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并急速演变发展，疫情快速传播到全球主要经济体，疫情蔓延和各国控制疫情的措施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等活动，打破了现行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转，世界经济进入衰退期。目前，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布局正处于深刻变革周期，影响全球产业链调整的因素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考虑经济效率的同时，更多地将追求产业安全、自主可控作为产业链布局的重要标准。
疫情对全球化发展的影响
新冠疫情给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新挑战。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并急速演变发展，疫情快速传播到全球主要经济体，疫情蔓延和各国控制疫情的措施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等活动，打破了现行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转，世界经济进入衰退期，对经济全球化发展造成三方面的巨大挑战。
一是疫情引发全球需求和供给同步收缩，蚕食全球化发展的基础。全球化是指通过要素资源的跨国配置，实现货物、服务、资金、人流等在全球范围的跨境流动，促进比较优势分工。通过把部分工序外包到生产成本较低的经济体，生产和出口国以及消费和进口国均能在全球化的资源分配中获益。当前，为控制新冠疫情所采取的隔离措施客观上使得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出现停滞，导致全球经济需求和供给的同步收缩。市场避险情绪升温驱使外资撤离新兴市场，对其金融资产价格和资本账户平衡带来负面影响。如果疫情持续蔓延，将严重影响国际贸易环境和投资增长，打破现行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转，破坏全球化发展的基础。
二是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多环节受阻，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和产业链内顾化、分散化倾向。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不断蔓延，保护主义兴起使得全球化进入倒退期。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一方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多环节受阻，另一方面各主要国家间缺乏互信与合作，导致保护主义进一步成为主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内顾化、分散化趋势。以汽车产业链为例，疫情发生之初，以中日韩“贸易三角”为主的汽车零配件供应环节受到一定冲击；3月份以后，欧洲疫情局势紧张又导致高端汽车零部件和整车组装环节受到较大影响，汽车产业链一度出现断裂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试图通过供应链多点布局的方式，分散由于疾病灾害、地缘政治等突发事件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全球主要国家在疫情期间缺乏互信，也导致了各国进一步考虑提高产业链安全和国家安全，加剧了产业链内顾化倾向，过去30年以来的全球化大发展恐将难以为继。
三是各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价值理念等方面的一系列严重对立和冲突，成为此次疫情最大的次生灾害，将从更深层次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世界每发生重大危机事件时，各主要国家总能摒弃成见，共同联手抗击：亚洲金融危机、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2014年抗击埃博拉病毒等均是如此。然而，新冠疫情期间，普通民众整体遭受福利损失，企业倒闭和失业攀升加剧社会动荡，世界各国更加分裂，国家间的冲突进一步增多，为反全球化趋势性回潮提供了新的催化剂。除疫情本身外，当今世界在种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严重对立和冲突正成为长期损害国家互信、制约国家间制度性合作和经济全球化的最大隐患。
影响全球产业链调整的主要因素
目前，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布局正处于深刻变革周期，影响全球产业链调整的因素逐渐发生变化。自二战以来，根据影响因素不同，可以将全球产业链调整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图1：全球产业链调整的主要因素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一阶段是经济因素驱动阶段（1947年关贸总协定成立至2016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结束前夕）。此阶段是全球化繁荣阶段，全球产业链布局主要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企业在制定国际分工决策时主要考虑生产效率和经济利益，决策制定过程相对理性、客观。此阶段影响企业全球产业链布局和调整的因素主要包括：一是劳动力成本因素，考虑到各国劳动禀赋和工资成本存在差异，发达经济体逐渐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降低生产成本。由此，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出现了“雁阵模式”的产业梯度转移，“头雁”生产科技密集型产品、“中雁”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尾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各国依据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二是市场因素，企业在东道国生产不是为了将产品返销本国，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消费者、贴近和占领当地市场。在该模式下，国际产业分工更多是水平型而非垂直型，生产的是适销对路的产品。三是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供应因素，在某些能源密集型或中间产品主要依赖进口的行业，为了更好地接近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市场，企业通常会选择在大宗商品出口国或中间产品供应国布局生产，以更好地利用产品供应链。四是产品迭代因素。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随着产品的迭代创新，发达经济体将逐渐把落后产能淘汰至发展中国家，而集中精力发展创新和高精尖产品，以此形成全球产业发展的梯度格局，在国际贸易中居于价值链上游并获取更多超额利润。此阶段的全球产业布局更多基于经济因素开展，只要有利可图，企业跨国分工就会持续。
第二阶段是安全因素驱动阶段（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至今）。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全球化逐渐发生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逐渐抬头，在企业跨国生产决策中经济因素不再是唯一重要考量，地缘政治和外交等因素的影响逐渐上升。具体来看，安全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安全因素，主要涉及科技、军事、战略资源等核心产业。目前国际格局动荡，全球逐渐由“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大国博弈加剧，为了避免相关产业发展受制于人或被其他国家控制，主要发达经济体在敏感核心领域都加强了对外资的审查力度、设置了更多障碍。二是公共安全因素。此次疫情给各国敲响了警钟，医疗产品和设备过度依赖国外进口，在危机发生时将严重影响疫情防控和国民安全。三是产业链安全因素。受疫情和严格的防控措施影响，各国生产、流通、进出口贸易遭受较大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断裂”风险上升，在此背景下，保持“三链”的稳定性、安全性、弹性和多元性越来越得到企业的重视。在安全因素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中短期内全球化将进入有限全球化时代，各国可能将根据双边关系和疫情防控好坏来划分“朋友圈”。
第三阶段是新兴科技驱动阶段，该阶段发端时间早于第二阶段，大约兴起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发展态势相对稳定，虽未成为当前主流，但比第二阶段更具有生命力、更能代表或引导未来全球化发展趋势。主要影响因素包括5G、量子通信、新医药、新材料、工业机器人、3D打印、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科技领域。相关科技领域的发展对全球化和产业链调整将具有双重效应。从积极的方面看，5G、量子通信、新医药、新材料等新兴科技领域发展会带来新兴业态和产业的兴起，会引导形成新一轮的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和国际分工调整；从消极的方面看，工业机器人、3D打印、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具有劳动替代特性，在工业生产中的广泛运用将逐渐取代劳动力在经济生产中的作用，如工业机器人的存在和价格一致性将显著改变各国在劳动禀赋上的差异，3D打印技术的进步和便捷式操作也将极大地改变中间产品贸易模式，部分中间品或将无需在海外生产，更多使用3D打印的家庭式工厂和小型工厂将取代主要工业国家的市场份额。两种效应的大小、代表性产业的发育情况和次序，将决定未来全球产业分工是再次繁荣还是由全球化转向区域化。
逆全球化下全球产业链调整趋势
新冠疫情发生后，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考虑经济效率的同时，更多地将追求产业安全、自主可控作为产业链布局的重要标准。总体而言，未来全球产业链将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全球供应链缩短，企业垂直一体化进程加快。为了应对公共卫生、地缘政治等突发事件对供应链安全的影响，跨国企业将以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为原则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转向以产业链安全为考量的垂直一体化布局。原先分包给不同国家和企业的生产工序和环节将会被收回到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生产，企业依靠缩短供应链使产业实现自主可控的要求。
二是全球产业链由全球化布局向区域性集聚演化。在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蔓延的背景下，全球化进入区域性集聚发展阶段，从而形成特定区域内的产业空间集聚。跨国公司将会选择集中在一个国家或者临近国家边界线上进行生产，区域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疫情爆发以来，尽管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存在不稳定性，但是区域内的贸易往来却有所增多。以中国为例，2020年前5个月，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达1.7万亿元，同比增长4.2%，中国对东盟出口和进口增速均高于同期中国外贸进出口整体增速。未来，用于生产所需的中间品贸易主要在区域内进行，全球产业链将会朝着区域化、次区域化的方向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将在欧洲、北美、东亚、东盟等区域聚焦。由于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的产业互补性较强，北美供应链区域化将会愈发明显。而东盟、中日韩等次区域化也将替代全球化成为新的产业链发展趋势。
三是新科技革命蓄势待发，各国在高新技术产业链主导权的竞争更加白热化。当前，全球主要国家在数字经济、5G等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美国在核心技术和重点科技领域对中国限制升级，不断强化人员交流限制、收紧投资准入、加强技术管制，企图推动中美科技“脱钩”，阻碍中国向产业链高端攀升。从科技发展规律来看，全面“科技脱钩”不切实际，但美国对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等重点领域的长期遏制不可避免。当前，中国正处于由高科技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阶段，一些细分领域已经处于产业链高端。未来，各国在高新技术产业链特别是即将进入应用临界阶段的产业（如5G、网络安全技术等）的主导权争夺将更加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