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已经身处全球化时代，新冠肺炎疫情也正在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事件。关于这个疫情对经济的影响，2月12日我《本次疫情影响更加复杂棘手》一文中就表达过七个方面的基本观点，认为相比很多人乐观估计的情形，这次疫情的影响更加复杂和棘手，今天已经得到印证。我当时在文中第七点明确提出：“外国经济由于自身问题发生重大调整甚至衰退危机，是否会与我国经济疫情冲击派生调整产生某种诱因机制联系和共振现象，万一发生这种情形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何种回馈作用，在经济外交和国际关系层面带来什么问题，分析疫情经济影响对这些小概率可能情景也需关注。”
如今一个月过去，形势正在朝这个方面不断演变。2月下旬，美国股市已经狂跌了一次，尽管美联储3月3日降息50个基点，3月9日美国股市仍然出现恐慌性抛售，开盘不久即迎来7%的下跌，触发美国股票历史上第二次熔断机制启动。3月8日，沙特宣布将扩大石油生产，大幅调低石油供货价格，导致国际市场油价大幅下降。同时，国外疫情加速扩散升级，一些疫情严重的城市已经出现了抢购、抢兑医疗资源的情况。已经几乎可以确认疫情正在成为当代历史上最严峻的一次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并将会成为流行病疫情冲击影响全球经济的教科书案例，大尺度改写疫情经济学的分析视野与内容结构。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始于2019年12月初，最初仅是单个区域的几个病例，为什么三个月内能带来这么巨大的冲击？新冠肺炎的全球化发展，从流行病学角度来讲，根源是什么？这次疫情又怎样超越中国的国界，传播到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国家和经济体？我们该怎么样看待疫情变化？怎么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
针对这些问题，我主要从三个方面分享一点思考：第一是疫情的时代背景，第二是国内疫情的演变和全球扩散情况，第三是疫情的四个阶段性影响与互动，最后简单梳理该如何应对。
全球疫情的五个时代背景
这次疫情的时代背景，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1. 全球环境演变诱致人畜（兽）共患病越来越频繁；
2. 经济全球化的拓展和深化；
3.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跃升使整个世界对疫情的易感度增加。
4. 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的脆弱性明显增加；
5. 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出现的新挑战和危机。
环境演变诱致人畜（兽）共患病频发
所谓人畜（兽）共患病，是指病原在人类和禽畜身上共存，兽主要是指野生动物、脊椎动物，最终形成一些共患性疾病。21世纪重要的几次国际流行病疫情，比如2003年中国的SARS，2000-2010年期间的甲型流感、禽流感、埃博拉，以及2020年这次新冠肺炎，在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研究的界定中，都属于人畜（兽）共患病。其病原体如细菌、病毒、衣原体等，往往来自人类及其饲养的猪、牛、鸡等畜禽，以及果子狸、蝙蝠、野生猴等野生脊椎动物。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WHO）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提出了“人兽共患病”的概念，新世纪以后，这方面情况进一步发展。
人兽共患病的发展有偶然因素，也跟全球性气候变暖、城市化、食用野味以及养宠物的习俗有关，这些都有可能改变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增加人和野生动物接触的机会，从而增加这类共患病的发病概率。十七年前非典疫情发生之后，WHO以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曾在纽约举办主题为是“一个世界、一个健康”的研讨会，提出“曼哈顿原则”，呼吁采取更加系统的方法，预防全球流行的人兽共患病。这是时代背景的第一个重要方面。
经济全球化的拓展和深化
全球化的拓展使某一地区的流行病更容易成为全球流行。经济全球化的拓展和深化可以从三个方面数据来看，首先是国际旅游人次、移民人数都大幅增加，如国际旅游规模空前扩大。国际旅游2000年约15亿人次，过去20年增加一倍左右达29亿人次；2015年国际移民2.4亿，比世纪初增加约三成。
其次是贸易依存度在2018年比本世纪初增加11%。同期各国FDI存量占全球GDP比例增加16百分点，达到37.9%。
最后是全球供应链（GVC）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GVC占贸易比重28%，占全球工业生产比重达到46.7%。一旦全球供应链上重要参与国的经济受到冲击，国际经济会受到更大扰动。
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跃升
本次疫情的首发地在中国，基于中国目前跃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必然就会增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中国对世界旅游业的影响较大。中国旅游的人数从非典前不到1000万人，增长到2018年将近1.5亿人，增长了15倍，旅游支出增长了18倍；中国出境旅游人数占世界出国旅游人数的比例，从2005年的3%增长到2017年的9.9%，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同时，中国出境旅游的空间分布结构与距离高度相关。七成左右集中在港澳台和周边国家，春节期间出境目的地国家泰国最多，周边九个经济体占70%以上；但是在过去几年中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占比也在快速增长，2017年已经达到了29.7%。
中国经济增量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占比已经很高。中国经济的规模20年前大概占全球4%左右，上升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6%，它的增量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非典时期的10%左右提高到现在的30%以上，在一些大宗商品、汽车需求的领域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更高。
以上变化是中国作为大国经济追赶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阶段性成就的表现；但同时也意味着，如果中国经济由于各种内在或外在的冲击产生一些波动，客观上也会以较大影响力传递到外部，并且会通过一个回馈效应反转影响到中国自己的经济运行。
全球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加大
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自身都面临结构性问题，遇到外部冲击，就可能在应对上面临困难。发达国家大多正处于后危机时代，过去十多年，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依靠超前的刺激维持经济增长，导致这些国家宏观金融的脆弱性在积累，这一点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
数据显示，美国的资产价格今年2月已经成倍高于历史最高水平，住房价格也不同程度地高于历史峰值，而美国的政策储备空间，较历史大幅压缩。2008年危机以后，美国货币政策超量宽松，2015年以后曾经试图努力让货币政策正常化，也有十几次升息，但是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来看，表上的收缩顶多可以看作一种边际调整，美国货币的供应量和流动性仍然非常高。财政赤字也在持续扩大，累积的政府债务持续攀升，甚至可能超过了GDP的1倍以上，正在逐步朝着二战这一历史最高水平逼近。
不仅是发达国家，一些新兴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疲弱性也在增加。比如新世纪初，增速一度表现非常好的非洲、中亚，过去几年的经济增速都出现了明显回落。还有巴西和俄罗斯这些资源出口国，随着大宗商品景气回落，增速也在放缓，特别是阿根廷、土耳其这些曾经被看好的新兴国家，过去一两年都出现了明显的国际收支压力和金融风险。面临经济冲击时，他们的金融脆弱性、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都值得观察。
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危机
近几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大搞贸易保护主义，甚至跟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挑起贸易战；WTO改革正在推进，但是面临诸多困难,争端解决机制的停摆显示多边治理的机制面临巨大压力。这也就意味着在最需要合作面对危机风险的时候，国际合作本身面临挑战重重，甚至战后国际合作的某些规则基础都面临新的质疑。
从这五个方面来看，此次疫情有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跟历史情形都不一样，这就是本次疫情冲击发生的时代背景。
疫情的国内演变和全球性扩散
12月初国内疫情发生，因一些原因预警有所滞后，到元月下旬已濒临失控边缘，政府不得不采取武汉封城和全国性隔离措施；经举国动员抗疫，我们较快遏制了疫情恶化态势，2月中下旬疫情逐步得到控制。
每日新增病例数据显示，不同新增确诊病例指标先后在2月上旬达到峰值后回落。但数据在2月12日的大幅跳升源于新增病例核算标准调整，做分析时可把跳升数据分摊到当天和之前一段时期，可见2月上旬到中旬初几个不同新增病例指标先后经历峰值后回落。全国除湖北指标在2月20日由于一次性体现监狱系统疫情信息而跳升200多个，并未改变新增病例持续下降趋势。
随着新增病例指标经过拐点，我国累计病例指标曲线也变得越来越平。与非典时类似，在政府动员举国抗疫后大约2个月前后，全国范围疫情有望得到基本战胜疫情。疫情得到控制，并在逐步走向终结。
我和吴思芮在文章《疫情空间分布的成因与思考》（卢锋、吴思芮：疫情空间分布成因与思考）中探讨了国内疫情的空间分布特点。从各地报告病例数量上来看，武汉将近5万病例最多（3月7日24时累计49912例），占全国约8万病例接近6成；然后是湖北各地市病例较多；其它每个省市区都有病例报告。这些武汉以外的病例是由武汉在节前500万外出旅行者的不同的目的地分布所决定的，该分布又是由不同的地方跟武汉的距离所决定的。
我们用经济学重力模型，以各地人口及其与武汉距离两变量，能解释各地作为目的地吸引武汉500万外出者约84%样本差异：给定与武汉距离的显著反向关系，人口越多吸引武汉外出者越多；同时，给定与武汉距离，各地人口规模仍对发病数有显著解释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特定地区人口越多，人际交往密度越大，社交聚集频率越高，特定数量外来已感染者形成扩散可能性越大，另外该地区内部二次传播可能性上升。
国外疫情的扩散过程。最早报告病例是元月13日武汉飞泰国乘客，到元月下旬国外每日报告病例仅有个位数。2月中旬前期日增量升到几十位，中旬后期至100多位，下旬前半期200-300位，2月底日增量飙升过千人。从相关数据看，2月下旬全球疫情进入快速蔓延拐点。
作为原发地，我国元月下旬开始进入举国动员抗击疫情阶段，因而较早进入疫情逆转期。外国疫情快速蔓延比我国推迟20多天，加上各国应对力度和效果不同，快速蔓延时期显著长于我国应是大概率事件。
疫情对全球经济的阶段分析
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量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在全球供应链和全球出境游市场占据重要地位。这样一个经济大国发生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难免会向国外扩散，造成国际影响。
根据经济常识，再结合新冠疫情跨国传播的现状，我尝试把疫情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分为四个阶段来观察：
一是早期中国疫情的外溢作用（外溢效应）。任何一个国家发生了重大的传染病公共卫生事件，难免会对本国经济造成重要的拖累和影响。这一影响在全球化的环境中首先就会发生外溢效应。即便这个疫情没有显著地、大范围地传播到国外，一个国家如果自身发生了疫情，它也完全有可能在其他方面影响到国外。
二是疫情国外扩散诱发外部经济扰动震荡（外震效应）。疫情没有国界，尽管各国都会去加强边境控制，但是不一定能完全控制住疫情的扩散。疫情扩散到国外以后，会影响到外国经济的运行，诱致外部经济产生一些扰动和震荡。
三是国外疫情和经济影响回流中国（回流效应）。在新冠肺炎案例上，国外的疫情和经济影响就会反过来影响到中国。
四是主要国家经济影响互动共振全面展开（共振效应）。外溢效应、外震效应和回流效应，三者最终逻辑上来说有可能形成一个共振或者互动。
按照这四个阶段效应划分，这次新冠疫情已经发生的影响，目前主要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也许还在早期，但同时第三阶段可能也已经开始。因为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不同阶段的效应可能同时发生，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理解疫情国际影响分析的框架。
首先看第一阶段，即中国经济受疫情影响产生外溢效应。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和验证：首先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角度，就是旅游和相关行业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几乎全部暂停。其次从逻辑角度看，一些对市场预期特别敏感的行业和部门也可能受到影响。最后从外贸和供应链角度看，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必然会对中国参与的全球外贸及供应链带来影响。
首先旅游及相关行业因疫情面临“暂停键”并一定程度产生外溢影响。1月20日，中国进入举国动员抗击疫情的阶段，1月21日武汉对进出人员加强管控，此后几天，有30个省市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到1月27日，几乎所有旅游团全面停止包括出境游在内的业务。举国抗疫正值中国春节黄金周。对比2019年春节黄金周，旅游出行4.21亿人次，今年这个黄金周出行人数降到1.518亿人次，降幅高达63.9%。同时，今年原本境外旅游有700万人，疫情使绝大部分都没法成行。携程的“黄金周”也因此变成“退票周”，国际旅游以及酒店、邮轮、航空、娱乐等相关行业都遭到重创。尤其是邮轮业遭遇的重大挫折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得到恢复。
其次是对市场预期较为敏感行业部门可能产生影响。比如大宗商品、石油、海运指数。我们从逻辑上认为，这些领域都会出现反应。但当前只有波罗的海的海运指数明显出现下降势头，其他指标变化不是很明显。波罗的海的海运指数进一步下降，很难说是受中国疫情影响，因为它本来就在下降。换句话说，从逻辑上分析的可能性，暂时还并没有得到现实数据的支持。
但我并不因为怀疑逻辑本身，数据滞后可能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中国如此大的疫情和经济冲击，过去从未有过，远超非典，所以市场没有经验参照，应对的敏感度因此跟逻辑分析的情形有差距。第二，学界及市场人士对疫情带给经济的影响早期偏乐观，有人曾预测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只有0.1%，几乎可忽略，所以很多行业和经济体，包括国际市场，对疫情的反应严重低估和滞后。
最后是国内经济短期扰动拖累对外贸易，并对疫情比较敏感的供应链产生某种影响。2月我国PMI直降到35.7，反映疫情对制造业正常运行短期形成很大冲击，并拖累1-2月出口负增长17.2%。由于我国经济国际影响力比SARS期提升好几倍，国内经济波动难免对国际经济形成短期结构性传达。最直接影响是春节期间我国境外旅游700万人，很多在春节黄金周及以后未能成行，对我国游客偏好的国外景区带来影响。据媒体报道，在汽车、电子等全球供应链行业，疫情影响也较早形成不同程度传导。
当然，疫情给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可能也会有一些结构性的、比较长期的影响，但大部分应该是短期性影响。
第二阶段：国外疫情对其经济的冲击作用（外震效应）
如果疫情的国际扩散很有限，比如非典疫情，尽管对国内的经济造成影响，但由于中国当时的经济体量小，国际化程度也不深，疫情的国际扩散也很少，因此，当时的国际影响很有限。与非典相比，这次疫情的外震效应明显增强，疫情本身在全球范围快速扩散，加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很高，再加上不少国家的宏观经济本身已经很脆弱，这一阶段的国际影响就大很多。
美国的第二阶段效应表现非常典型。2月25日，美国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对疫情的演变前景做出公开评论，首次告诉美国国民疫情最坏的情况预估，引发美国金融市场2月最后一周股市下跌10%左右，进而引发3月3日美联储50个基点的降息，以及3月9日美国股市的再次暴跌，甚至诱发国际油价巨变。
截至目前，美国和欧洲股市跌幅都超过7%，并触及熔断机制。这已经不是第一阶段的外溢效应，而是各国自身对疫情前景预期带来的震动。
油价波动的原因更为复杂。后危机时期的石油需求增速已经呈趋势性放缓，美国石油生产能力快速扩张，导致沙特领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和俄罗斯领头的一些联盟之间矛盾日深，为了减产，屡次谈判破裂，3月6日的谈判破裂后导致沙特两天后大幅下调4月份外销原油的官方定价，并表示4月份还要把原油供应量提高到每天1230万桶，最终导致油价暴跌。所以，油价暴跌的背后有非常深刻的行业背景以及宏观经济背景。这些变化本身，当然都是事出有因，也可能疫情的冲击是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导致巨大调整。所以，也可以看作是第二阶段震动效应的表现。
疫情第二阶段的国际影响下一步还会如何演变，美国、欧洲和东亚经济体的情况都需要再观察。如果美国应对得当，疫情带来的巨大震荡可能会很快过去，如果应对失当，不排除诱发更严重的市场动荡，甚至影响美国大选。欧洲的疫情也是，如果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情况失控，很可能会成为继欧债危机后让欧元区、申根协定（Schengen Agreement）等再次面临新的冲击和考验，目前都尚不能确定。
第三阶段：外部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波动联动作用（回流效应）
对中国而言，主要表现为输入型病例的回流，还有美国的金融振荡可能带给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好在中国的疫情控制目前已经呈现积极性趋势，央行也提供大量流动性，这次中国股市虽然有波动，表现可能会相对稳健。总体来讲，第三阶段的影响还在发酵，未来对中国经济的回流影响，取决于国外的经济形势演化。
第四阶段：全球主要国家经济影响的互动（共振效应）
最后的互动效应或共振效应取决于第二、第三阶段的发展。目前还需要时间观察。
关于疫情的应对，我简单总结了四个方面：
第一， 中国的应对方案：国内要把结束疫情排在最优先位置，第二优先位置是复工复产和经济正常运行。疫情到了这个阶段，需要保持高压态势，但也要避免过犹不及，不能因为个别病例而进一步升级防控措施，这对经济运行和恢复成本太高，难以承受。此外，宏观政策、财政货币政策要及时发力，保持合理增速。针对非典和新冠肺炎这样的疫情，还需要总结预警、预防环节的规律性问题，深度改革，以提高治理能力和效率。总体而言，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包括该改的改到位，就是对全球最重要的贡献。
第二， 各国应尽快扭转疫情发展趋势。各国应动员努力，并展开国际合作，尽快扭转疫情整体发展加剧的趋势。中国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和基本结束后，可凭我们较强的物资装备供给能力、医护专业人才总量能力和最早抗疫的实战经验为国际抗疫发挥特殊作用。
第三， 各国在宏观方面应主动协调。各个国家应密切跟踪第二和第三阶段的进展情况，在保障全球宏观经济稳定、防控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主动协调的建设性作用。在第二和第三个应对问题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以从双边区域以及多边层面来设计应对的措施和政策，这些方面都有进一步具体探讨的余地。
第四， 企业家的应对之策。今天是国发院给商学院同学和校友举办的讲座，也对企业层面应对谈几点浅见。不到20年我们发生了两次类似性相当高的、重大的疫情冲击，并且尤其是这次新冠疫情的冲击可能是前所未有的。这给我们所有的企业高管提供一国际社会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各国动员，一起努力，再加上国际合作抗击疫情。如果国外疫情继续向深入发展，中国在自身疫情可控后，应该向国际上疫情严重的地区支援物资装备的供应能力、医护专业人才，以及最早抗击疫情的实战经验，应该有条件为国际抗击疫情发挥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