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演化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由于历史发展时期、文化特征、国情制度和地理空间等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国家与经济的分流则是历史造就的必然结果。在复杂社会体系中，国家治理的困境在于各各个利益群体的博弈，现代民主制度的缺陷也逐渐在危机边缘充分暴露。疫情海外失控和防治的无力感，公众信息传递的滞后和失真，导致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不断超出预期，现有的医疗体系、防控机制和资源调度无法支持强有力的危机管理组织，国家能力和社会的分流在两种体制间呈现出不同的结果。
国家可以调控的资源和实施的政策举措将社会、经济推向不同的路径，如《国家、经济与大分流》所言，17-19世纪清朝与大英帝国政府的国家治理并无绝对的先进与落后之分，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特定的资源条件下的分流。正如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一书所强调的，国家构建是重要的命题之一，因为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改善弱国家的治理能力、增进这些国家的民主合法性并强化其自我维持的制度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第一要务。
来源：《国际金融报》，2020/3/26
我们身处一个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危机与新生共存，秩序与无政府状态共生。全球金融危机步步逼近，大流行病肆虐，地缘政治陷入动荡不安，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国家能力和治理，回到制度的灵魂深处，拷问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毫无疑问，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国家能力，在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世界各国之间的最重大差别不是它们的政府形式，而是它们各自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冲击让我们看到了国家能力的差异和分化，严密的疫情防控、大规模调度以及“封城”保障需要强大的领导核心和制度支持，没有强有力的国家能力和决策难以确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治，失去民心和凝聚力的政府将面临治理失败。全球经济的衰退因为疫情扩散而加速，西方民主制度的脆弱性遭遇到困境，金融市场和资本的动荡进入历史性时刻。危机面前，我们真正认识到制度和文化的重要性，重塑国家能力和治理体系成为解决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核心。
一、国家能力推动工业化与社会经济改革
国家能力的建设除了历史和制度，还有赖于物资基础。无论是早期的英帝国，还是强大的清朝，政府对于工业化的认知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差异，这种差异随着殖民、战争以及工业革命的加速启动而愈加明显，最终为两国的战争埋下了伏笔，英国的侵略性注定了其必须通过战争打开清朝的国门，而“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更加残酷，没有国家能力的支撑，将难逃失败的厄运，国家历史进程也随之改变。这就是俄罗斯彼得大帝“重振俄罗斯”和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动机。
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流通不断促进人员、物资和资金的流动，在自由交换中积累原始资本，为扩大再生产进行投资，工业化迅速崛起，进而创造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制度的变迁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与经济制度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对于身处殖民半殖民的国家而言，工业化的启动异常艰难，大部分国家首先需要解决独立与解放的根本问题。没有坚实的国家能力，那么社会秩序和生存无从谈起，失败的国家在于其政府的治理陷入无政府状态，治理机制松散，缺乏建设国家和社会的战略目标，且无法激活生产要素和经济的增长动力。
《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者对于涉及到的诸多参考资料、文献进行了深度解读，并且在东西方文明的世界史范畴讨论两国发展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动力、机制以及结果，这样的观念超出了一般的“二元论”，正是作者秉持的批判性立场，使得我们对于英国革命时期和清政府时期的工业化进程有了新的发现，并启发着我们去了解这段历史背后的故事、语境、政治体系、文化以及社会观念。正如作者一再指出的那样，清政府当时的政治体制、治理结构和组织方式无法推动工业化革命，特别是在其具有稳定的社会、较为富裕的经济以及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优势，发动工业化的动机、观念以及紧迫性并不存在，这种显而易见的思维左右了执政者对于工业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知和接纳。在收入稳定、财政体系发达的清朝社会，统治者的管理更为宽松，而到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时期，镇压地方武装，维护统治者根基摆在了第一位，最终因为保守的思想以及制度的僵化而错失工业化革命的发展机遇，腐朽的制度成为一种障碍和阻力。
长期以来，在西方的研究范畴以及国内的研究路径中，对于那段历史的分析往往缺乏比较、批判性思维，将东方文明专制主义以及国家制度理解为一种消极的因素，片面地认为清政府对于经济社会治理、民众生活的稳定以及社会进步缺乏国家能力，并误认为清政府对于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偏见，这些根深蒂固的观点一直在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中传播，并且得到了国内外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包括一般的民众。
皮尔•弗里斯认为，这种错误的思潮成为了主流，并且将闭关锁国和故步自封的“帽子”扣在清政府头上，却不可避免造成对清政府官员、执政者以及精英阶层的误读，似乎在那样一段时期，清政府的表现罄竹难书、糟糕透顶。但是，作者的深度剖析并没有因此而固化，在这本书中，作者试图从不同时期、不同执政者以及国家所处的阶段进行比较分析，重新评估清政府的官僚体系、财税政策、军事与人事等。僵化的体制并非“因循守旧”的思想，而更多的是现实条件的束缚，加上传统文化和社会改革的良性互动机制被打破，制度的创新缺乏社会共识，因而注定现代化转型充满了曲折。
前工业化时期，清朝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英国所处的阶段并非具有一致性，两国虽然同属于农业文明，但是英帝国的海洋战略、掠夺性收入以及海外殖民等远远超出了农业社会的承载力，债务违约以及剥夺教会财产等成为主流。对于当时的西欧诸国而言，处于混乱和邦国林立的丛林之中，只有战争和债务才能支撑起庞大的野心，征服成为了英帝国精英阶层的共同信仰。这种殖民经济的做法饱受历史诟病，却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市场开始了互联互通。
与之相反的是，清政府仍然处于较好的发展时期，社会较为稳定、治安以及民众情绪可控，经济、军事等领域处于上升期，井然有序的社会结构和官僚体系。两国的执政根基迥异，英国仍然只是一个不断强取豪夺的帝国，而不是清朝那样强大的国家，此时的工业化革命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和被迫选择。在一个经济处于上升且较为稳定的社会里，工业化和对外贸易并不显得急切，社会安定、政治稳定则对当局者更重要。错过了转型与变革的时机，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将会不断受到外界的侵蚀，在动乱的年代，国家能力的脆弱性便会充分暴露出来。
时运变迁，国家能力的强弱正在得到历史的检验。疫情海外扩散的形势不断冲击国家能力和决策机制，疫情失控和意外的扩散造成了全球治理体系的碎片化，缺乏防范机制和应急管理的背后是长期以来被忽略的国家能力。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独树一帜”常常作为普世价值出现，保守的观念和过度自信的态度在疫情危机面前“不堪一击”，经济的发达和城市的精致并不代表治理的现代化，这里的治理不仅仅是城市社会管理，而是国家能力和决策。
国家的作用在不同的制度和社会产生了不同的效率和效果，这种差异性最终体现在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管理模式上，而大分流便产生于内部的差异。大规模经济刺激、金融与资本市场注入流动性等等现在看来仍存在缺陷，且并非长远之计。全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由来已久，贫富差距扩大、社会资源分配失衡、全球环境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等常常被忽视，最终引发的人类灾难超出了承载能力，全球治理体系的崩溃则将无可避免。重塑治理体系的迫切性则更加需要国家能力的支撑，合作与共生不再是利益的互换，而是生存的必然选择。
二、国家能力与治理体系在危机面前得到检验
通常我们认为清朝的落后和英国的先进性是理所当然的，但在皮尔•弗里斯的比较分析中却得出了许多违背“常识”和认知的结论。《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与中国》这本书的八章内容资料详实，对于两国的财政收入、货币、税收、人事、军事、经济政策、帝国统治、国家建设等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在大量的现实数据面前，我们的观念不堪一击。
来源：科工力量，2018
工业化的初衷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启动本身就带有一种掠夺性的特质，不断的侵略和战争造就了英帝国源源不断的外部市场，催生了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自由贸易与统一体系为英帝国的富强崛起提供了源动力。与之相反的是，清政府不透明的财政收入体系，以及植根于东方文明的农耕文化，并没有产生对外贸易、资本主义生产、商品化流通的土壤，后期衰落的体制、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以及外部的侵略更加剧了工业化发展的困境，并且腐败问题滋生蔓延，这也可以解释为“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的结局告终的重要原因。
《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与中国》这本书读起来十分困难，不仅仅是因为书中涉及到大量的文献资料、史料以及理论观点，而是作者的许多观点都有着极强的冲击性，一再打破我们的固有思维，需要我们带着批判性的思维去理解这本书的寓意。本书在细节的处理上可谓精益求精，作者抛弃了那种单纯的比较分析方法，而是撷起一些关键的、丰富的且涉及到两国财政、税收、军事、政治体制、精英统治阶层的重要史料证据，提供给我们不一样的启发，而非以生硬的批驳来为本书的结论铺垫。
作者进一步指出，英国的工业化革命与西欧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而清朝与英帝国的分流带有增长方式的根本差异，清朝为了良好的统治秩序并没有采取激烈的变革，也未能采取激励商业文明发展的政策，无力支持工业化进程。英国则恰恰相反，在经济成长的阶段，凭借其强大的海外殖民、军事能力以及海外市场，英国迅速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化体系，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当时的英国政府和社会精英认识到了贸易的重要性，进而开启了帝国时代，国家成为资本崛起的强大后盾。
来源：国家统计局，2019
从这本书的写作框架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勾勒作者的思维导图，从八个层面解释两国的国家能力、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而这正是影响其工业化进程最为重要的因素。以往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清王朝统治者的腐败落后，并且将封建主义的标签贴在当时的社会语境，未能意识到在同一时期的西欧同样存在的问题。英国的体制不同之处在于其追求商业、贸易自由和海外市场，通过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解决财政困难、税收下滑的问题，摆脱危机是执政者的最重要的目标，工业化革命只是一种从被迫到追逐利润的最优选择。在经过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和危机后，清朝也不得不开始“洋务运动”，发展工业和商业，然而时不我待，传统的体制束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微弱力量”并不能撼动整个国家，一连串的危机斩断了工业革命的可能性，保守主义思想开始盛行，国家能力失去了源动力。
环看当前疫情冲击波，海外扩散加剧动摇全球化的共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后是国家能力的脆弱性，在现代民主制度运行失灵的“危险边缘”，原本可控的疫情却撕裂了国家治理的根基。大规模流行的阶段性、区域性和波动性在制度的“孤立”中失去了保护，决策的滞后和危机处理的官僚组织正在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事件。全球市场的恐慌刺破了美国长达十年的“牛市”，两次历史性熔断暴露了西方自由制度的“先天性缺陷”，被迫应对危机的行为、断裂的政府公共机构和“隔岸观火”的心理，这一切都在葬送国家能力。
以古照今，国家治理的限度和效度并非行政指令的单一执行，而是系统内外信息传递、决策风险容忍和领导者风格的溢出效应，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可见一斑。全球危机的来临让我们看到了国家能力的分流，治理体系和社会管理的差异性导致了危机处理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如17-19世纪的清朝政府与英国对待危机采取的迥异的态度一样，在“闭关锁国”和贸易自由化的思想斗争中，国家能力和决策产生了分流，而这种分流最终引发了两国的战争。
三、国家治理机制的运行和社会治理的互动
《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与中国》这本书的意义在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带有本土色彩，无论是早期的英国工业革命，还是德国、日本等开启的工业化革命，国家能力和政府行为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作者在结论部分所指出的，在英国经济起飞中居功至伟的经济部门，政府扮演的角色都极为重要，没有重商主义的干预，英国的海外出口以及现代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政府的政策带有实质性的影响。
而清朝的工业化并未启动正是基于政府的动机缺乏，客观的条件和执政思维注定无法点燃激活工业革命的火种。传统国家的失败在于国家能力的“衰败”，而现代国家的成功转型则通过法律和制度确保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促进经济增长。制度的演进或者说进步在历史的教训中得到了动力，缺乏国家能力的制度将会面临失败和打击，而重塑国家能力则成为战胜危机最好的出路。
来源：“我和我们的世界”公众号，2018
不难看出，中国的前工业化时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直到两次“鸦片战争”时期，我们才真正意识到过去近七十年的分流成为两个国家经济盛衰的重要时间节点。在经过漫长而曲折的探索后，中国开始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期间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已无法衡量。皮尔•弗里斯的比较分析没有预设立场，这与西方部分学者固有的“偏见”不同，正是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去读懂这本书的寓意。理解国家能力和制度的差异，在历史的语境中去寻找背后的原因。
近三百年的工业化进程，我们的国家从过去的“闭关锁国”到被迫打开国门，再到外部封锁和敌视，改革开放的政策激活了国家能力建设的“密码”，融入全球化时代，抓住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机遇，夯实了起强大的经济实力。市场化的改革、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这一切均源于制度变革释放出巨大的能力，财富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为国家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打下了基础。制度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就像一把钥匙，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融合恰恰证明了制度具有内生性，开放、包容的文化适应了全球化的大潮。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虽然落后于西欧国家，但是却在近七十年的发展中开始逐步赶超，从前三十年艰苦卓越的创业奋斗，一步步建立起工业化体系，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以独立自主的方式建立起国防工业、重工业以及轻工业完整体系，期间面临着许多的曲折和困难，对于国家能力是极大的考验。历史的局限性并未改变历史的未来轨迹，在强势领导层的决策体系内，自下而上的探索和自上而下的政策共同释放潜在的劳动生产率，“世界工厂”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和完整的工业体系，最终成为全球产业链的核心。每一次改革的浪潮往往在危机四伏和动荡的社会秩序中释放出来，国家治理的进化需要经济基础，有了经济基础的支撑和符合国情的改革方案，才能在稳定的秩序中实现改革的目标。
来源：Wind，2020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决策者果断开启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从出口导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聚集形成“世界工厂”的规模优势，为经济起飞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本，释放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并在“入世”后充分发挥人口红利，将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国家能力和政府政策在其中起着战略引领的作用。如今，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期，中国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把握时代发展的脉络，从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以及两国的历史比较中，以批判性思维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崛起的历史机遇。国家的角色和功能在超级国家的运转、社会治理的磨合中更加凸显，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持久的创新与改革精神，通过供给侧改革、市场化改革和制度的优化建设夯实国家能力，进而才能在危机中寻求突破。
回顾中国百年工业化历程，在历史深处的选择总是充满了泥泞和坎坷，国家能力的考验一再进行，每一次都是险象环生。《国家、经济与大分流》这本书打破了我们的思想壁垒，回顾当时中英两国的此起彼伏的力量变化，农耕文明的制度惯性很难短期内突围，决策背后的巨大的历史包袱和对未知的恐惧。国家能力的建设在不同的制度中会有相似之处，拥有共同的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以及经济平稳等目标。但是，在复杂社会的博弈中，制度变革的风险并不在于技术层面，而是需要面对历史的考验，任何一次颠覆性的决策失误都无法挽回，破坏性极大。国家能力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协调超出了成本-效益曲线，非线性的变化更为关键，那些在危机中革故鼎新的历史人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政治体制的变革在周期中演化为了不同的模式，成功的改革更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国家治理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在动态中实现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平衡。和平年代，制度的优越性往往体现得不明显，而在危机面前，国家能力和决策机制会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和结果，无论是战争冲突，还是经济危机和大流行病，复杂社会的危机组织管理、互助和信任会因为历史文化的差异而不同。国家能力建设除了物质基础，更需要与时俱进的精神。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能力与决策不再是单一的对内，而是内外互相平衡的动态过程，中英两国的发展阶段并不处于同一个周期，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和“洋务运动”的失败，两种不同结果的国家治理再次应证了国家能力的发展需要植根于本国的土壤。《国家、经济与大分流》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研究的视角，通过17-19世纪中英两国国家能力、治理和改革的历史文本进行历史回顾，刻画出国情因素、决策者和国家-社会互动的场景。
来源：“我和我们的世界”公众号，2020
国家的作用不可替代。从前现代社会过渡到现代化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方式、机制和运作模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立的国家能力和决策话语语境，因而对于类似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金融危机和地缘政治冲突等事件采取了不同的决策处理。《国家、经济与大分流》列举了当时两国财政、军事、税收和人口等治理的资源禀赋，缺乏创新和改革精神的清朝政府逐步丧失其优势，局限性和体制的束缚决定了当时的决策者无法认识到工业革命崛起的未来图景。
纵览日本、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国家在其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无论是日本“明治维新”还是德国“统一”，均在制度上、资本上和市场上给予了经济增长、生产方式变革的创新空间。自上而下的改良和改革是国家治理语境下的一种渐进模式，现代工业革命、经济与军事的竞争最终仍取决于国家。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认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以史为镜，历史的比较分析需要辩证法的支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梳理两个国家某个重要时期或者时间节点的历史证据、发展脉络和演化过程通常比较困难，特别是关乎东西方工业化文明的重大历史，由荷兰世界经济史学者皮尔•弗里斯撰写的《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与中国》这本浩瀚巨著给了我们非常另类而远见卓识的分析视角，这本专著将打破我们一直以来固有的观念、思想和判断，并重新认识在那一段历史时期东西方文明工业化革命启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商品化生产的缘起，大量的史料、理论观念的对比分析以及宏观视野的背书，给予我们一个全新的、独特的思维模型，对于两国的政府执政能力、思想以及对于工业化、财政激励、人事等各个层面进行对比，从而以更加客观、准确地切入工业化起步阶段中英两国的分流。国家能力的建设需要制度化，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达程度。
来源：OECD Statistics，2020/3
经过三百多年的现代化探索，民主制度的分流逐步打破了所谓“普世价值”的话语体系，过去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面临的巨大危机，以及在危机面前的脆弱性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崩溃”、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病”的爆发，刺破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神话”，僵化的精英体制、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发展不平衡问题导致发达经济体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精英与民众的脱离，高福利高税收制度的“陷阱”，民主的外壳不断受到侵蚀，严重贫困困难、生态失衡等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挑战。
重塑国家治理体系成为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透过历史的比较审视国家能力和国家治理的关系，我们发现，国家仍然是维系社会运转、推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并非“完美无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首要便是国家能力建设，包括财政、军事、人口、经济增长和政府自身等等，在此语境中，国家是“肌理”，社会则是“血管”，通过法治和制度设计确保高效率的运转和管理，以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大流行病”、经济危机和地缘政治冲突。西泽研究院院长赵建在《制度建设才是中国最需要的“新基建”》一文提出，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才是国家长期积累沉淀，能有效抵御各种重大风险的核心资产。
五、结语与展望
《国家、经济与大分流》这本书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国家这一角色的特殊性和作用，在历史的比较分析中把握国家能力与决策的分流，并给出了国家制度差异化的语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均对国家给予了大量的批判，并强调对政府的限制，从亚当·斯密的“守夜人”到哈耶克的“无政府”等，均强调市场的特殊地位，放大了国家和政府的负面效应。因此，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始终致力于对国家和政府进行限制，国家能力和国家治理陷入到“被动”的层面，政党政治、精英政治和金融政治等渗透到现代民主制度中，少数利益群体的博弈取代了民意和公共利益，政府的治理能力备受质疑。
在很多的地缘政治冲突和危机面前，缺乏国家能力支撑的中小国家常常“束手无策”，而政府的弱势表现和治理的无序则成为社会崩溃的催化剂。国家能力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物质力量、制度和组织建设的融合，重塑国家能力需要良好的制度支撑和勇于变革的思想。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同样在受到现实的挑战，精英脱离群众以及民粹思想的泛滥正在侵蚀全球治理的根基，全球化的分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重塑全球治理体系，加强国际合作，消除分歧和达成共识已成当务之急。
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20
《国家、经济与大分流》这本书特别提到，制度是决定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而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显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新冠病毒肺炎的海外扩散正在冲击现代民主制度的根基，在混乱的决策网络中，民主制度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和“政治偏见”，无法展现国家能力。回头再看弗朗西斯·福山《为什么民主的表现如此糟糕?》一文曾提到，在缺少实行良好治理的能力的情况下，新的民主国家将导致其追随者的期望受挫，并使自己失去合法性。重构国家能力建设和治理秩序，是维持执政合法性的唯一选择。
我们同样看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美欧等国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灭火”的过程更像是精英阶层“妥协”的产物，监管层、经济学家和华尔街金融高管更像是“监守自盗”，腐朽的制度已经挫败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时至今日，这种制度仍然在左右国家的治理，政府的公信力大减，现代国家的治理要求和制度的不平衡诱发更加普遍的危机。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制度的内在缺陷，以及在制度的脆弱性当中解决危机的根本办法，而不是“饮鸩止渴”。多样化的世界是基于制度的差异化和文明的多元化，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一劳永逸的，在人类的历史变迁中都有一个演化、蜕化和重塑的过程。
来源：Bloomberg，2020/3
回顾现代国家崛起的历史和兴衰更替，国家在工业化革命、政权维护和国家统一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能力建设和制度相互促进。历史没有假设，17-19世纪中英两国的国家能力和决策有着巨大的差异，分流是必然，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适时推进制度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形成良性的循环。从全球民主制度的现状来看，“移植”的民主制度如果无法融入就会“水土不服”，现代国家的治理就无从谈起。世界秩序的变迁加速，国家能力得到更多的重视，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必须走向现代化，否则在任何的危机面前，国家和社会将面临崩溃。
中国能够在短期内通过国家能力和决策机制来实现疫情防控的目标，迅速修复经济增长，恢复社会秩序，这正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体现。值得反思的是，在危机面前，舆论信息传递、地方组织系统管理和社会治理机制同样存在短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所依赖的仍是法治、公民参与和社会良性互动。我们身处变化的秩序之中，制度的创新与变革需要国家能力的支撑，而每个组织和个体都应融入到这种变化之中，寻求制度的优化和文化的自信，通过公民参与、自觉性和舆论监督推动社会进步和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1]【荷兰】皮尔•弗里斯,《国家、经济与大分流》,中信出版社,2018.[2]【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美】弗朗西斯·福山,《为什么民主的表现如此糟糕?》,《民主季刊》2015.[4]【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学林出版社,2017.[5] 赵建,《制度建设才是中国最需要的“新基建”》,“西泽研究院”公众号,2020.[6]【美】赛斯·D·卡普兰,《美国的精英们如何才能符合期待》,《国家利益》,2020.[7]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与世界：理解变化中的经济联系》,2020.[8]【英】米塔·法恩布雷，《新自由主义的衰落：市场不是答案》,《外交事务》,2020.[9] 邓宇，《世界秩序调整与市场预期》，《金融市场研究》,2019（05）.[10]邓宇，《周期性与非周期性》,《经济观察报》,20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