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组织形态、国家治理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其影响前所未有。但同时，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向前发展，不同地区、国家、产业、群体受到不同的冲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产阶级开始衰落，阶级之间对抗性矛盾激化，民粹主义重新盛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令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生产贸易链条分化重组，甚至出现逆全球化趋势。当今中国，机遇与挑战并存。
我们已经站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起点
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主要生产要素会不断聚集到少数人手中，最终将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战争，技术进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在我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封建王朝末期都出现了大规模土地兼并和农民起义，最终以政权更替的方式实现土地的重新分配。中世纪欧洲各国均出现了土地兼并现象，其中英国最为严重，史称“圈地运动”。蒸汽机的发明推动英国社会率先进入工业文明，资本逐步替代土地成为主要生产要素，失地农民变成了工人，生计得到保障。人类通过技术进步化解了生产要素过度集中的矛盾，避免了战争，故称之为“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采煤、钢铁、石油等基础工业蓬勃发展，但很快便形成了托拉斯组织，资本攫取了大部分社会财富，生产资料再次高度集中。以英国为例，自1830年起，工人实际工资出现长达60年的增长停滞，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和战争。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电气化的普及和化工行业的发展，创造出大量新的工业部门，加之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资本得以有效分散。1950～1973年，16个发达国家GDP年均增速达到4.9%，社会分配结构得到较大改善，资本主义迎来黄金时期。随后兴起的经济全球化，制造业向拥有低廉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以美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工人实际工资连续20年下降。第三次工业革命延缓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信息技术进步大幅提升了金融业的效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市场，超过半数的美国家庭直接或间接持有股票，随着美股不断走强实现了资产增值。股市带来的财富效应又推动美国房地产和消费市场的繁荣，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吸纳了失业的产业工人，美国社会保持着稳定发展。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产阶级财富大幅缩水，社会矛盾激化，美国民众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宣泄对金融资本的不满。一些政客利用国内矛盾煽动民粹主义，发起贸易战，严重破坏世界经济秩序，逆全球化愈演愈烈。发达国家资本过度集中的矛盾日趋尖锐并外溢影响了国际政治形势的稳定，人类迫切需要一场新的工业革命。
联合国将人工智能与蒸汽机、电力、计算机一样视为一项通用技术，世界经济论坛则将人工智能定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石。经过60多年发展，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趋于成熟。人工智能是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机器学习，在特定领域不断逼近甚至超越人类的能力，替代人工完成复杂任务。如果将人工智能比作一台机器，数据则是机器运行必需的燃料。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据存储和计算成本不断降低，人工智能已在智能推荐、语音识别和机器视觉等领域得以商用，从而拉开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序幕。未来五到十年，人工智能与海量工业数据结合将开启工业互联网主导的智能生产时代。人类将从工业文明全面进入数字时代。正如资本替代土地一样，数据正在逐步取代资本成为主要生产要素，从根本上解决资本过度集中的问题。
工业革命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世界格局将重新洗牌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大幅提升了生产力，同时重塑世界格局。率先抓住机会的国家往往迅速崛起，并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数字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大量数据，不断降低数据处理成本，提升数据质量，是人工智能大规模商业应用的基础。数字经济正在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标识，决定了未来各国经济发展潜力和世界格局变化。
一是，中美两国遥遥领先其他经济体，是仅有两个有能力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从数字经济规模看，美国超过12万亿美元，全球最大，中国4.7万亿美元，排名第二。其他规模在1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还有德国、日本、英国、法国，但体量远远落后于中美两国。从头部企业来看，分化更明显，全球市值前十的科技公司中，美国占8家，中国占2家。二是，部分国家优势产业得以延续，有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取得领先。德国是传统制造业强国，工业设备信息化程度高，政府率先实施工业4.0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应用，继续走在世界前列。日本和韩国在半导体制造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人工智能时代对计算和存储的要求更高，芯片及其相关产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两国亦将保持领先的国际地位。印度数字经济规模接近5500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高水平。印度人口众多，有较好的软件产业基础，发展人工智能具有一定优势，有机会利用新的工业革命实现赶超。三是，一些国家传统优势难以维系，国际地位可能出现下滑。数字经济时代需要重构以云计算为核心的软件架构，英国、法国及北欧在传统软件行业的领先优势反而成为变革的阻力，面临国际竞争力下降的风险。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能源出口国随着石油价格不断下滑，国际影响力日渐式微。特别是俄罗斯，其数字经济规模仅有2900亿美元，尚不及墨西哥、巴西，数字经济竞争力已落后于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与其大国身份极不相符。
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是中国“弯道超车”的机会
数字经济时代，得平台者得天下。企业前期为获取用户和搭建系统投资巨大，但运营后，由于数据具有可复制、非排他、易传输等特性，拓展业务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且通用性极强，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先发优势显著，马太效应极强。此外，平台型企业有利于增强用户黏性，形成数据闭环，可充分挖掘数据价值。中国抓住人口多、市场大的优势，最大化发挥网络效应，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孵化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平台企业。阿里巴巴和腾讯以其强大的引流能力为切入点，通过内生增长和外延并购不断拓展业务，形成了丰富的生态体系，市值都超过7000亿美元，跻身世界十强。京东、美团、拼多多、字节跳动等，在各自细分领域迅速崛起，并以此为基础向关联领域延展，平台优势显著。
我国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已与美国呈现两强对垒之势，但在工业领域，由于产业结构及历史原因，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2018年，韩国、德国、美国工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均超过三成，而我国仅为18.3%。要提高我国工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必须要解决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投入成本高、回收周期长的问题。2020年，5G网络大规模商用，将大幅降低组建工业专网的难度和成本。阿里云、腾讯云已通过toC业务实现了规模经济，可以较低的成本为工业企业提供云计算等基础设施服务，节约大量原用于购买IT设备和雇佣专业人员的投入。目前主要难点在于工业软件长期被国外厂商垄断，费用昂贵且存在断供风险，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是我国实现“弯道超车”的机会。我国制造业基础雄厚，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有近4000万家中小企业，数量世界第一。近年来，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考虑数字化转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我国拥有世界第一的软件人才资源和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只要培育出工业互联网平台，产生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营造出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市场需求就会持续吸引人才和资本聚集，针对各垂直行业和细分领域开发工业APP，覆盖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产生海量工业数据。平台利用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软件进行持续优化，最终在工业软件领域追上甚至超越西方发达国家。
工业互联网是实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一跃，中国要想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领跑，必须继续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尽快培育出先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可以预见，中美之间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我们面临的困难远比想象中多，需要各方齐心协力，产业要努力，资本要支持，监管要跟上。
数字经济中的投资机会
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资本的支持。数字经济基础产业大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如半导体产业，资本开支对行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此外，要成为平台企业也需要资本持续投入，许多互联网公司发展过程中一直在“烧钱”，前期主要用于IT设施和数据系统建设，后期大多用来补贴用户以拓展新业务。一些企业规模很大，估值很高，甚至已经上市了，但仍处于亏损状态，融资需求依然旺盛。另一方面，资本只有抓住产业变迁的规律才能取得超额投资收益。综观美国近200年行业变迁，铁路、电话、汽车、互联网等，每个行业都经历了快速增长和衰退期。投资人一定要认清产业变迁规律，在新产业快速成长期开展投资，当前正是布局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的最佳时机。
投资数字经济一定要紧扣国家发展战略，分层布局，促进产业形成良好生态。一是投资平台型企业，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型企业具有显著的先发优势和马太效应，投资平台企业将加快企业开展全球布局，在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目前市值最大的科技公司仍以美国企业为主，未来中美在榜单上至少是平分秋色，美团、字节跳动、拼多多等新兴平台都有成为世界级企业的机会，具备较好的投资价值。二是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提前布局工业互联网。数字经济在消费领域已进入成熟阶段，但在工业领域才刚刚起步，许多企业仍处于早期阶段。数字经济时代，马太效应显著，最后往往是赢者通吃，直接投资早期企业风险极高。投资人可选择优秀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利用管理人专业的知识构建投资组合，分散风险，实现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投资布局。三是抓住半导体领域国产替代机会，打造中国自己的“杀手锏”。半导体产业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更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根基。未来十年，万物互联，物联网设备将从百亿级上升至千亿级，由此产生海量数据，对存储、计算的需求将以指数趋势增长，半导体市场巨大。半导体产业链较长、分工精细，我国在多个环节受制于人。国家鼓励半导体产业尽快实现国产替代，企业也意识到依赖国外厂商随时有被卡脖子的风险，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将为国产替代投资带来丰厚的回报。只有在产业链核心环节培育出中国自己的“杀手锏”，才能对外形成有效反制，消除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隐患。
数字经济的监管建议
中国数字经济能取得快速发展，离不开宽松的监管环境。一方面，互联网发展初期，政府采取了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用户隐私保护意识不强，愿意出让部分个人信息去换取互联网提供的便利，客观上降低了企业收集数据的成本，加快了平台企业形成。但随着消费互联网逐步成熟，一些互联网巨头已经具备“一个平台、服务全国”的特点，成为了准公共基础设施。与此同时，用户隐私保护缺失、算法歧视、虚假信息和平台垄断等问题频发，公众对加强监管的呼声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我国产业互联网即将迎来快速发展。与个人数据不同，产业数据是企业的重要商业机密，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仅仅依靠平台的自律，难以使企业放心。因此，加强数字经济的监管是大势所趋。
在监管方式上，建议前松后紧，抓大放小。前期审慎包容有利于培育新业态，抓住先发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后期加强监管有利于创造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环境，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监管要牵住平台企业这个“牛鼻子”，通过加大股权投资、派驻合规高管等方式，加强政府对大型平台的管理能力，最大限度保护公共利益。其他中小企业大多依附于平台生态，政府可制定监管原则，交由平台负责实施，利用数据和信息技术，实现高效精准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