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唐纳德 · 特朗普，对相关国家的贸易和技术政策，可能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但他的策略破坏了美国所依赖的伙伴联盟和国际制度。长期的制度成本可能会远远超过短期的投机收益。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声称，他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打破了国际贸易体制中的惯性思维，此举有效的防止了其他国家削弱美国实力的可能。美国前国务卿乔治 · 舒尔茨(George Shultz)曾形容美国外交为耐心的“园艺式”外交，与特朗普的交易型外交政策和制度愿景，截然不同。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任的美国总统们，倾向于支持和运用国际制度和条约，并保持它们尽可能的长效性——无论是林登·约翰逊时期的核不扩散条约，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和吉米·卡特时期的军备控制协议，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时期的里约气候变化协议，比尔·克林顿时期的世界贸易组织和导弹技术控制制度，还是巴拉克·奥巴马时期的巴黎协定。
直到特朗普上台，美国政府才开始从政策层面，大肆的批评多边制度和抵制多边主义。2018年，美国国务卿迈克•彭佩奥(Mike Pompeo)曾宣称，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辜负了美国的期望，并抱怨称，“多边主义已被视为目的本身。我们签署的条约越多，我们应该就越安全。我们的官僚越多，工作做得就越好。” 特朗普政府对待这种制度采取了狭隘的交易方式。
众所周知，制度体系是一切社会行为的价值范式。它们有时也会面临一定的挑战，需要改革或扬弃。其虽然包括了组织，但不仅仅是正式的组织，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创造了社会角色和道德义务的相应规则、规范、网络和期望的整个本我。例如，一个家庭不是一个社会组织，而是一个社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父母的角色包含着有关其子女长期利益的道德和义务成分。
一些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信奉者，曾一度贬低制度的作用，理由是国际政治是无政府主义的，因此也是零和博弈的：我得到的恰恰是你失去的，反之亦然。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密歇根大学的政治学家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 ）利用计算机锦标赛证明，在短期内，国际关系存在合理的欺骗动机和作弊动机，如果持续关系的期望值不减，那么就有改变和调整的可能。重复的博弈，能产生一次性博弈所不具备的 “未来阴影 ”的效果 。这种效果间接的促进了行为体之间的相互鼓励和合作。通过加强阿克塞尔罗德所说的“未来阴影” 效应，国际机构可以促进互惠与合作，其成果超越任何的单边交易。这恰恰是特朗普短视的交易型外交所遗漏的重要部分。
当然，制度体系有时也会失去价值，变得不合法：奴隶制度或种族隔离制度就是明证，这些制度曾被广泛接受。在国际关系方面，特朗普政府担心1945年之后的国际制度体系会让美国变得“格列佛化” ，他们说得或许有一定的道理。小人国利用多边机构的线索，来限制美国的格列佛在任何双边对峙中可能带来的议价能力。
美国可以利用自身特殊的实力和资源，打破那些制度体系中的蛛丝状线结构，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国际议价能力。但相关的竞争者，也可以将此类制度体系视为一种手段，借以说服其它国家行为体，支持符合自身长期利益的全球公共产品和新机制。美国常常抱怨搭便车的人，实际是自己最想掌控大巴车。
二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或“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些措辞，目前已经不再能够准确地描述，美国在当今世界的角色了。尽管如此，除非大国带头创造全球公共产品，否则它们将不会被有效地提供，包括美国在内的行为体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显而易见的是，用一味退出和逃避的态度应对复杂的国际问题是不可能的，孤立绝不是长久之计。
用民族主义对抗全球化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未来美国总统的重要对外政策选择，将是在哪里以及如何参与的问题。美国的领导地位不能仅仅依靠霸权、统治或军事干预。即便是在1945年后，美国发展迎来的黄金七十年，全球领导力和影响力，也总是有一定限度的。当美国总统认识到，与其他国家建立多层次伙伴关系网络的重要性时，美国外交政策的运作效果常常才是最为有效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霸权主义(体现在对世界的控制感层面)和全球单极化——一直都是一种幻想。
国际合作伙伴顺应美国的意愿，不仅受到美国硬实力和经济实力的影响，还受到其文化、价值观和合法性政策的吸引力等软实力因素的影响。杰弗逊对群体意见的尊重和威尔逊对鼓励互惠和加强“未来阴影” 效应的制度体系的利用，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提醒我们的那样，世界秩序取决于一个主导国家将权力与合法性结合起来的能力。制度体系是提高合法性的基础。
特朗普的继任者，无论何时到来，都将面临重新教导美国公众有关外交政策知识理念的挑战，即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并利用其软实力吸引他们不断加强合作。1945年以后，美国霸权地位的成功，取决于对他国和对他国的权力运用。二十一世纪新的跨国问题，例如流行病、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将加剧这种情况的运用。美国外交政策未来的成功，可能更多地取决于美国人能以多快的速度重新汲取这些制度上的教训，而不是取决于其它大国的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