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是老百姓关心的热点话题。中国2月CPI同比增长5.2%，略高于市场预期的4.9%。而1月份CPI达到5.4%，是8年多以来首次“破5”。2月份的CPI尽管有所下降，但依然破5，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受到2月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一下疫情是如何导致了2月份继续高涨的物价。2月份物价主要呈现了两个特征：食品价格涨幅较大；非生活必需品供需两衰。
首先，1-2月平均来看，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1.3%，涨幅比去年同期高20个百分点。
其次，国际油价2月份大幅下跌，带动国内汽油等能源消费品价格比上月普遍下降。
第三，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环比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同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
从1-2月份平均来看，物价变化延续了前期的结构化特征：必选消费上涨、可选消费下跌。
食品价格上涨较多的主要原因，从供给方面看，主要是各地不同程度地实施了交通运输管控措施，部分地区物流不畅；人员短缺造成物资配送难度加大，成本有所上升；部分企业和市场延期开工开市，一些产品生产和供给受到影响，难以及时满足市场需要。从需求方面看，受“居家”要求与“避险”心理等因素影响，有些地区出现了“囤购”的现象，部分地区出现抢购方便面、肉制品和速冻食品等易储食品现象，甚至波及到其他食品，助推价格上涨。
上半年物价走势如何？
抛开货币因素暂且不谈，影响物价的主要因素是供给和需求的匹配程度。同时，对于中国，猪肉价格和石油价格是中期和短期内影响物价的关键因素。
正如下图所示，猪肉、汽油价格与CPI走势高度关联，尤其是在2019年之前。2005年以来，一共出现过两次猪价和油价同时上涨的“猪油共振”局面，这两次也分别对应着CPI的大幅上扬。
因此，分析疫情之下2020年上半年中国物价水平，有两个视角：猪价油价的变化、供给和需求的匹配。
对于第一个视角，2020年以来的情况正在发生着改变：首先，猪肉价格在持续高涨的情况下，老百姓消费猪肉的比例在降低，导致猪肉价格在CPI中的权重有所下降。这样一来，尽管猪肉的供给并未明显改善，猪价还存在较大上涨压力，但猪价对CPI 的影响却在削弱。而油价则在近几日沙特和俄罗斯谈判失败后闪崩，一路跌到30美元/桶左右，但这样的价格显然不是美国等世界主要产油国所能接受的，3月下旬欧佩克国家还会再开一次会，据传特朗普也在私下协调相关国家，想要谈拢一个产量协议。预计上半年油价会出现有限幅度的反弹。
对于第二个视角，我们认为供给端的复苏可能比需求端更快。因为，上游产业的机械化程度高，价格弹性往往比下游更大，这意味着上游产业调整产量的能力更强，价格略微上涨，产量就能显著回升。同时，复工复产范围持续扩大的情况下，供给端将先于需求复苏。不过，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持续攀升加大了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风险，这对供给形成了掣肘。
但需求端可能会出现个别领域的爆发，导致物价维持较高水平。例如，各地重大基建项目建设迅速转热。当前已有十几个省份发布了2020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总投资金额接近30万亿元。尽管这些资金是在多年内完成使用，但边际上基建投资很可能成为需求端的爆发点。
由此，在两种力量拉扯下，上半年物价走势很可能是这样的：“猪油共振”概率小，物价稳定有基础；供给端复苏、需求端有爆点，供需同时复苏；CPI同比会由5%稳步下滑，但仍然在上半年维持3%以上的水平。
基于我们对上半年物价的预测，中国当前的物价上涨能否被称为通货膨胀？或者是否形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在任何国家，影响通胀的因素有两个：（1）货币的宽松程度；（2）供给和需求的匹配程度。从上述这两个因素来看，现在的物价涨势不能表明通货膨胀的趋势已经出现。
首先，中国的货币政策绝不搞“大水漫灌”，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概率极低，长期中更不可能形成货币泛滥的趋势。因此，货币因素推动的通货膨胀几乎不可能。
其次，根据上述的分析，上半年中国应该会呈现供需同时复苏的态势，尽管复苏节奏不同，但绝不可能出现总需求持续超过总供给，即“经济过热”的现象。因此，物价持续、不可逆上涨的可能性也很小。物价在某些时间、某些领域的较高幅度的上涨并不是通货膨胀，相信市场会在未来能够形成这样的合理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