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范畴较广，主要有两个与产业结合的维度，一个维度是产业数字化，即利用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以降本增效，如虚拟制造等；另一个维度则是数字产业化，即利用数字技术形成新的数字产业，如大数据、云计算和智慧城市等。数字经济中有面向技术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和物联网等；也有面向应用的数字孪生城市、数字金融和数字文化等。而数字经济新业态更多指的是新的数字产业。
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中统计，2018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1.3 万亿元，增长 20.9%，占 GDP 比重达到 34.8%；就业岗位 1.91 亿元，增长 11.5%，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 24.6%。而具体统计数字经济新业态企业，腾讯 2019 年营收 3772.89 亿元，净利润达到 933.1 亿元，其中游戏收入 1147 亿元，云服务收入 170 亿元；字节跳动 2019 年营收 1400 亿元，增长 280%，其中广告收入 1200 亿元（引自《一线》）；快手 2019 年总收入 500 亿元，其中仅直播就接近 300 亿元，超过 2000 万人通过快手平台获得收入，超过 500 万人来自国家级贫困县区。
数字经济尤其是数字经济新业态增长的速度属于各行业的领跑者，首先源于传统产业多数供大于求，投资回报边际效率变低；其次源于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结合减少了供需对接的误差，由此降低了成本；第三源于数字经济低成本高效率扩展了传统产业供需两端差异化和个性化的市场；第四源于数字经济自身的边际成本趋于零。
3 月 17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出要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等加大支持力度，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催生新岗位新职业。立足点主要聚焦在疫情下通过数字经济新业态提振市场、拉动经济和促进就业。
此次疫情来势汹汹，传染性强，很快蔓延全球。疫情隔离叠加 2019 年下半年全球主要股指下跌和石油价格战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中断、金融风险加剧和经济严重下滑，特别是美股 10 天内 4 次熔断，导致美联储将利息降至 0 并重启量化宽松（QE），必然给中国经济金融和社会治理带来极大的冲击。
2014 年中央首提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经济新常态”，近两年更是随时面对中美贸易冲突，此次疫情更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层面，许多中小微企业举步维艰，呈现倒闭风险。中央必然为稳就业、稳民生而快出政策，出强政策，数字经济新业态在以往积极推进的基础上又承担了新的使命。疫情下积极推进数字经济新业态有六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是可应急，抵御此次疾风骤雨式的全球性金融风险和经济冲击。
疫情的全球蔓延造成美欧等发达国家选择与中国同样的封城隔离方案，但也同样面临因隔离阻断的经济秩序。美国道琼斯指数以 35% 的下跌速度超过了大萧条和 2008 年金融危机，摩根大通预测美国经济第二季度将下跌 14%，欧盟将下跌 22%，英国将下跌 4.2%。
欧美经济下滑及救市政策将会迅速传递到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世界工厂”地位的中国，疫情影响的不仅仅是供应链中断、供给侧的矛盾，也包括需求侧的严重下滑，而金融危机传递的则完全是需求侧的危机，在数字经济新业态的投资可以最快最有效率地传递到新需求市场。
第二是稳就业，特别是利用数字经济新业态的特点保底层就业岗位。
中国民营企业吸纳 90% 的就业岗位，然而除去部分头部企业外，中小微民营企业普遍现金流不足、抵御风险能力弱，平均寿命只有 2.7 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最近的调查报告指出 85.01% 的中小民营企业无法维持 3 个月的生存，29.58% 的中小民营企业已知的营收下降幅度超过 50%。
中央要求国企面对 800 多万应届大学毕业生增加岗位，但比例有限且覆盖面窄，而直播带货、微商电商、快递小哥等数字经济新业态自雇性强、覆盖人群广、市场化程度高，特别是对政府依赖性小，就业反弹小，可能成为底层就业岗位的主战场。
第三是可持续，不能仅仅因为暂时性的疫情和全球性金融恐慌。
实际上从信息技术向网络技术进而向数字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2005 年就针对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形成国家政策，2015 年提出“互联网+”，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将数字经济作为国家战略，此次更是将数字经济新业态定位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与此同时，疫后数字经济新业态如 5G、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会更加持续发力，形成短期稳就业、稳民生，中长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有力抓手。
第四是利防疫，有效利用数字经济无物理接触或少物理接触的典型特征。
此次疫情病毒来源及传播途径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物理隔离成为最有效方法，但在防疫隔离和复工复产两难下恰恰是数字经济新业态最好地利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既实现了市场增长，又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接触。
第五是有基础，中国的数字经济无论从技术上还是市场上都已经夯实了持续发展的基础。
数字经济依托的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依赖的市场包括互联网经济、移动互联网经济和物联网经济。尽管中国在技术上还处于整体紧跟、局部突破的状态，但在市场上却处于全球前列，互联网用户规模和经济规模指数都位居全球第一。今年预计全国 5G 投资 5000 亿元、数据中心投资 1000 亿元、人工智能投资 350 亿元，进一步在以往基础上加大了中国在数字经济新业务的领先优势。
第六是能联动，通过数字经济带动传统产业发展，通过数字经济新业态带动传统经济发展。
中国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制造强国”，是“世界工厂”但不是“世界公司”。“大云移物智”和 5G、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产业会进一步融合传统一二三产业，数字化电商、数字化零售、数字化教育、数字化办公及数字化医疗等行业会融合传统经济，使得供需对接更精准、资源配置成本更低、响应更快、周期等短。
国家发改委将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困难归纳为“转型能力不够”、“转型成本偏高”和“转型阵痛期较长”三种，这种认识比较精准，但还需要考虑三个突出的约束和困难。
首先要以政策红利要以市场为导向。以智慧城市为例，在全球 1000 个示范智慧城市中，中国就拥有 600 个，但是此次疫情可以见到所谓智慧城市在疫情初期的无序与慌乱，直至今日各地政策的矛盾和冲突。即便没有疫情的检验，广大市民在智慧城市上的获得感普遍不强甚至更低，政府买单的企业服务远不如网络电商、移动支付、移动导航、共享单车和快递/外卖等市场化数字经济给市民带来强烈的获得感。新业态的创新只能依靠非垄断的市场机制运行才能产生。
其次是政策要根植于文化。之所以此次防疫中各地政策冲突的核心在于各级政府承担责任过大，过度问责和懒政心理导致防疫政策的层层加码，必然造成整个系统的冲突。新业态的创新本就有一定的风险性，因此在政策的制定上应配套给与各级政府对失败的容忍度，特别是创新免责的宽容度。
第三是投资要传递到底而防止“白手套”截留。“新基建”等经济刺激政策未必能弥补疫情和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硬缺口”。纵观全球，经济新业态创新的主体一定在市场化的中小微企业，而中小微企业最大的运行瓶颈和风险是在现金流，国家层面面向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政策红利因为其自身信用不足和基层银行管理者的避责心理而只能形成金融体系内部空转，只有推进供应链产业生态中以实际发生的运营为信用依托的供应链金融才有可能推动中小微企业创新新业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