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统计局前不久公布的5月份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出现了“艰难但稳定的恢复”。工业增加值率先恢复到正增长，而投资、消费、进出口都处于负增长状态，但降幅在不断收窄。一般认为，如果按这个趋势持续下去，而且疫情不再出现“二次反弹”，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有望回复到正增长。
不过，中国经济问题极为复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很大，产业体系的问题复杂，固有的结构性问题很多，因此衡量中国经济的运行，从来都不是单一指标或少数几个经济数据所能概括。从财政和债务角度来观察中国经济，可以发现经济数据回升背后潜藏的不少问题。
面对疫情冲击，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大力度的刺激性宏观政策，包括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货币政策，以及规模空前的财政扩张政策。中国的经济体量全球第二，但与多个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采取的危机应对政策力度并不算大，仍然谨守了相对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力度相对较大，但与美国推出的3.5万亿美元的刺激政策仍相去甚远。
早在此次疫情之前，中国经济就已开始显著放缓，呈现出安邦咨询（ANBOUND）所说的“新常态脱轨”现象。既然如此，为何中国政府还要如此节省“弹药”？是在为今后更大的危机保留政策余地吗？在全球各国“大放水”背景下节省“弹药”，这也许是一种政策操作“技巧”，但实际上，中国很可能有另外的难言之隐——政策仓库里并没有足够的“弹药”！稳健的货币政策如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也受到不少的约束。
客观来看，中国已经在非常努力地扩张财政政策了。今年5月22日，中国财政部公布，2020年全国财政预算赤字规模为3.7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占GDP的比例），比去年提高0.8个百分点。此外，今年将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不计入财政赤字，发行期限以10年期为主；安排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两会”期间，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5.3%。2020年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为21.3万亿元，同比增长21.6%；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14.3万亿元，同比增长7.4%；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14.5万亿元，同比增长34.8%。可以看到，中央与地方之间，以中央债务扩张为主；在发债种类上，地方专项债的增长惊人。
经济下行之下，国内继续下调公共预算收入预期。6月17日，财政部公布，2020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数为8.28万亿元，比上年执行数下降7.3%，主要是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价格水平变动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等因素预计。从财政收入各分项来看，收入预期增长的项目不多，但收入预期下降的项目占大多数，国内增值税预算数下降7.9%，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预算数下降14.1%，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预算数下降26.4%。
收入下降而支出大增，未来的财政缺口必然加大。从中国经济下行趋势以及疫情冲击经济的“长尾”效应来看，国内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吃紧恐怕无法在短期内缓解，反而会越来越加重，成为今后中长期必须面对的重大风险。
尽管中央在努力扩张财政来应对经济危机，但巨大的财政压力会在多个方面显现。安邦咨询（ANBOUND）在调研中了解到，在西部地区的一些地方，今年中央预算内资金至今还没有下拨。往年“两会”一结束就会下拨，今年“两会”因为疫情已经推迟了，财政预算资金的下拨也随之推迟，这影响到了地方的一大批项目投资和发展计划。现在资金下拨还没有动静，不知会拖到何时。我们注意到，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心里打鼓了——到底是中央没钱呢，还是支持发展经济的工作基调有变呢？项目投资建设现在也非常急迫，西部地区一年内的可建设时间本来就短，现在已经6月中旬，很多项目要求在9月份之内开工建设，才能在今年之内形成工作量。有地方官员不解地表示：不知中央难在何处，在犹豫什么？
在我们看来，中央财政资金划拨缓慢，原因可能并不复杂。除了受疫情影响而推迟工作安排之外，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中央也缺钱。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中国的这个家不好当，等着花钱的地方太多——全面小康要花钱，扶贫攻坚要花钱，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要花钱，疫情防控要花钱，完善公共卫生体系要花钱，“一带一路”要花钱，免除非洲兄弟的债务要花钱，应对老龄化要花钱，国防建设要花钱，科技教育要花钱……“大政府”越强、市场主体越弱、体制机制越僵化，政府要花钱的地方就越多。
疫情冲击之后，中国在经济领域将面临规模庞大的重振经济、重振产业的局面。这时候的财政缺口和债务压力，将会显得格外沉重。必须有超常规的思路和系统办法，才有可能在重围之下取得一定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