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信任机制，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经指出：“一个社会，在信用缺失的情况下，经济注定不会得到顺利的发展，也就永远不会进入充分选择的经济。”在他看来，“信任是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信任也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就会产生信任问题。”近些年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信任危机的迹象，比如“毒奶粉事件”、“郭美美事件”、“食物安全问题”、“大街上是否搀扶老人的争论”等等。这些迹象显示，当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有降低的趋势。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到底社会中真实的信任关系为何？信任关系能否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稳定剂或助推器？这些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Survey，ISSS）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urvey，CFPS）中，专门设计了信任相关的问题，调查了老百姓对于父母、邻居、陌生人、干部、医生的信任情况。
几个案例
1.2012年7月15日，河南省周口市X乡。
到访的时间是下午，刘老伯还在地里干活，说明了来访目的之后，刘老伯放下手中的农活，很热情地接受了调查。刘老伯今年已经58岁了，老伴56岁，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各自都成家立业，都在农村。当问起信任相关的问题时，张老伯说相信或者不相信别人还是要根据跟人接触的时间来看，如果接触的时间长，对人也比较了解，这样比较能信任。但是对于陌生人就不好说了，对于陌生人还是持怀疑的态度，最后刘老伯在相信还是怀疑别人上给出3的数值，对于父母、邻居、陌生人的信任度上分别给出10、9、2的分值，对于医生和干部，张老伯说比较相信他们，尤其是医生，最后给出的分值分别是10和8，总的分值上还是比较高，说明刘老伯对人还是比较信任。
2.2012年8月10日，广东省韶关市Q镇。
上午，通过问路找到受访户李大姐时，她正在店里帮客人打包食品。受访户是一个五口之家，李大姐和丈夫在街上开了一家批发商店，批发各种零食。开始调查后，当我们问到信任的相关问题时，李大姐说，对于父母那肯定是最信任的人，左邻右舍大家一起居住多年，都很了解，所以也很信任；对于陌生人就不一定了，不知道对方的情况，所以还是小心点比较好，整体上对于人还是比较信任的，最后李大姐对于是否信任别人给出2的分值，对于父母、邻居、陌生人、干部、医生给出的分值分别是10、10、3、8和8，整体上比较高的分值。
3.2012年7月26日，湖南省永州市N社区。
我们到达的时间是下午，陈大姐在小区门口接我们，进到家里之后，陈大姐很热情地给我们泡茶、拿水果。当问起对陌生人是否信任，对父母、邻居、干部、医生有多信任时，陈大姐说，对于父母肯定是信任的。对于邻居，陈大姐说他们搬到这个小区3年了，左邻右舍基本都不认识，都碰不到面，说到这里，陈大姐说这方面确实感觉不像老家那样温馨。对于陌生人，陈大姐说现在对于陌生人还是持小心的态度，说之前自己被骗过，虽然钱不多，但是还是很寒心，也说现在电视上报道的乞讨的人都职业化了，到处欺骗人的同情心，所以对于陌生人还是小心点好。最后陈大姐在是否相信别人上给出4的分值，对于父母、邻居、陌生人、干部和医生给出的分值分别是10、5、1、7和8，整体上是中等水平的分值。
1900年，德国社会学家齐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发表了《货币哲学》一书。在书中，他指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在我们的问卷设计上，一方面调查了老百姓对于父母、邻居、陌生人、干部和医生的信任程度，旨在了解不同社会角色被信任和被认可的程度；另一方面，从个人因素（受教育程度、生活满意度、年龄、性别）和社会因素（居住的社区类型）两个方面来调查与分析当下中国老百姓信任的影响因素。在测量上，前者用0-10刻度法，总共通过11个刻度来描述对于父母、邻居、陌生人、干部、医生的信任情况，数值越大表示越信任，数值越小表示越不信任。后者则采用五点量表，用1-5这5个刻度来描述喜欢信任还是怀疑别人的情况，给出的数值越高表示对别人越怀疑，数值越低表示对别人越信任。2012年的跟踪调查中，在全国有35729份有效的成人问卷，覆盖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
不同关系的信任度
如图1所示，父母、邻居、陌生人、干部和医生的信任度均值分别为9.083、6.361、2.185、4.881和6.608。父母是最受信任的，对陌生人的信任度只有2.185，是最低的信任度，这也印证了当下社会中出现的冷漠现象，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信任。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在社会转型改革以及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在物质利益面前逐渐发生了扭曲，对物质有着无限的贪欲，唯利是图，并且逐渐把追求钱财、物质当成衡量个人社会价值的唯一标准。欺骗人民感情、消费大众良心的现象已经像病毒一样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乞讨的职业化、扶老人反被讹诈等现象已经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践踏至冰点，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变得越来越小心，越来越多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受到严重侵蚀。其次，从社会学角度讲，信任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人格特征及行为的预期判断，例如康韦·劳埃德·摩根（Conway Lloyd Morgan）和莫顿·亨特（Morton Hunt）认为信任是指一方对另一方的可靠性、正直及信心的判断。当我们面对一个陌生人时，由于对其人格及行为动机不了解，往往处于自我保护，基本都会很小心，所以对于陌生人的信任度很低。
数据显示，人们对于干部的信任度只有4.881，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这说明干部的公信力相较低。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一些干部的贪污腐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招标、采购、录用和审批过程中以权谋私、权色交易。干部的腐败问题是每一个政府的通敌，也是每一个政府都必须面对的问题，美国前副总统艾伯特·戈尔曾指出：“腐败是任何社会最危险的社会疾病。这是因为腐败像一种致命的病毒，攻击有利于社会进步功能的重大结构，因而使社会生存面临巨大危险。”人们对于邻居和医生的信任度均值为6.361和6.608，对于邻居的信任度并不是很高的原因在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钢筋水泥墙、防盗门在为都市人筑起隐私空间的同时，也把邻里之间的亲近感隔离在外，这造成了邻里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远远低于城镇和农村。这几年我们也能看到医患关系的紧张，原因在于现在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逐渐淡化、商业性日益浓厚，一些医疗机构存在相当比例的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再加上一些医生的水平有限、为私利乱开药、多开药、开贵药等原因造成人们对于医生的信任下降。
信任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1.教育程度的影响
我们在调查中用1-8分别代表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得到不同教育程度的个体关于是喜欢信任还是怀疑别人的信任度均值，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信任度均值逐渐降低（分值越低说明越信任别人），说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人们更倾向于信任别人。虽然社会发展过程中有黑暗、丑陋、恶意、虚假的地方，但更多的是真善美，教育的目的就是教授学生追求真善美，更多地去发现美好，因而受教育越多，人们将拥有更多的真善美的品质，也更喜欢信任别人。实际上这一规律已经得到心理学家的证实，著名心理学家朱利安·罗特（Julian B. Rotter）认为信任是可以经过社会学习逐渐形成的。
其次是信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受教育越多的人，将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会增加个人的财富，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在与人相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信任，在这种条件下，人们也更愿意去信任别人，更容易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所以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人们更喜欢去信任别人而不是怀疑别人。
2.年龄的影响
由于成人问卷的最小调查年龄是16岁。在16岁到45岁这个阶段，随着年龄的增加，信任度均值逐渐增加，说明人们对于别人变得越来越不信任。从16岁左右的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慢慢过渡到独立生活、成家立业、独当一面、生儿育女、赡养父母，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逐渐增大，压力越来越大，人们开始变得越来越小心，对于人开始慢慢变得不信任。在45岁到65岁这个阶段，可以看出人们的信任度均值在一个水平线上，说明这个阶段人们对于别人的信任没有变化，主要是由于在这个年龄阶段，人们承受的压力基本到了顶点，事业发展也基本很稳定，家庭生活也比较温馨，子女也逐渐独立，压力逐渐减小，这时人们的内心也开始进入平和，所以对别人的信任没有增减。在65岁以上的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于别人开始变得更加信任，主要是由于在这个年龄阶段，子女也基本成家立业，内心的泰然和不争，人们倾向于对外在世界更友好，所以更信任别人。
3.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我们把人们对于生活的满意度分为5个刻度，从1到5，分值越高表示人们对于自己的生活越满意，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得出不同生活满意度下人们关于信任度的数据。可以看出，对自己生活越满意的人对别人越信任。主要原因在于，对于生活越满意的人，往往对于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更积极乐观、更阳光。并且对生活越满意的人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一般更主动、更愿意相信别人，也更愿意给别人带去正能量，这一点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就可以体会到，对生活越满意的人，生活过得越阳光，并且也会把这种积极向上、阳光的态度带给周围的人。所以，对于生活越满意的人，越愿意信任别人。实际上，心理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从信任者的角度去研究影响信任建立的因素，莫顿·多伊奇（Morton Deutsch）等人的研究表明，信任是一种存在于个体内部的较为稳定的心理特质或信念，具有不同心理特质或信念的个体具有不同的信任倾向。所以，从心理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信任者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本身就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特质，这种心理特质对环境的反应也较为乐观积极，呈现出信任的心理倾向。
4.居住的社区类型的影响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得出城市、城镇和农村的人们关于信任的数据。发现信任度均值上，城市小于城镇小于农村，在社交过程中城市中的人比城镇比农村的人们更愿意相信别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社区的变化，那种建立在情感、依恋、内心倾向等基础上形成的有机群体也开始向以公共的、理性的契约关系联系起来的以利益为导向的社区转化。其次这种变化也可以从社会分工和受教育程度的角度来解释，城市的生活分工比城镇比农村更为细致，专业化程度更高，城市的人们的工作更为单一，每天专注于一项工作，为别人服务，获得收入，自己的生活所需由别人的劳动支撑，这种生活中人与人的分工协作更为紧密，人们更加知道合作的重要性，而在农村，粮食基本都是自己种植，很多基本所需都是自给自足，相对于城镇、城镇来说，农村的分工协作没有城市那么细致，对于合作的认识没有城市那么强烈，所以这种认识必将在社交过程中有所体现，所以城市的人们相对于城镇相对于农村更愿意相信别人。从受教育的层面上讲，城市整体受教育程度高于城镇高于农村，而前面分析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人们更愿意相信别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整体上城市的人们相对于城镇相对于农村更愿意相信别人。
结论
调查的结果显示，人们对于父母是最信任的，对于陌生人很不信任，对于干部的信任度也不高，对于邻居和医生的信任度处于中上的水平。影响信任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受到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更喜欢相信别人；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对于别人的信任是逐渐减少再到基本不变再到逐渐提高的过程；对于自己生活越满意的人，更愿意相信别人；在社会因素方面；居住在城市的人相对于城镇相对于农村更容易相信别人。
如何解决当下社会上出现的信任不足问题？首先应提升公民道德素养。在当前，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和经济发展不同步、公民道德素养不高、人们之间缺乏信任的环境下，切实提升公民道德素养就显得尤其重要。其次是增强企业监管力度，坚决取缔欺骗消费者的奸商。还有，加强对政府干部的政风建设，加大对公务员的行政监督，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加大行政、审计监督，努力建设一支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公务员队伍，进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