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6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特别峰会，肯定要载入国际社会危机处理与全球治理的历史。同时，这也是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用视频连线的形式，聚集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最高领导人会议。这个会议既有实质作用，更有象征意义。从实质作用来说，它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始真正坐下来，认真讨论一个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危险，并拿出实际的行动来共同应对；从象征意义来看，它标志着全球治理进入3.5版时代，中国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开始进入国际操作层面的时代。因此，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是祸福相依，它在肆虐人类世界的同时，也给国际社会摒弃分歧、团结协作，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大疫呼唤大治，国际社会应化危为机。
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社会百年未遇的空前挑战
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新阶段，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将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注脚与佐证。因为它是近百年来最严重的人类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其传染性之强，蔓延之快，覆盖范围之广，均属空前。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70多万人感染，3万4千多人死亡，灾情之严重是1918年以来所未见。疫情目前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巨大，具体数据虽未全面出来，但仅从几个目前出来的数据就可见一斑：据亚洲开发银行3月6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病毒疫情可能造成亚洲国家经济损失3470亿美元。美国知名研究机构IHS Markit发布的最新预测报告称，新冠病毒疫情及其相关措施导致2020年全球实际GDP将可能减少4%（约3.2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PI）发布的最新疫情研究报告，预计这一轮疫情将可能导致美国损失1400万个就业岗位。另据国际航协（IATA）研究报告称，新冠肺炎疫情将给全球航空业造成2520亿美元损失。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教授Sayuri Shirashi表示，因新冠病毒爆发导致2020年东京奥运会推迟，日本损失可能达到360亿美元。而全球疫情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与影响更是巨大，几乎无法估量。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席费罗奇说：“目前多家研究机构数据均显示，疫情对世界经济供需两侧都造成了巨大冲击，世界经济将面临衰退的风险。”英国《卫报》最新的分析则认为，受疫情影响，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全球衰退已经来临，其严重程度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此外，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贸易链被打乱，全球化进程雪上加霜。
二、G20机制是应对危机最好的全球治理平台，G20特别峰会的召开标志着全球治理进入3.5版时代。
从国际关系发展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因为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个不断向前加速度发展的常量。例如，人类从青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用了近3000年，从铁器时代进入机器时代用了近1500年，但从机器时代进入电气时代只用不到200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将不断提高，世界各国、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相互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与未来趋势。可以说，正如相互连通与相互交换是人类的本能一样，全球化也是一个不可阻止的客观历史进程。
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从“欧洲30年战争”的混乱无序与孤立隔绝，到国际秩序初现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再到标志着全球体系形成的巴黎-凡尔赛体系，再到全球体系的成熟——雅尔塔体系，地球上的东西南北各方从相互隔绝的各自孤立的发展，日益演变融合为一个完整的国际体系。纵观这400多年来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的发展主要受到2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一个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周期，另一个是国际社会“主导国”（指对国际关系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国家）的作用。
近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4个时期：1871年以前的封闭期、1871-1914年的开放期、1914-1945年的封闭期、1945-2008年的开放期、2008年以来的封闭期。通过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当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开放周期相适应时，全球化的进程就顺利，发展的速度就快一些。例如，十九世纪80年代末到二十世纪初、20世纪50-70年代、冷战结束后到2008年之前，都是公认的全球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但如果遇上世界经济发展的封闭期，那么全球化的进程就曲折，发展的速度就慢一些。例如，1871年以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都是公认的全球化发展的低谷期。另外，在不同发展时期，国际社会主导国的不同作用，也是影响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主导国对全球化进程的作用有两种：积极推动与消极反动。我们发现，当主导国的积极推动力大于消极反动力时，全球化进程就平顺一些；反之，则慢一些，曲折一些，有时甚至会出现停滞或倒退。例如，1871年到1914年，英国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最重要主导国，在英国的积极推动下，尽管有德国的反制，当时国际社会仍然日益融合，全球体系逐渐形成；1945年以来，美国则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最重要主导国，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国际政治与经济都取得了重大发展。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等“准世界政府”机制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国协调、危机管控、贸易平衡、区域一体化”等全球治理观念深入人心。全球体系日益成熟，全球化的发展进入空前的快速阶段，全球治理也从1.5版的“国联时代”进入了2.0版的“联合国时代”（1815年《维也纳和约》之后的全球治理为1.0版），国际社会的联系空前紧密，各国之间的相互影响也空前深刻，尤其是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更为明显。
然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打断了这个历史进程，国际社会为了应对当时这个空前的挑战，启动了G20峰会机制，以取代原先的G7峰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当时世界走出危机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标志着全球治理进入了3.0版时代（也可称G20时代）。但自2016年以来，尤其是近两年来，全球化的发展遭遇空前的挑战。之所以说是空前的挑战，是因为这轮挑战来自上述2个因素的叠加。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一轮的封闭调整期，世界许多重要经济体发展速度低迷，逆全球化思潮盛行，各种显性和隐性的贸易和投资保护行为日渐流行。同时，近年来“主导国”中反全球化的消极反动力量也越来越强。因此，可以说当今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进程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关键节点。
正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我们遭遇了空前惨烈的新冠肺炎疫情，疫情对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都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疫情的发展迫使许多国家和地区关闭了边境，切断了货物运输，限制了人员流动。商品生产链、原材料供应链和运输链都受到极大损害，物流秩序被打乱，甚至出现了断供。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成为很多国家首要的考虑因素，世界生产布局将会重构。很多国家可能将会宁愿多付出一些代价也要力求供应商的多样化和制造业的自主化，他们可能决定不把工厂只设立在一个国家，而是分散到不同的国家，一部分回到本国去制造。这将在相当程度上削弱那些“全球供应商”与“世界工厂”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显然，这种做法有悖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要素合理高效配置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逆全球化的运动趋势。疫情期间，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两种主张的争论和博弈将会更加激烈。因此，我们亟需一个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
可以说，3月26日的G20特别峰会很好开启了这个机制，成功扮演了危机管控的角色，同时也标志着全球治理进入了3.5版时代——加强版的G20时代。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特别峰会明确了危机管控的责任主体与实现目标。峰会要求二十国集团要致力于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一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战胜疫情。并把保护生命、保障人们的工作和收入；重振信心、维护金融稳定、恢复并实现更强劲的增长；使对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的干扰最小化；向所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帮助；协调公共卫生和财政措施确定为G20机制要实现的目标。
其次，特别峰会明确要提供足够资金来抑制此次大流行病，从源头控制住危机的蔓延。具体包括支持全面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扩大产能，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医疗用品需求，并确保以可负担的价格，尽快向最需要的地方合理、广泛提供。尽快填补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战略防范和应对方案”中的资金缺口，立即向世卫组织新冠肺炎团结应对基金、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资源。大幅增加防疫支出以增强各国、地区和全球应对潜在传染病暴发的准备。共同增加疫苗和药品研发基金，利用数字技术并加强全球科研合作，遵循有效、安全、公平、可及和可负担目标，加强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协调力度，快速研发、生产和分配诊断工具、抗疫药物和疫苗。要求世界卫生组织与有关组织合作，评估大流行病防范方面的不足，并在未来几个月内向财政和卫生部长联席会议报告，以期建立关于大流行病防范和应对的全球倡议。
第三，特别峰会明确要大力维护世界经济，降低此次大流行病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损害，恢复全球增长，维持市场稳定并增强经济韧性。各国表示要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支持经济，保护劳动者、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以及受影响最严重的部门，并通过适当的社会保护措施来保护脆弱群体。并承诺向全球经济注入超过5万亿美元，以作为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经济措施和担保计划的一部分，抵消大流行病对国际社会、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影响。并要求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定期协调并制定《二十国集团应对新冠肺炎行动计划》，并同国际组织紧密合作，迅速提供适当的国际金融援助。鼓励各国央行采取行动支持信贷流向家庭和企业，增强金融稳定，并扩大货币互换额度，加强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尽最大程度运用各种工具支持有需要的国家，作为全球协调行动的一部分，并要求它们定期向二十国集团更新此次大流行病的影响，汇报应对举措及政策建议。
第四，特别峰会表示要采取有力措施，应对疫情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干扰。要求各国贸易部长评估疫情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努力确保重要医疗用品、关键农产品和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正常跨境流动，并努力解决全球供应链中断问题，从而保障全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共同努力促进国际贸易，协调应对措施，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并强调旨在保护健康的应急措施将是有针对性、适当、透明和临时的。重申实现自由、公平、非歧视、透明、可预期和稳定的贸易投资环境以及保持市场开放的目标。
总之，从此次G20特别峰会公布的正式声明来看，有三点显然是对保持全球化势头，提升全球治理水平来说是可圈可点的：一是它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把遏制疫情、管控危机作为阻止全球恐慌的抓手。因为只有疫情得到控制，全球化才能继续。二是把保国际金融、稳国际贸易作为各国合作的重点，显然这有助于恢复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有助于全球经济尽快走出疫情危机，有助于抵制反全球化逆流。三是有机协调相关国际组织共同行动，减少相互扯皮，提高运行效率，显然这也有助于提高全球治理的水平。
三、这次疫情期间，中国发挥了独特的大国作用，凸显了中国特色的国家制度与治理效率，为全球的疫情防控做出重要贡献。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坚持全民动员、联防联控、公开透明，打响了一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努力，付出了巨大牺牲，目前有效控制住了疫情。但疫情之初，很多西方国家不理解中国政府严格的防控措施，有些国家还说三道四，批评有加，什么“不尊重人权”、“践踏自由”、“缺乏透明”等等。但随着疫情的发展与扩散，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国政府的果断与高效，中国严密的防控为世界其他国家争取了宝贵的窗口时间，但遗憾的是有些西方国家沉溺于惯性的反华思维，没有能够很好利用中国争取的时间，未能提前防控，结果导致疫情大爆发。
新冠肺炎疫情属于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公敌。疫情不分种族，病毒没有国界。目前疫情还正在全球蔓延，给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形势非常严峻。但笔者认为祸福相依，疫情肆虐的同时，也将催生新的国际价值观，在新的国际价值观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将成为其主要内容。纵观人类历史，我们所处的世界曾多次经历过恶性瘟疫流行，但由于当时并未形成“地球村”，瘟疫往往只能作恶于地球的某个局部地区。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当时人们视瘟疫如同刮风下雨、地震海啸一样，是无法抗拒的超自然现象，人们只能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但全球化的今天就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已形成了空前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关系。用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话来说：“全球化时代，世界是扁平的，新冠病毒借助全球化的平台，以其极强的传染力向全人类发动了攻击，每个国家和个人，不分民族和肤色，不分贫穷和富有，都是受害者，新冠病毒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人类共同敌人”。但另一方面，科学的进步使我们在数周之内便弄清了新冠病毒的底细，掌握了它的特质和秉性，知道了遏制它的方法和途径，也就产生了全人类团结起来战而胜之的可能性。
因此，这次抗疫斗争对各国政府来说，实际上是对其政府执政能力和履行国际责任的一次严峻考验。疫情发生后，中国在做好自身防疫工作的同时，还主动担负起国际责任，信息公开，政策透明，知识共享，同其他国家进行技术、人员、物资相互支援，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显示了强大的国际影响力。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政府的抗灾措施将得到国民的高度认同，疫情过后，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将会进一步增强。但同时，有些国家的政府玩忽职守，进退失据，甚至是推卸责任，利用人们对疫情的恐惧心理，栽赃谋利，从而失去国际社会的声望；有些国家政府领导人仅从其个人狭隘的从政观念出发，仅考虑其个人政治前途，而将防控疫情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置国民未来安危于豪赌；因此，在这些国家，其国内民众对政府防疫举措的评价是分歧的，社会认同分裂加剧。笔者相信，各国国内政治的这种变化将影响到该国今后在国际政治中的行动能力和地位，疫情过后，国际关系将会调整，国际政治格局也将会重组。
综上所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值此关键时刻，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斗争的伟大胜利。这也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3月26日G20特别峰会上发言所指出，“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形势令人担忧，我们应该直面挑战、迅速行动，只要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就一定能够彻底战胜疫情，迎来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大疫之后必有大治！笔者相信，疫情过后，国际社会将会越来越自觉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观标准，去评价各国政府在危机时的表现，新一轮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将凤凰涅槃，转危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