地方政府和复工企业明确一点，只要在复工期间严格执行了疫情防控规范，由复工产生的新增病例不追究地方政府和企业责任，同时由上级财政对于企业发生的隔离费用进行补贴。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各行各业有着很长的产业链，由于过去互联网和物流的快速发展，产业链上下游链接十分紧密，国际合作十分密切，如果产业链上的一个供应商出现问题，对整个产业链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可能影响中国经济未来的国际竞争力。目前，一方面一些有能力组织复工的企业在复工后由于上下游供应商无法配套，存在开工不足甚至再次停工的现象；同时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企业都互相观望上下游企业的复工状况再决定自己是否复工情况；因此，复工问题既影响着整个产业链的正常运行，同时也具有正外部性的特点。
因此，政府应该对关键产业链进行梳理，对部分关键的短缺环节要进行产能兜底，政府承诺补贴最终无法被利用的产能。政府要高度重视当前部分大型企业的零部件供应难题，应与企业密切沟通，给予企业在寻找替代方案时的政策便利。政府特别应该优先照顾两类企业，一类是有出口订单、有出口履约压力的企业；一类是处于全球关键产业链、供应链，为外资企业生产配套产品的企业。保证这两类企业恢复生产，按期履约，对维持中国企业信用有重大意义。中国出口企业在疫情中如能按期完成订单，有助于外商对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发展的信心，也有助于展现出中国企业生产经营的韧性，以及中国应对危机的强大优势。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供应链的安全，防止西方一些国家以供应链断裂为借口，进行制造业的转移。
挑战四：社会心理对复工心存忧虑。
在医疗收治和医药研发方面不断推进的同时，还要在社会心理方面加强应对。这两个方面的相关度很强，但是各自规律不同。就社会心理而言，目前大众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新增病例、重症人数、死亡人数等数字以及部分个体病例遭遇。我们建议要多公布一些更为具体的统计数字，帮助社会更加全面理性客观地认识病毒。比如，建议公布各个年龄段人员和不同身体状况人员的死亡率，由于身体健康的青壮年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死亡率是很低的，所以公布这个数字有利于大规模复工人员的心理安抚。同时，应该尽快公布一些有科学根据以及有科学数据支撑的治疗方法和方案对于感染人群的治疗效果，如果能够证明大部分没有其他慢性疾病的健康人群在感染后，经过治疗的死亡率与流感严重程度相当，对于社会大众心理安定将会起到非常关键的稳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