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行业开放水平评估
1.1 总体水平：开放水平持续提高，取得巨大进步，但仍有明显不足
过去40年，中国在开放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关税方面，中国总体关税水平不断下降。2018年中国平均关税降为7.5%，较2001年下降8.4个百分点，加权平均税率4.4%，逐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美、欧和澳大利亚加权关税分别是2.3%、3%和4.3%。2019、2020年继续两次下调关税。非关税壁垒方面，中国不断清理非关税措施，取消进口配额管理、优化进口许可、下放行政许可权限，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2019年初取消了15类共118项商品的自动进口许可证，自动进口许可证审批时限缩短至1个工作日。外商投资准入方面，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长度由93条减至40条，并加强金融、汽车领域开放。2020年初，《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同步实施，要求在企业支持政策、政府采购、标准制定和行政审批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投资方面，2018年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总额均为全球第二。其中，中国吸引外资1390亿美元，占全球10.7%，较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对外直接投资1430亿美元，占全球14.1%，较上年提升3个百分点。营商环境方面，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持续上升。《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中国排名全球第31位，较上年提升15位。贸易合作方面，中国已签订17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5个国家及地区，且正在与28个国家进行11个自贸协定或升级谈判。自贸试验区建设方面，2013年中国首个自贸试验区在上海设立，目前，自贸试验区数量增至18个,形成2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
但客观来看，当前中国对外开放仍有不足。关税方面，出于保护国内幼稚行业、民族产业及相关就业，中国部分产业如汽车、化妆品、高端服装关税水平与国际相比仍然较高。除高额关税，中国还对特定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加征消费税，部分民用商品及奢侈品都是消费税重点征收对象。长期维持高关税水平，实际是保护了落后产能和国内企业，阻碍了市场竞争、效率改善和民生福利。投资方面，2018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限制指数在0ECD公布的70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6，限制程度远高于平均水平，仅优于马来西亚、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菲律宾，且提高缓慢，2010-2018年，中国总体限制性指数仅提高4个名次。分项来看，中国在外国股权限制、外国人员限制和歧视性筛选或批准机制限制方面均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其中外国股权限制程度最高；分行业看，涉及到意识形态层面，如媒体、通信和电视广播等领域，外国股权开放缓慢，此外，在法律、运输、金融、采矿和农渔等领域限制程度较高。知识产权方面，中国仍面临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四大不足：一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自主知识产权较少，国内企业擅长科技应用，而基础技术研发十分薄弱；二是知识产权执法透明度不高、力度不强；三是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整体水平不高；四是知识产权维权意识不强。未来需继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执法透明，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推动在开放条件下的专利应用以及创新驱动发展。
1.2 行业水平：开放程度高低不一
当前中国各行业的对外开放程度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开放程度较高，如多数制造业和旅游业；二是限制类，如电力、金融、电信和医疗；三是禁止类，如互联网信息业、新闻广播业和军工业。
第一，开放程度较高的行业主要是大部分制造业和旅游服务业。制造业多数基本开放，汽车等少数行业仍受限。2019年修订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支持外资向高端、智能、绿色制造等领域发展，新增了5G、芯片封装设备和云计算设备等项目，新增或修改条目80%以上为制造业。而对于汽车关税较高、外商投资受限的行业，中国正加大开放力度，2018年7月，汽车关税由25%降为15%，预计2022年取消汽车行业限制。旅游业不限制外商股权投资比例，市场充分竞争，民营资本为主。2003年中国旅游业完成入世承诺，是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目前，民营旅游企业投资约占全部旅游投资规模的60%，形成以民营资本为主、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为辅的多元主体投资格局。
第二，限制类行业主要集中在基础能源和自然垄断行业。其中，电力业限制外资股比，国有企业垄断，资源错配。当前，核电站的建设、经营由中方控股，国有企业占据垄断地位。金融业设置外资股权比例，国有企业占主导，预计最晚于2020年4月全面开放。由于境内外市场规则制度差异、配套法律法规不到位、汇率制度等因素制约，金融业对外开放改革存在反复、缓慢等特点，目前，证券、期货和寿险外资股比不超过51%。国务院提出于2020年取消证券、期货和寿险公司的股比限制，实行全面开放。电信业限制外资股比，国有企业占主导。当前基础电信业务必须由中方控股，由于电信产业的基础性和自然垄断特性，电信对外开放进程较为缓慢，国内电信企业通过行政干预获得垄断地位，导致行业存在技术升级慢、收费高、服务差等问题。医疗业部分药品实施零关税，鼓励外资投资医药制造，但医疗机构外商投资受限。外资在中国医疗机构投资仅限于与合资、合作，目前，中国医疗资源和政策均向公立医院倾斜，2018年中国公立、民营医院诊疗人次分别为30.5和5.3亿人次。
第三，禁止类行业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互联网信息业禁止外资投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网络出版服务、网络视听节目服务、互联网文化经营（音乐除外）、互联网公众发布信息服务。行业由民营企业垄断，2019年仅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家市值占比达57.2%，但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由于互联网信息业涉及意识形态，具有社会导向性，此类行业对外开放需持谨慎态度。新闻广播业禁止外资投资新闻机构，图书、报纸、期刊的编辑、出版业务，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制作业等业务，此外，外资对广播电视节目、电影的制作业务限于合作。行业主要由国企垄断。由于新闻广播类行业涉及国家安全及公共服务领域，此类行业对外开放需持谨慎态度，应在合理监管力度下，优先对内开放，形成市场竞争。军工行业禁止外资参与放射性矿产冶炼、加工，核燃料生产等领域的投资。相关产业均有国企控制垄断。由于军工行业涉及国家安全与公共服务，此类行业对外开放需持谨慎态度，应在保护国家安全和严格监管的条件下，引入先进技术，提升国防水平。
2 开放促进竞争：汽车业高度保护，自主品牌竞争力弱；家电业高度开放，全球竞争力强大
2.1汽车行业：政策保护、垄断经营、高关税、投资限制导致研发动力不足全球竞争力弱2.1.1 发展：从货车到乘用车，从管制经济到缓慢开放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汽车承载着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战略任务和市场化要求。总体来看，汽车行业开放迟缓，政府干预仍然较强，主要体现在关税、外商投资准入、产业目录等多个环节。中国汽车行业发展历程可概括为四个阶段：1）起步阶段（1953-1977年）：从无到有、计划生产；2）合资阶段（1978-1999年）：引进技术、行政干预；3）发展阶段（2000-2010年）：需求释放、小幅放开；4）创新阶段（2011年至今）：渐行渐近的全面开放。
1、1953-1977年，起步阶段：从无到有、计划生产
1953年第一汽车制造厂（一汽）在苏联援助下正式成立，此后，中国开始自主建立车企，基于国家基础建设和军事用途，主要生产货车。1957-1978年，中国汽车产量从0.8万辆增长到14.9万辆，增长了18倍，其中，载重汽车产量从0.6万辆增长到9.6万辆，增长近15倍。
计划经济背景下，政企不分离，汽车企业依托国家集中投资的模式建立，产点和产量均由国家规定。产量方面，各企业必须严格按国家计划组织汽车生产，未经批准，不得超计划生产。产点方面，分为三类，一是各方面条件较好的汽车生产厂，优先安排生产；二是不具备生产条件且车型质量不好的，应通过调整改组或专业化合作方式生产；三是质量不好、油耗高且亏损严重的，应关停并转。
2、合资阶段（1978-2000年）：引进技术、行政干预
改革开放后，中国汽车产业主要依赖合资、技术引进的发展模式。1986年“七五计划”提出将汽车制造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汽车产量持续扩张，1978-2000年中国汽车产量由14.9万辆增加至206.8万辆，增长13倍。但行业初现“散乱差”格局，1980-1993年，全国整车生产企业数量从56家增长到124家，1993年产量5万辆以上的车企有6家，仅占全部车企4.8%。
在此期间，政策对外过度限制、对内过度保护，弱化了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的动力和能力，限制了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发挥。1994年《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定。第一，外资股比限制严格。 “生产汽车、摩托车整车和发动机产品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中方所占股份比例不得低于50%”。第二，进口管制。 “在我国汽车工业还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时，国家对进口汽车、摩托车仍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第三，高技术壁垒。中外合资、合作的企业建立技术研发机构、生产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但国内企业为追求利润，减少研发投入，核心技术始终被外资企业掌握，国内技术研发落后。第四，高关税壁垒。1986-1997年连续两次下调关税，但仍然较高，1997年，3.0L以上进口汽车关税税率仍高达100%，3.0L以下高达80%。第五，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1987年国务院确立“三大三小”生产点，外资进入后与“三大三小”汽车企业合作，使得国有汽车企业在规模、资源和技术的加持下占据了大量市场份额，民营企业发展受限，削弱了行业竞争。
3、发展阶段（2001-2010年）：需求释放、小幅放开
“十五规划”鼓励轿车进入家庭、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需求逐渐释放，汽车行业产销迅速上升，2009年中国汽车销量全球第一。2001-2010年汽车产量从234万辆上升到1826.5万辆，其中，轿车的产量从70.4万辆升至938.6万辆，增长12倍；轿车产量的比重从30%增长到51%。
为履行入世承诺，汽车行业开始放松管制。一是关税大幅下调，2001-2006年，中国连续6年下调关税，3.0L以上汽车进口关税从100%下调至25%。二是减少非关税壁垒，2002年取消了对汽车及其关键部件的进口许可证管理，2005年全部取消汽车及关键部件的进口配额。三是放松部分对外股比限制，2004年《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取消了汽车发动机的外资股比限制的要求，此外，将政府对汽车生产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四是对内给民企逐渐放开准入，2001年批准吉利轿车生产资格，2002年批准长城生产，2000年奇瑞依靠上汽资质生产，直到2003年后开始自主生产，2005年比亚迪投产。
但开放力度远远不足。一是关税仍然较高，2006年中国关税降至25%，而美国为2.5%。二是仍保留外资股比限制，2004年《汽车产业发展政策》规定，“汽车整车、专用汽车、农用运输车和摩托车中外合资生产企业的中方股份比例不得低于50%”。
4、创新阶段（2011年至今）：渐行渐近的全面开放
2011年至今，消费政策退出，汽车销量中枢下移，但SUV凭借产品错位的生产方式迅速扩张。SUV市场占有率从8.7%升至35.6%，2011-2017年汽车产量从1841.9万辆增长至2901.5万辆，年均增速7.9%。
2018年汽车行业开放速度加快。2018年4月习总书记在博鳌论坛讲话中称，汽车行业将尽快放宽外资股比限制，并降低进口汽车关税。随后，发改委披露了中国汽车业对外开放的时间表：2018年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合资企业不得超过两家的限制，5年时间完成真正的开放。
但汽车关税仍高，且叠加消费税、增值税等费用后，进口汽车价格偏高。2018年7月，中国汽车整车关税由25%降至15%，相关零部件关税降为6%，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例如奥迪2020A7进口款“55 TFSI quattro”国内官方售价约88.2万元起，而美国同款车型含税后售价为69995美元，折合人民币48.1万元，仅相当于中国价格的一半多。
2.1.2 问题：产品定位单一、市场占有率低、技术研发能力不足
汽车行业的长期保护导致国产车市场占有率低、技术研发不足、市场竞争力低下。第一，市场集中度低。2018年中国前10家企业市场规模占比58.8%，仅较2017年上升0.6个百分点，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第二，自主品牌集中在中低端市场。中国汽车中高端市场仍然被合资品牌以及进口汽车占据，自主品牌在中低端市场的夹缝中生存，2018年吉利单车均价7.1万元，不到大众、丰田单车均价的一半，与奔驰、宝马等豪华车相比差距更大。第三，自主品牌市场占有率低。2018年中国汽车市场销量达到2803.9万辆，其中，乘用车2367.2万辆，而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998.7万辆，仅占比42.2%。汽车销量排名前十的榜单中，前三名分别为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一汽大众，均为合资品牌，而自主品牌吉利汽车排名第五。第四，技术研发不足。中国汽车的基础研发、整车以及零部件技术均落后于世界汽车制造大国，与大众、丰田、通用等国际主流车企相比，国内三大汽车集团上汽、一汽、东风研发投入均不足，2015年中国汽车研发支出占营收2.1%，远低于国际主流车企均值4.7%。近年来中国车企研发支出及其占营收比重有所上升，但仍偏低，且不同车企研发支出占营收比重的方差较大（广汽6.8%、比亚迪6.6%、上汽1.8%），2018年中国前十大车企研发支出占营收均值为4%，仍低于全球主流企均值的4.9%。中国研发投入最高的是上汽集团，2018年上汽集团研发支出24.1亿美元，仍不及全球研发投入较低的宝马集团（58.4亿美元）。而国产销售龙头吉利汽车研发支出仅为0.8亿美元，占营业收入0.5%。全球研发支出金额最高的是大众集团，2018年研发支出高达158亿美元，占营收的5.7%。
2.1.3 原因：准入限制、地方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失当
政策方面，一是行业准入限制削弱市场竞争。汽车工业的高准入门槛阻碍了民营和外资企业进入，导致市场竞争力下降，创新动力不足。1）投资审批制度，轿车、轻型车、整车以及发动机项目，全部由国家审批立项，门槛高。2）目录管理制度，生产企业开发的新产品，需要通过有关部门批准才能生产和销售。3）转让限制，不能维持正常经营的汽车企业不得向非汽车生产企业转让。4）高资本运营门槛，2004年《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规定新建汽车生产企业投资总额不能低于20亿，自有资金不得低于8亿，产品研发机构投资额不得低于5亿。5）高关税壁垒，中国长时间依靠高进口关税阻止国外汽车品牌进入，导致中国汽车行业的低市场竞争和高利润，国内企业研发动力缺失、汽车产业发展缓慢。1986年排量3.0L以上燃油轿车进口关税税率为220%，3.0L以下税率为180%，轿车价格较国外市场高3-4倍。截至目前，中国进口汽车关税下调至15%，比其他国家仍然较高。6）投资限制，如果外资企业选择在国内建厂，只能通过合资方式，且股比不得超过50%。
二是地方重复建设、保护主义阻碍产业集中度提升。1987年以来，中央对汽车行业的“三大三小”的构想并未实现，2000年中国汽车行业有118家整车企业和1682个零部件企业，产能分散，无法形成规模经济。主要原因一是分税制后地方政府利益主体地位加强，为追逐政绩，重复投资并以优惠政策扶持；二是高税收、高产值以及容纳就业驱动地方政府实施“封闭式”汽车产业政策，导致亏损企业无法及时退出市场或重新并购重组，阻碍市场公平竞争。
三是产业政策失当，过于强调行政管理、缺乏合适的创新引导。第一，改革开放后，中央对汽车工业发展的路径规划是通过合资引进先进的产品技术，进而自主研发零部件。但由于汽车行业天然的高技术壁垒以及研发耗费资金，车企在经营初期缺乏足够资金投入，政府没有自主创新引导，“市场换技术”最终没有达到理想效果。第二，汽车是规模效应显著的行业，但规模效应是市场充分竞争的结果，而非政府主导。例如，中央为制止“三大三小”规划本意是减少无序、重复投资，但导致了政策垄断保护，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将资源集中于一汽、东风、上汽等大型国有企业，享受垄断利润的同时失去研发动力。
2.2 家电行业：全面开放、充分竞争、技术革新催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产品牌2.2.1 发展：从产能过剩到价格大战，行业持续优胜劣汰
作为中国轻工业的支柱产业之一，家电行业经历了从产能过剩到价格大战再到行业优胜劣汰，可分为三个阶段：1）起步阶段：引进技术、产能过剩；2）发展阶段：价格大战、竞争白热化；3）创新阶段：中外竞争、走向国际。
1、起步阶段（1978-1989年）：引进技术、产能过剩
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引导推动家电行业大迈进，同时引发行业重复引进、产能过剩问题。1978年1月，国务院将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分开，成立五金电器工业局，大力推动国内家用电器工业发展。同年，批准原上海电视机厂引进第一条彩电生产线，标志着我国家用电器进入起步发展阶段。
随后确定“鼓励引进先进技术和装备”策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合资建厂，家电行业发展突飞猛进。彩电方面，80年代初中国彩电业迅速形成规模，全国引进彩电生产线100多条，熊猫、金星、牡丹、飞跃等国产品牌涌现。洗衣机方面，1983年洗衣机产量达365万台，1978年产量仅0.04万台（即仅仅400台），全国同样掀起技术引进狂潮，约40多家厂商先后从日本、英国等海外国家引进技术60多项。由于过度扩张和重复建设，家电产能增长远超国内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增长。1990年全国彩电年生产能力为2279万台，但同年实际产量为1033万台，产能利用率仅45.3%，家用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40.1%、40.9%和24.5%，产能过剩现象严重。
2.发展阶段（1990-2000年）：价格大战、竞争白热化
20世纪90年代，家电企业纷纷加入“价格战”，竞争白热化，行业掀起兼并重组浪潮。这一时期的家电行业竞争有三个特点。一是中外合资、技术引进。1994年外国公司与国内企业积极开展合作并建立产品基地，截至年底共有20多家企业达成合资，如小天鹅与德国博世-西门子家电集团合资建立博西威家电，雪花电器集团与美国惠而浦合资成立惠而浦雪花电器等。同时，洗衣机行业中小天鹅、海尔、美菱和兰菊等通过引进技术开始生产滚筒洗衣机，打破了原有济南洗衣机厂独家的局面。二是价格大战。在新技术新产品支持下，各大公司具备了降价抢夺市场份额的基础，1996年3月长虹集团向全国发布大规模降价宣言，降低彩电价格8%-18%，此后康佳跟进降价，打响了旷日持久的价格战。三是广泛兼并重组，强者更强。1993年电子工业部提出实施“大公司战略”，加快彩电等家电行业企业向大型集团迈进。1996年7月TCL集团兼并收购成立了TCL王牌电子、TCL电器等公司；康佳集团与黑龙江牡丹江电视机厂、陕西西安如意电视机厂等公司成立了康佳电子实业；广东惠州TCL集团与河南美乐集团实施资产重组。
3.创新阶段（2001年-今）：中外竞争、走向国际
21世纪初期，家电行业进入中外竞争、渠道大战阶段，数字化和互联网等新技术迅速普及。中国家电行业经历90年代洗牌后出现一批颇具实力的龙头企业，但中国加入WTO、数字和互联网技术再次让行业龙头面临挑战。一是外资品牌加速进入中国，加大对华投资力度，中外品牌竞争激烈。2001年，松下、日立和东芝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LG、三星、AO史密斯等跨国家电企业宣布加大投资力度，并开始大幅降价以抢占市场份额。同时，汤姆逊、飞利浦、东芝等知名外企在中国DVD行业掀起专利大战，要求国内企业支付专利技术费用，促使国内企业对于自主技术研发的大力投入。二是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促使行业龙头纷纷加速转型。互联网、数字电视、蓝牙技术、家庭数码、宽带和数码相机等新兴产品的涌现让家电龙头争夺商机，同时以国美、苏宁、三联为龙头的渠道商们加速抢占地盘。三是内外部环境变数增多，家电行业加速洗牌。2003年钢材价格大涨，家电成本上升，5月1日起国家实施CCC认证，对家电生产提出更高要求。同年5月美国向中国发起彩色电视机反倾销诉讼，2004年5月美国裁定中国彩电在美倾销成立，对中国彩电征收反倾销税，长虹和TCL反倾销税率分别为26.4%和21.3%。
2.2.2 成果：行业发展日趋成熟，国产品牌走向世界
中国家电行业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居民家电保有量进入稳定期。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家电产量迅速增长。据中国家电业协会，2001年至2005年，中国家电出口额平均增长率为29.8%，比入世前5年提高10.4个百分点。1978年中国电冰箱、洗衣机和彩色电视机产量分别为2.8、0.04和0.38万台，2000年增长至1279、1443和3936万台，2018年增长至7993、7274和14476万台。各类家电走进千家万户，电冰箱、洗衣机和彩色电视机首先普及，2000年每百户居民电冰箱、洗衣机和彩电保有量分别为78.1、88.3和112.5，2018年提升至100.9、97.7和121.3，基本实现家家户户均有此三大家电。空调和家用电脑普及较晚，但近年来增长迅速，2000年每百户居民空调和家用电脑保有量分别为26.7和7.5，2018年上升至142.2和73.1。此外，各家电保有量总体进入稳定期，近三年增长放缓，主要以更新换代和升级型需求为主。
国产品牌脱颖而出，海尔连续10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量首位。据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2018年中国家电市场规模达8104亿元，主要家电产品出口金额达751.2亿美元，同比增速9.6%。全球市场方面，欧睿数据显示，海尔连续10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量第一名，同时在冰箱、冷柜、酒柜、洗衣机4大家电品类榜单上排名第一。据群智咨询，2018年TCL、海信和创维全球平板电视出货量均居全球前五，中国厂商合计市场份额为36%，较2014年提高9个百分点，已超过韩国成为全球平板电视最主要出口国。国内市场方面，2018年空调、冰箱和洗衣机国产品牌市场份额分别为90.8%、76.8%和63.8%，较2017年分别提高0.9、4.1和3.4个百分点。其中，海尔在洗衣机、冰箱和空调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41.1%、32.5%和11.9%，美的在洗衣机、冰箱和空调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26.5%、13.0%和18.5%。
2.2.3 原因：开放的市场环境、政府对市场秩序监督和企业自主创新
中国家电行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既有开放的市场环境，也有市场监管和质量监督，政府积极出台政策引导企业开发节能、高质量产品。
一是开放，包括对内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对外实现与国际接轨。改革初期积极引进海外品牌和生产线，1978年日本松下电器落地中国，此后东芝、日立、三洋、三星等品牌相继入驻，外资家电企业的进入让国内企业和资本看到了商机，国内生产商积极引进家电生产线。此时我国仍是计划经济体制，实施核定定点生产的进入门槛，但由于进口数量有限、价格高昂，外资品牌并未迅速抢占市场。90年代起国内市场化建设提速，定点生产制度被打破。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市场化浪潮的开端。1994年国家颁布实施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在税收、信贷、股票上市和债券发行等方面鼓励实现规模经济和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同时，国家采取措施，加快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打破市场分割与区域封锁，降低行政性的进入和退出壁垒。大批民营和地方企业乘势涌入，家电定点生产制度名存实亡。此后，格力、海尔等家电企业高速发展，直至今日成为市场龙头。
二是政府监管以质量监督、维护市场秩序为主，鼓励家电行业创新发展。1981年，中国家用电器工业标准质量检测中心在北京成立，加强了家电行业产品质量检测和统一标准。1986年经贸委等八部委联合发出《关于认真落实三包的规定通知》，对冰箱、洗衣机、电风扇、彩电等六类家电三包办法作出统一规定，自1986年10月起要求企业实行包修、包退、包换。1989年机械电子工业部和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彩电综合标准》，标志着中国家电的质量和可靠性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1999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订协议，推动国内生产节能家电产品。2001年，发改委在数字电视研发与产业化专项中加入“数字电视标准研究制定专项”，推动数字电视标准制定。2003年再推出“CCC认证”，实施家用电冰箱能耗5等级标准，2007年推出“禁氟令”，2008年推动家电下乡，发布《节约能源法》。
三是民营企业自主创新、与时俱进，充分竞争促使行业集中度提升，发展日趋成熟。在外资进入、市场开放、居民消费需求与日俱增背景下，各家电行业企业均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推出新型产品。1993年海尔、长岭、华意等公司推出低氟冰箱,海尔推出变频式空调，1994年小天鹅、海尔、美菱开始生产滚筒洗衣机。进入21世纪，各行业均开始数字化投资和研发，海尔、美菱、美的、春兰、TCL等纷纷宣布进军互联网，加入WTO之后更多外国品牌加速向中国转移，更推动国内品牌加速研发数字电视、智能冰箱等数字家电。从专利数看，格力电器2019年发明专利授权量1739件，全国排名第6。2004年家电行业再度经历并购风潮，斯威特集团入主小天鹅，收购小鸭集团洗衣机业务；彩虹集团入主厦华电子；美的收购华凌、荣事达中美合资公司股权。在经历数字化、智能化新一轮产品竞争和行业洗牌后，中国家电行业进入了强者恒强、高集中度的发展阶段。从零售额看，2018年中国前3名家电企业市场份额达73.6%，前五名市场份额达83.8%，前十名市场份额达93.8%，标志着我国家电行业格局进入稳定期，大量末尾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行业资源得到更有效集中。
3 启示
3.1 加大对外开放，扩大汽车、金融、电力、电信等重点领域的对内对外开放，降低关税税率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高，国内外经济格局均发生重大改变，中国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展现开放自信，开放倒逼改革，释放巨大的发展潜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第一，放开市场准入，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降低基础性成本。1）加速金融、汽车等传统保护领域的对内和对外开放。当前国内相关产业发展水平提高、行业格局稳定，允许和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进入有利于激发活力，促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以竞争带动发展。2）放开上游能源、电力市场准入。当前我国基础性成本依然偏高，与上游能源行业国企垄断、竞争不充分有关。与美国相比，中国仅有劳动力具备价格优势，美国汽油、柴油、天然气、电力、工业用地、物流和劳动力成本分别为中国的75%、89%、30%、94%、39%、53%和654%。3）放开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市场准入。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提速，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为7%，2012年上升到9.1%，2019年达12.6%。养老问题日益突出，提前布局、开放民营资本进入有利于加速养老产业发展。
第二，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适度提升免税商品占比，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提高通关便利化程度。当前中国在改善民生的食品、服装、家电、汽车等日用消费品方面仍有降税甚至免税空间。进一步降低关税，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顺应国内消费升级趋势、适应产业升级、降低企业成本的内在要求。此外，需进一步提高通关便利化程度，为广大进出口企业松绑减负，促进进出口贸易，同时进一步推动我国跨境贸易转型升级。
第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研发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投入。我国应进一步加大在版权、商标、商业机密等方面的保护，提高执法力度，降低维权难度，提高违法成本。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及环境是决定产业长期兴盛的关键之一。此外，需推动改革科研、教育管理体制，推进行政事业单位改革，赋予科研人员科研产权以激发积极性，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加强基础研发深度。
3.2 减少直接干预，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改革开放以来，多数产业政策以政府为主导，导致了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中国产业政策由中央直接下发、地方政府响应，重行动轻成果，忽视地方要素差异，造成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的局面，产业政策效果不佳。以光伏产业为例，光伏凭借其能创造GDP、解决就业的优势，政府纷纷鼓励建设光伏项目，2009年“金太阳工程项目”实施50%的初始投资补贴，2013年将初始投资补贴改为度电补贴，按每度含税0.42元全电量补贴，地方政府给予其土地、融资等优惠政策，最终导致产能过剩，至今部分企业无法自负盈亏。
未经政府过多干预的行业，反而在竞争中成长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事中事后监管决定行业长期发展。近年来，中国新兴领域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政府给予充分的市场化环境，2019年短视频、人工智能、在线直播和在线教育均达到40%以上的增速。以互联网短视频和互联网金融为例，2011年为初始发展阶段，秒拍、快手相继成立，4G网络普及，抖音、火山小视频等软件涌现，短视频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此之前政府并未干预，直到2016年以后，网信办、广电总局、文化部和公安部等监管部门出手进行“扫黄打非”运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政府并未过多干预，2004年支付宝上线、2005年宜信成立，蚂蚁金服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金融公司，支付宝拥有三亿用户，互联网金融在机构数量、业务种类和交易规模等方面全球领先。与短视频不同的是，政府缺乏事后监管，造成P2P暴雷等市场混乱问题。事后监管程度不同导致P2P与短视频两种不同结果。
好的产业政策是开前门守后门，一方面交给市场优胜劣汰、另一方面发挥严监管和整治乱象的功能。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中枢下移，劳动密集型及资源密集型行业经营状况恶化，迫切需要培养和发展“新经济”。对夕阳产业，政府积极鼓励产业转型升级或退出，给予失业人口产业培训教育。对新兴产业，政府应鼓励市场化发展、减少干预，地方政府根据自身要素水平做好事前评估；对已经发展起来的行业，做好事后监管、整治乱象，为新兴产业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3.3 进行重大理论创新突破，实现行业竞争中性
继续推行国企分类改革，对于竞争性领域，全面放开市场准入，打破政府对国企的隐性担保。中国部分行业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既不对外开放也不对内开放，导致市场竞争不充分。应因地制宜进一步明确公益类、资源性商业类和竞争性商业类行业划分，对于竞争性商业类领域，全面放开市场准入、优胜劣汰，资源性商业类强调内部竞争。
同时，对内对外一视同仁开放，建立公平竞争透明的市场环境，提振企业家和投资者信心。放宽电信、物流、能源领域的管制，降低其他行业的经营成本，改善企业盈利；降低汽车行业准入门槛，促进内外资车企充分竞争，在竞争中不断增强国内车企的技术和销售水平，提升汽车行业竞争力；金融服务业进一步落实好已经确定的开放政策，吸引更多外资机构来华设立机构，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3.4 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开启新时代新周期：百舸争流，千帆竞发
最大的改革是开放，通过开放实现国企、民企、外企等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中国从来都不怕开放，怕的是不开放。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事业都是人干出来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未来应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1）大规模减税降费，中央政府加杠杆、转移杠杆，减轻企业负担。继续实施减税降费并优化方式，从减增值税改为减企业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率，提高企业获得感。一是继续下调社保缴费率3个百分点，其中养老、医疗保险缴费率分别下调1和2个百分点。二是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至21%，与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当。
2）在人口流入的都市圈和城市圈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基建一方面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强化逆周期调节，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大宗商品价格和融资成本低，现在搞成本低。我们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71%时，新增2亿城镇人口的80%将集中在19个城市群，60%将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7个城市群，未来上述地区的基础设施将面临比较严重的短缺。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3）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五大配套制度。一是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放宽保险、社保等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可设定持股下限；扩大陆股通标的，允许外资持有单一股票至30%上限，吸引外资入市。二是构建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新《证券法》已将财务造假处罚上限从60万大幅提高到1000万，并给集体诉讼留下操作空间，但仍然不足以震慑动辄上亿元的证券欺诈案件，建议推动《刑法》联动修订，将“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主体认定从单位扩大到个人，刑期上限从3年提升到25年。三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动优质红筹企业回归实质落地，针对企业回归后股权、投资者权益、监管标准等问题出台细则。四是适度调整金融业增值税抵扣。金融企业有形资产较少，而利息、佣金等支出不允许作为进项抵扣，可增加金融业抵扣项目，降低实际税负。五是改革交易机制。丰富衍生品供给，在限定投资者、证券品种范围的前提下逐步放宽T+0机制。
4）从融资、监管、税收等渠道鼓励市场化并购重组，激发资本市场活力。一是丰富并购支付工具，拓宽融资渠道。中国并购融资渠道以商业贷款、股权定向增发为主，公司债等渠道尚未全面放开对接并购交易，并购基金发展缓慢。建议逐步放开一般公司债券、高收益债券等工具对接并购重组交易，鼓励并购基金发展。二是简化事前审批流程，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与部门协调。破除事前监管对地区及行业分割，提高信息披露水平，鼓励二级市场竞价收购和要约收购。三是建议适当给予并购相关税收制度优惠。通过适度扩大对免税并购类型的认定范围、适当减免并购企业资本利得税的方式，降低并购成本。
5）建立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为核心的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房地产一半是实体、一半是金融，既要防止货币放水刺激资产泡沫，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过度收紧主动刺破引发重大金融风险。当前限购限贷限签限售等限制手段不是正途，应利用时间窗口以金融稳定和人地挂钩为核心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使房地产更多地发挥其实体经济的功能，回归居住属性和制造业属性，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6）当务之急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事业都是人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