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4月武汉市宣布解除“封城”举措以及该市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清零”以来，新冠疫情在中国及东亚国家得到遏止，但在世界其他地区仍呈扩散态势。有人预测：新冠疫情将持续1～2年；还有人预测：“中国及东亚踢上半场，美欧踢下半场，其他国家踢加时赛、踢点球！”尽管难以预见全球“战疫”何时结束，但其对世界政治的巨大影响却已初露端倪。
第一场人类对病毒的“新型世界大战”？
据世卫组织数据，截至2020年5月11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超过420万例、致死者接近30万人。目前全球每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万例、每两天新增死亡病例超过1万例。如按欧洲英、意、西等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约占总人口4‰、因病致死者约占确诊病例10%等基本数据“建模”，全球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有可能超过3000万、致死者有可能超过300万！显然，这场新冠肺炎全球肆虐造成的灾情已经大大超出一般性公共卫生危机概念的内涵，其给人类造成的生命损失、财产损失及社会心理创伤等，堪比两次世界大战。
与此前两次世界大战不同，目前这场全球“战疫”不是一场“人对人”的战争，而是一场“人对病毒”的战争，是“新型世界大战”。它没有硝烟、不动枪炮、死亡人数虽然可能没有前两次世界大战多，但其波及范围更广、殃及人口更多，而且人类全体参与，没有中立国。正如两次世界大战曾经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因而深刻改变世界政治一样，此次新冠疫情也将给人类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并将深刻影响世界政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以及人们的政治观念。
新冠疫情将如何影响世界政治
首先，新冠疫情将加速国际力量对比的调整。正如两次世界大战对各国、各地区的冲击不平衡，故而引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出现重大变化一样，新冠疫情对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冲击程度也呈现不平衡态势，也势将刺激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变化。此次美欧等西方国家受创最重，目前确诊病例超过280万例，占全球确诊病例的2/3；致死病例超过23万例，占全球因病致死总数的3/4。不仅如此，最先遭遇新冠疫情的中国等东亚国家迅速遏止住疫情扩散，且在疫情过后迅速转入“生活防疫”，经济正在复苏；而美欧等西方国家疫情仍在扩散，尤其美国尚未进入“平台期”。据此推断，疫情过后，美欧等西方国家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占比将进一步下滑，而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占比将进一步上升；中美综合实力对比的天平尤其将加快朝有利于中国的一端滑动，中国按汇率计价的GDP总量超美时间表也可能因此而提前。
其次，从政治、文化及制度层面观察，新冠疫情肆虐使美欧等奉为“法宝”的所谓“西方民主优越论”及“西方文明优越论”等遭重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欧等一直高调宣扬其以“三权分立”“权力制衡”“一人一票”等为支柱的政治体制以及其以“绝对个人主义”“绝对自由”为核心的文化、文明等，并试图强迫非西方国家照搬、复制。然而，面对新冠疫情，最先成为疫情“震中”的中国等东亚国家，发挥政府强大的领导力、动员力和效率高等制度优势，采取了高效抗疫举措，而有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东亚各国民众也高度自觉、自律，主动配合抗疫，显示了制度与文化优势。美欧等西方国家虽然有更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更完善的医疗技术设施，但面对新冠疫情，其政府或者不作为、乱作为，或者因权力制衡而产生的各种制度性牵制而难作为，其民众则以坚守其所谓“绝对人权”“绝对自由”“绝对个人主义”等为由，不肯配合政府抗疫。结果，美欧等白白浪费了中国等东亚国家率先抗疫而争取来的数周宝贵时机，渐次成为全球新冠疫情的重灾区。美欧等西方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失败，不但导致国际力量对比的天平朝中国等东亚国家偏移，而且使西方长期自吹自擂的制度及文化与文明优势等“皇帝的新衣”原形毕露。这后一点尤其将对世界政治产生深刻影响。
再次，新冠疫情对东亚及欧洲影响的不平衡性，将产生催化作用，加快全球经济政治中心由欧洲向东亚转移的地缘政治进程。近代以来，欧洲一直是世界地缘政治中心，拥有全球最先进的装备与科技、占有世界GDP及贸易总量以及军备的最大份额，还拥有英法德这些一流大国。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受到削弱，美苏崛起为超级大国，英法德等退出了一流大国行列。冷战后期，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东亚中日韩及“四小虎”“四小龙”相继崛起，“权力东移”一时成为国际热议。然而，欧洲不甘没落，力图以推进欧洲一体化方式挽救其颓势。但在此次疫情肆虐中，自诩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福利制度、医疗设施的欧洲主要国家，先是不作为，把新冠疫情说成是“黄种人的病”，而后是“各扫门前雪”，再往后则相互以邻为壑，甚至相互“截胡”，争抢抗疫医疗用品；欧盟各机构在欧洲各国抗疫过程中同样表现不佳，所谓欧盟凝聚力、欧洲一体化的“皇帝新衣”也被新冠疫情戳破。疫情过后，欧洲疑欧势力将再度抬头。欧盟凝聚力下降较之其经济力下滑更可能削弱其国际影响力，也更能催化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由欧洲向东亚转移进程的加速完成。
最后，从非器物层面观察，此次新冠疫情将深刻影响人们的安全观、发展观、国际观及全球治理观等。一是影响人们的安全观。近代以来，现实主义的利益观、安全观和在国际政治中玩“零和游戏”等，一直受西方顶礼膜拜，并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观念。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但有大量核武器，还拥有大量超级航母及各种高性能常规武器。但是，面对“新冠病毒”，这些高性能武器派不上用场。二是影响人们的发展观。近代数百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展观及其发展模式也同样为国际社会顶礼膜拜。其基本特点是高消费、高享受、高消耗、高浪费，结果是人类在资源使用和消费方面无节制，导致自然资源枯竭、地球环境被破坏、生态恶化。此次“新冠病毒”使得全世界手忙脚乱，无疑与这种西式发展观和发展模式有直接关系，并促使人们反思由“四高”驱动的西式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弊端。三是影响人们的国际观和全球治理观。“新冠病毒”先肆虐中国及东北亚国家，而后肆虐欧美、进而向全世界扩散的进程表明了一个生物学的铁逻辑：“病毒无国界”。无论富人穷人、无论高官布衣、抑或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面对“新冠病毒”，都显露出人类不堪“病毒”袭击的脆弱性。战胜“新冠病毒”或是其他类型的传染性疾病，需要世界各国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齐心合力，共同应对，而不是玩“零和游戏”。
“后疫情时代”：世界将有哪些变化
20世纪上半叶的两场世界大战曾引起世界政治、国际格局及人们观念的巨大变化。如二战后建立了联合国，出现了两大阵营对峙、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及数以百计的新国家建国、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欧洲衰颓、美苏成为超级大国并开启冷战、各国既忧虑再爆发世界大战又不断为应对新世界大战做准备，等等。当前这场“新型世界大战”也必将引起世界政治从器物层面到观念层面的巨大变化。
第一，全球化将在曲折中继续推进。疫情期间，世界经济、贸易及产业链受到重创，一些西方国家“自扫门前雪”,采取了不少带有“去全球化”色彩的排外举措，有些人甚至公然唱衰全球化。然而，抗击新冠疫情恰恰突出了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相互依存的国际现实。如果没有中国及东亚国家向世界各国提供大量口罩、防护服、呼吸机、测温仪、检测剂、消毒水等防疫用品，各国面对疫情将更加举步维艰。疫情过后，全球经贸及产业链将逐步恢复，全球化将继续向前推进而不是倒退。当然，疫情过后，一些国家可能更重视“自给自足”，一些发达国家可能出现实体经济“回归潮”，但这些不会导致全球化倒退。
第二，在治乱问题上，局部动荡可能加剧，但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础不会被破坏。新冠疫情对各国、各地区冲击的不平衡性及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将导致美欧减少国际“介入”，尤其是美国，在将其国际关注点聚焦东亚的同时，极可能加紧从世界其他地区收缩，并引起地区力量失衡。一些老的动荡区，如中东、北非的地区冲突可能加剧，核扩散、小武器扩散、跨国犯罪、民粹主义等有可能暂时上扬。但中美俄等大国在博弈加剧的同时，战略关系仍将保持相对稳定。
第三，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由欧洲—大西洋地区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权力东移”正在成为国际现实，东亚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增大。目前中日韩及东盟等国的经济、贸易总量之和，已经超过欧洲之和，也超过北美。疫情之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经贸恢复较快，经济仍将以高于美欧的速度增长。鉴于欧洲的衰颓难以遏止，美欧关系出现紧张，欧洲一体化面临新的考验，美国将更多地参与亚太事务，俄罗斯、印度和中东国家也会加大“东向”力度；欧盟如果不能挺住有可能出现的“脱欧”潮，一些欧洲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等也可能以单个国家身份加强与东亚合作。当然，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东移对东亚国家是机遇也是挑战，考验着东亚智慧。疫情期间东亚各国守望相助，增强了互信，有助于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也为东亚国家迎接世界“权力东移”准备了一定的基础。
第四，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以及G20等将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全球治理的内涵和方向也会有变化。新冠疫情期间，一向对国际危机大包大揽的美欧先是隔岸观火，而后是“甩锅”中国和“污名化”中国；G7悄无声息，欧盟也未发挥大的作用。联合国及G20等则成为引领全球战疫的指挥部，这反映了国际秩序的变化，也预示全球治理今后将在联合国及G20的领导下进行，中国及东亚国家的发言机会将增多。冷战后美欧等西方国家曾主导过全球治理，但他们是打着全球治理的旗号用他们的制度和理念“治理”非西方国家。今后的全球治理将发挥联合国、G20及非西方国家的作用，承认政治体制多样化、发展模式多样化以及西方与非西方平等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