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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货币膨胀”的迷雾

美国没有上限的量化宽松和一再提升上限的债务赤字、欧洲“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欧元”的姿态、日本高官关于日元贬值之路仍将持续较长时间的暗示,都在给“竞争性货币贬值”做着铺垫,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谁在最后买单呢?

开年来,关于货币的话题甚为集中。随着美国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和日本“安倍经济”力促日元低汇率政策,国际社会对大国间过于宽松的信贷政策导致货币发行量不断膨胀,并有可能引致新的金融风险心有余悸。在国际金融危机阴影尚未散去,国际经济仍在底部盘桓之时,我们还没有看到经济复苏的曙光,再一轮的各国竞相推进货币超量发行,极大地带来了新的金融危机隐患。

刚刚结束的莫斯科G20财长会议也本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回避了各国激烈争论的汇率战问题,仍将解决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低迷、拯救各国经济的困境放在首位。但大国经济的“低利率”和“竞相汇率贬值”方案犹如两只小桨,何以能让动荡的经济大船驶上经济复苏航道,的确值得疑虑。

从目前来看,世界经济格局在不确定中似也显出两大阵营。欧美日等大国经济体要通过低利率和宽货币的政策激发久启不动的国内经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担心大国货币的“竞相贬值”产生负的溢出效应,指责“货币民族主义”的倾向,最终让弱势经济体为大国经济货币政策买单。

在当前看不清晰的货币经济迷雾中,国际社会似乎需要静下心来,去重新认清货币的本质。货币,这个具有几千年历史并闪耀着人类智慧之光的载体,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似乎承载了太多的重担,各国经济政策“爱也货币、诟也货币”,全球经济复苏或衰落,似乎也是“成也货币、败也货币”。

简单梳理一下货币的本义和发展史。货币这个主要充当一般等价物和商品交易媒介的价值尺度,自市场经济发育到成熟以来,经过了贵金属时代、不兑现纸币时代和信用经济时代。在19世纪,世界主要货币以英镑为中心兑现金本位制度;在二次大战之后,各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达成协议,又以美元为锚度过了一段固定汇率制度的黄金期,发达经济体都有了一段快速成长的好时光。但到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美国大国经济地位稳定之后,固定汇率制度却随之瓦解,浮动汇率和盯住汇率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各国货币币值稳定也失去了价值基准。这背后的实质是美国开始进入了单一以“制造美元经济”代替以实体经济创造财富的经济模式,而此后又由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东西方政治对峙格局的瓦解,更加稳固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地位。这既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时代的来临,但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以美元经济为代表,以美元、欧元、日元为主要强势货币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宰。

货币作为一种购买力,其创造应当有实实在在的财富与其对应,否则就会成为跨区域、跨代价的一种资源剥夺。而引发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源头美国在1980年代就已经严重失衡了,美元自身脱离了“创造实体财富”之锚,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已经远远拓宽了货币的定义。同时西方世界超越现实水平的高福利消费投资模式,也给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带来了巨量的财政赤字。

因此,不断扩张的货币发行和宽松货币政策就首先成为解决西方国家高额债务的路径之一。最近15年来,美联储每遇到金融危机爆发,都习惯性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救市,结果却造成了全球流动性过剩以及对世界经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目前美国政府债务就已经高达16万亿美元,面临巨大的“财政悬崖”困境,超过了其GDP,欧盟各国财政赤字也达到GDP的85%,日本财政赤字超过GDP的200%,包括欧洲和日本组成的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计算起来已高达38万亿美元。如此巨额的债务负担,具有货币控制权的国家特别是美国要解决,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过贬值货币,以财政亏空货币补;继续以发新债偿旧债。所以,有经济人士分析,欧美开动印钞机,是一轮一轮、精心选择时间节点之后而为之。美国没有上限的量化宽松和一再提升上限的债务赤字、欧洲“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欧元”的姿态、日本高官关于日元贬值之路仍将持续较长时间的暗示,都在给“竞争性货币贬值”做着铺垫。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谁在最后买单呢,不断成长的新兴经济体以及亟待成长、亟待融入世界经济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物质资源和人力知识资本,为融入国际经济承担进入的代价。

其次,始终控制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可为发达经济货币总量可以不断扩张寻找出足够的话语依据。从此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我们已见分晓。本次会议上很多与会者有意为所谓的“货币战”降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拉加德就说,目前主要货币汇率并不存在偏离公允价值的估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葛利亚也直言,所有主要货币的汇率水平都很接近均衡实际汇率;日本则表示,日本央行推进货币宽松政策是以尽快摆脱通缩为目的。显然,西方世界表现出了极强的实用主义,但这种实用主义却实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倾向,如智利财政部长发表文章所言,量化宽松导致的绝大部分汇率调整成本要由一些发展中国家来承受,这是发达国家奉行的“以邻为壑”政策在真实世界中造成的后果。也如国内一位学者所言,债务国一旦能够把货币控制作为多多负债的“人质”,债权国就可能受到债权权益缩水与货币紊乱的双重打击。

所以,在当前错综复杂的世界货币体系面前,中国作为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国国债的发展中新兴大国更是无法独善其身,如何对未来完全可能发生的货币战风险做出充分评估,并理清应对之策真是十分关键。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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