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用了超过12个月的时间才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西班牙南部蔓延到世界金融中心。然而，新冠疫情仅用了3个月便席卷中国，如今又蔓延至欧洲和北美。在西方，新冠疫情的到来引发了新的金融危机；在巴西、阿根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印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大型新兴市场中，金融危机的冲击波也已经抵达。这两场紧密相伴的危机或许会引发新兴市场的空前动荡，并会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干扰因素。
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居民安全受到威胁、国家公共财政捉襟见肘、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然而，如果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应对挑战，那么他们就需要在日益分裂和多极化的世界中寻求外部援助，而此时，美国、欧盟和中国也都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封锁状态。
最脆弱的新兴市场
最脆弱的新兴市场是南非，其确认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数正迅速逼近临界点，而其医疗卫生系统在疫情到来前就已不堪重负。南非在3月26日午夜进入了为期21天的全国范围“封城”，并派遣了军队执行巡逻任务。与此同时，南非货币兰特也正在走向崩溃，评级机构已将南非的主权债务降至“垃圾级”。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核心圈也已受到影响，而在其决定放弃采用任何应对新冠疫情的战略方法之前，巴西货币雷亚尔就已摇摇欲坠；智利、泰国、土耳其也均因新冠疫情而出现衰退；阿根廷所急需的债务重组已偏离轨道；印度银行承压，股市和汇率双双暴跌，其蓬勃发展的科技行业和各大呼叫中心也陷入瘫痪。
因冲击受损的不仅只有股市和政府债券，还包括大宗商品。3月6日，沙特和俄罗斯之间的石油谈判破裂，成为引发大规模抛售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主要生产商的无情倾销也压低了石油价格。虽然此举的目标受害者是美国页岩油的生产商，但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等极度贫困的石油出口国却因此无辜受损（后者的出口收入中有85%来自石油和天然气）。
倒退的新兴市场投资逻辑
在21世纪的全球化中，新兴市场的一些知名企业会愿意以略高于美国市场的收益率大规模发行公司债券，以被纳入某个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债券指数。而基金经理们也乐于接受一些亚洲和拉美企业所提供的高收益率债券，因为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管理往往比其蛮勇的西方同行更为保守。借款于新兴市场的人则能够从美国融资成本与经济快速增长的亚洲或拉丁美洲的收益率之差中获益，同时该新兴市场货币兑美元的汇率可能会升值，从而降低借款人的贷款成本。因此，大量以美元计价的信贷流通于美国境外，而这类交易通常发生于迪拜、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全球美元债权和债务交易的联结点。
2007年至2019年间，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债务增长了约5倍，从5000亿美元增至2.3万亿美元。而几乎是在同期内，在新兴市场政府为了给全新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融资所发行的本币主权债券中，有1/4的购买者是外国投资者。世界经济观察人士一直以来都警告称这一全球债务大山潜藏着风险，尤其是那些所谓“前沿借贷者”（frontier borrowers）的债务。这些高风险、低收入国家的硬通货债务在2019年时就已超2000亿美元（增长至5年前的3倍），而到2019年底，世界上近一半的低收入国家已身陷债务困境。
新兴市场投资的整体逻辑如今已发生倒退。随着全球的投资者纷纷寻求避险，美元大幅升值，美元债务因而变得更为昂贵，但大宗商品的价格却大幅下跌。随着如今中国、欧洲和美国的暂时性封锁，制成品和大宗商品的出口商失去了买家，各国家股市也因此直线下跌。但在过去的一周里，巨大的财政和货币措施为股市带来了一丝生机。大规模的抛售让投资者们纷纷寻求逢低买进的好机会。美元流动性的大量注入也已将美元从高点拉回。但是，全球发达经济体的衰退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新兴市场此前经历的冲击
投资与贸易的大幅流动将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但近几十年来它们也一再受到干扰。许多新兴市场的整体经济放缓始于2013年时所谓的“缩减恐慌”（taper tantrum）：当时，美联储将推行紧缩政策的传言使资金为寻求更高利率而流回美国。自那以后，许多新兴市场货币便一直在走下坡路。
这一“缩减恐慌”的前奏是伯南克时期的美联储向全球经济释放的一波巨大的美元流动性。这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新兴市场基本上躲过了那一年的银行业危机（韩国是个明显的例外），但2020年的这波冲击力度将能轻易地超越当时的冲击。
2008年拯救新兴市场的措施中包括了中国政府推出的巨额刺激计划。中国推出了堪比战时规模的信贷扩张，也因此证实了自己自本世纪初以来便日益成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事实。同时，中国也帮助世界经济走出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及各危机前后的动荡阶段。
简言之，新兴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从全球化中获益的同时，也不得不应对剧烈的波动。而近几个月所出现的这一次全面且几乎是任意而为的规模巨大的抛售则是史无前例的。
应对外部冲击的新指南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中原始自由市场的指南，但这一指南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被彻底埋葬。自那时起，一些曾经被认为是可耻的措施（如限制资金流动的资本管制）不仅被一些绝望中的国家政府所采用，甚至也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批准。取消资本管制是全球化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标志性政策，但近几十年来的事实证据是不可否认。尤其是在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都在推行大规模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时代，无限制的金融一体化所隐藏的风险着实太大。
2019年夏天，国际清算银行（BIS）在一份总结中概括了高度全球化的新兴市场是如何学会应对金融风险的方式的，同时也给出了三条应对外部冲击的建议：首先，各国政府应动用自身巨额的外汇储备来向本国的金融体系中注入美元，并缓解本国货币的过度贬值；其次，就规模大到足以扰乱国民经济的企业而言，应对其资产负债表进行先发制人的监管干预（包括银行、金融基金和石油公司等工业企业）；最后，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国际清算银行也承认资本管制是一种防止资本过度流动的必要手段。
这三条建议其实就是不可明言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因为中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经济崛起以来就是用这三种工具来管理经济的。中国已设立了一个高标准，而当前的危机则是对这一标准的严峻考验。
许多新兴市场都效仿中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但南非和土耳其的外汇储备却因其债务而尤为薄弱。对企业资产负债表进行风险监管即所谓的宏观审慎管理，而这在新兴市场中总是一个政治上的棘手问题，因为银行颇具影响力且与政治联系较为紧密，而南非国家电力公司（Eskom）、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和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等大型国有企业所产生的风险也着实难以管理。而最后的这一条建议（资本管制）对承压的国家而言是一步险棋，因为此举可能会使市场受到突然的惊吓，并进一步加剧其试图平息的资本流动。
伦敦和华尔街的金融市场正身陷漩涡，世界主要经济体若不是已侥幸逃脱，就是都已出现直线下跌。这些因素都使得新兴市场的形势变得更加难以控制。面对这两场大规模且同时发生的冲击，新兴市场应依靠什么力量去稳固自身根基呢？
借助西方力量
近年来，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而在伦敦和华尔街这两个金融中心中，金融传染（financial contagion）的风险也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全球主要经济体为遏制新冠疫情所作的努力受到了金融危机的阻碍，那么这场灾难将会持续更久，全球经济恢复的速度也会更慢。
那么，西方国家能够做些什么呢？宣布达成“贸易和平”或许将有所帮助，同时也能够让欧洲和美国的经济重新振作，但这属于中期项目。鉴于今年年初的金融运行情况，目前的迫切需求是确保新兴市场可以满足自身对美元资金的需求，并能够在不完全耗尽其财政储备的情况下抵御其汇率（尤其是兑美元的汇率）所受的冲击。
在上一场金融危机期间，向新兴市场输送美元流动性的主要是美联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美联储向墨西哥、巴西、韩国等国家提供了流动性互换额度，各国央行可在该额度的范围内将各自货币进行相互借贷，而美元也借由这一形式转移到了接收者的金融系统中。近几周，美联储陆续宣布与多国央行再次建立美元流动性互换协议，其中亦包括了巴西、墨西哥和韩国这三大新兴市场。迄今为止的这些行动也已遏制了美元惊人的升值趋势。
因为其国家规模、美国对其政策制定者的信任，及其对美国经济潜在的反向冲击，巴西、墨西哥和韩国都获得了此次美联储所提供的流动性互换协议。印度、土耳其、南非和泰国此次未入名单的原因，或许是其财政脆弱性、对其中央银行自主权的质疑、其经济与美国有限的互联程度，及其部署其他工具（如外汇管制）的能力。而考虑到其规模以及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印度尼西亚在此名单中的缺席着实令人惊讶。
除了美联储提供的直接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是可用的“最后手段”（last resor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20世纪90年代末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干预而饱受合法性危机，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将则救之于水火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未能从美联储获得美元流动性的国家推出了一系列资金援助计划。协助这些计划的实施也成为了二十国集团最先确认的几大主要任务之一。在新任总裁的领导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今正在为提供必要时的资金援助做准备，而最可能接受其援助的或许是最贫穷且最绝望的“前沿市场”（frontier market）。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很可能会面临一场新的债务危机，但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再等待一段时间后再去申请援助。因此，发展经济学家紧急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5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作为如今最接近于一种普遍可接受且不与任何一国央行挂钩的全球货币形式，特别提款权可以立即缓解国家压力，而如果不需要特别提款权的富裕国家能够将其配额借给有需要的国家，那么该措施的整体效果将会显著提升。
除了需要为沉重的金融压力做好缓冲以外，新兴市场真正需要的是世界经济能够恢复正常运转。为此，欧洲和美国必须进行自救。但如今的全球经济中还有第三个关键因素：中国。在成功地控制住新冠疫情之后，中国似乎先于欧洲和美国走出了经济危机，并正在向其他国家提供医疗援助。但是，中国还能做得更多吗？中国在经济和金融方面又能做些什么？
借助中国力量
自新冠疫情初次爆发至今，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中国的金融体系。新兴市场的竞争力取决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平衡，因此对其而言，唯一比美元升值更糟糕的情况，就是人民币在美元升值的同时出现贬值。人民币汇率如今能够一直相对稳定，对新兴市场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福音。
中国在对抗此次新冠疫情中采用了“人民战争”（people’s war）的形式，但却并未像2008年时一样推出一系列可极大刺激经济的措施。中国此次推出的金融刺激政策及其政策性银行推出的特别贷款总计尚不超过4300亿美元，规模小于美国和德国。
当然，中国或许正在等待时机，等这场医疗紧急事件过去之后再重新找寻平衡。但毫无疑问的是，与12年前相比，中国政府的能力如今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因为控制一场新型流行病毒的爆发本就是一项微妙的任务，而其金融体系在经受了多年的刺激之后也仍处于脆弱状态。在中国过度发展的影子银行体系和膨胀的房地产行业中隐藏着风险。中国或许需要优先考虑银行健康状况，之后才能踩下使经济加速的油门。
中国还需要考虑的，是其积聚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的效能相对较低，同时也使经济背负了债务负担。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也需额外留意资本外流。
如今，美国的利率实际上处于零的水平，并且正在大力发放信贷，这就减轻了中国政府维持高利率的压力。但除此之外，中国不应认为自己所采取的任何刺激措施都会得到特朗普政府的配合。
鉴于这些限制，寄希望于中国领导全球经济在2020年走出衰退似乎是徒劳的。事实上，中国或许会发现自己正在一个小型世界中处理着自己的全球债务危机。中国在2020年之前就已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主要国家。根据新冠疫情危机前的预测，中国已进行的外国直接投资和直接贷款约等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5%，而中国“一带一路”项目自2013年以来的贷款总额已达数千亿美元。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愿意向受全球经济衰退打击最严重的贫穷国家提供贷款，而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对这些债务的最终处置方式中看出中国对其全球地位的规划。
分崩离析的现在与未知的未来
自冷战结束以来，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兴市场一直能够从海量的美元资金、美国充足的消费需求，以及中国的蓬勃发展中实现套利。但是，这样的世界在新冠疫情来袭前就已分崩离析。“一带一路”倡议、华为、南海、贸易摩擦、气候变化与脱碳的政治举措——一系列可能会导致分裂的楔子问题（wedge issue）正在迫使世界作出痛苦的选择。相同的情形也已出现在中美两国之外：马来西亚愤怒地拒绝了欧盟整顿棕榈油行业的努力；当巴西农民从中美的大豆战争中获利时，巴西也就亚马逊雨林问题陷入了一场与法国的口水战之中。
即使我们能够安然无恙地度过未来几个月的严重危机，新冠疫情也会给世界留下令人生畏的重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新兴市场的中期前景取决于世界经济会如何重新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