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光斌院长和长平教授的邀请，也感谢各位专家莅临我们中国国际论坛来讨论新冠疫情下的世界秩序和外交问题。我的主旨发言主题是“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秩序的几大变化”。
第一个史诗级的变化是全球经济同步深度下滑，特别是在疫情冲击下出现了与传统经济危机内生性崩塌不一样的经济社会停摆。全球主要经济体在疫情蔓延中出现了先后的停摆，使世界经济下滑的幅度已经大大超过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很多人甚至认为，如果这次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滑的幅度和持续的时间将超过1929-1933年大危机。
这种增长速度的超级下滑必将大幅度压缩我们全球化的收益空间以及各种利益转换的协调空间，使传统的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就受到了急剧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讲，“世界经济增速深度下滑”这个史诗级的变化是讨论世界经济秩序变化以及其他政治社会秩序变化的基础。
第二个史诗级的变化就是世界金融和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前所未有的超级波动。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美国股市在不到两个星期出现4次熔断；二是各国国债收益率大幅度下滑，甚至个别国家的国债出现负收益；三是全球流动性急剧收缩，导致美元指数突破103；四是石油价格出现崩塌式下滑，5月WTI石油期货出现-34美元/桶。这些参数的变化在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表明疫情带来的恐慌和金融的脆弱性已经突破历史。对于未来经济社会的认识需要突破传统的认知框架。
第三个史诗级的变化就是为应对疫情的经济冲击使各国同步采取了超级宽松政策。从目前来看，100多个国家采取了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其中全球财政刺激方案已经超过7万亿美金，货币资金注入超过20万亿美元，特别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采取了“0利率”+“无限制QE”+“超级财政刺激”+“直接信贷注入”的超级政策组合。这些政策的力度不仅仅超过罗斯福新政的力度，同时比2009年、2008年金融危机的力度还要大，开创了一个新的政策历史。
这3大史诗级的变化将带来世界经济秩序深度调整。一是全球化可能会发生超级变化；二是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大国博弈模式会发生一些质的变化；三是未来可能会面临全球超级大停滞的冲击。因此很多人就讲，新冠疫情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经济秩序，全新的世界秩序。
当然这种观点成不成立？最近参加了很一些内部研讨会，和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和外交问题专家进行了大量讨论，从政治学和外交学的角度，专家们的分歧依然很大，在经济领域里面也还没有全面的共识。
我想强调的第一个观点是，虽然疫情所带来了一系列史诗级的新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冲击并不是革命性的拐点变化，疫情只是一个加速器，它使已经开启的世界经济秩序变化大大加速了。
因为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以及地缘经济与政治冲突等世界秩序的变化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
从逆全球化来看，全球贸易与全球GDP的比值是在2008年达到26.5%的历史高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该参数持续下滑，到2019年全球贸易占GDP的比值下滑了5.5个百分点，只有21%。也就是说，逆全球化的拐点在2008年，标志性事件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
从全球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来看，全球收入前1%的人群占的总收入的比值在1980年是16.3%，到2008年达到22%的历史高点，从那以后就持续回落，到2019年下降到20.4%。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认为2008年、2009年是拐点性的变化，开启一个新的历史局面的重要时段。
从民粹主义来看，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指数在80年代、90年代都是非常低的，2007年也比较低，只有7%，但是这个参数在2013年、2014年开始上升，到2018年达到了目前的34%高点。与1931年、1932年的水平差不多的，1933年的民粹主义指数为40%。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各国民粹主义的形成也是在2008年之后这样一个时段里。
还有孤立主义，美国“退群”是2017年就开始的，2017—2019年，美国目前统计局部“退群”的数量达到13个国际组织，现在还有人讲，可能下一步是区域主义取代全球化。但区域主义兴起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从区域贸易协定签订的个数来看，2019年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498个，比2005年翻了一倍。也就是区域贸易协定签的最多的时候是2018年、2019年，而不是目前。
因此大家讨论的的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区域化以及大国之间的冲突，这些趋势性的变化实际上并不是现在才开启，而是在2008年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经济秩序已经发生历史性的拐点变化，因此疫情本身在本质上是一个加速器，而不是一个革命性的作用力，因为世界经济的分工格局，世界经济的利益格局，以及它所决定的制度体系、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出现了强劲的断裂层。
第二个观点，疫情虽然是个加速器，但这个加速器却会带来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超级问题。
世界经济在2008年开启了长期停滞，在疫情冲击下这种长期停滞的状态不仅会延续，还会进一步恶化。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各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可能会进一步下滑。目前大家都在讨论世界经济到底是V型反转，W型调整还是L型调整。主流共识是，简单的V型反弹难度很大，因为世界经济所面临的各种传统的结构性问题和趋势性问题并没有解决，而疫情不仅恶化了这些旧伤，同时还增添了大量的新伤害。
全球经济在2008年之后出现长期停滞的状态根源于一下几个超级问题：第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第二个是技术进步对经济推动的作用下降的问题；第三个是全球收入两极分化，导致全球需求下滑的问题；第四个是各个国家为了救助危机所带来的高债务问题；第五个在各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作用下，各个国家的民粹主义开始泛滥，保护主义开始崛起；第六是在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作用下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第七个是在全球化收益下滑和全球化成本持续上扬的双重作用下逆全球化全面抬头，一些产业链和价值链开始受到超级。
目前这些问题解决了吗？答案是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一是人口老龄化在未来两年将持续加速。1990年全球65岁以上的人口只有6%，2017年达到8%，2025年会达到10%，2032年会达到12%，也就是说2020—2025年世界人口老龄化将出现加速，特别是像中国、美国和欧洲这些国家的参数上扬得将更严重。
二是疫情超级下各国债务率将加速上扬。2019年全球债务率320%，为了救助这场疫情导致目前全球各个政府在进行大幅度的举债，今年估计美国的财政赤字可能会超过10%，全球财政赤字率可能也会上扬六、七个点，再加上我们企业的债务，居民的债务，2020年全球的债务率可能会超过330%。
三是全球化指数将加速萎缩。今年全球GDP增速预计下滑3%，而贸易增速在常态预测中将下滑12%，也就是说我们的全球贸易与GDP的比值今年会加速下滑7—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逆全球化必将加速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必将由于疫情和全球化指数加速萎缩而进一步上扬，各种冲突将全面加剧。
因此疫情带来的未来第一个超级问题就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会出现一个较长时间的低迷期，而且低迷的程度比上一轮还要低。
这个问题马上就会引发出第二个问题。在全球经济运行中，收益下滑，利益分配空间越来越小的时候，我们由分配所带来的冲突必然会进一步加剧。从基本逻辑就会看到，由于增长的下降，实际上就预示着来自国际分工的全球化红利是大幅度缩减的，但与此同时全球分工协调的成本是持续上扬的，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分工体系会在利益空间压缩下出现一些大幅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我们大家所讨论的脱钩，去全球化，去中国化，这些问题就会开始出现。
当然在这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景象可能是比较复杂的，而不是用一种单一的趋势来进行表达的。
第一个我们会看到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出现一些重构，这个重构第一个表现就是价值链的长度会缩短，特别是各个国家因为经济安全要重新定位它的经济收益和全球布局，从而使它的价值链和产业链进行回收，所以产业链要进行重构。第二个很多国家启动了“中国+”的战略模式和产业链的战略，因此并不是简单的去中国化，而是要建立相应的备胎，使全球垂直单一的价值链变成多元的，具有弹性的价值链。也就是说日本要在中国进行布局，同时也会在南亚进行布局，也会在拉美和非洲进行布局，使它的供应链多元化。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在这种硬脱钩的情况下，建立相应的平行体系，当然这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很悲观，但是我们认为目前来讲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与政治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之间的权衡，这种权衡很多人认为资本的力量会占上风，当然我们认为从历史的一些角度来看并不一定，很多时候可能一些政治的力量会在偶然因素触发下占领上风，因为未来这种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第二个变化就是大的结构，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经济对比将出现一个加速调整。
在总量变化的作用下各个板块、区域、价格之间关系也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我们会看到亚洲板块会在未来几年里面快速崛起，2005年亚洲板块占世界经济比重25.9%，2018年达到36.4%的高点，同期欧洲从33.9%下降到25.2%，下降了7.3个百分点，北美从29.9%下降到26.7%，下降了3.3个百分点，这个下降的部分都被亚洲所吸取。
整个疫情期间，东亚治理模式占据了全面的优势，整个东亚率先摆脱疫情带来的停摆效应。2020年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预计-6.1%，新兴经济体速度1.0%，中国和印度的增长速度分别是1.2%和1.9%，而美国和欧元区增长速度是-5.9%和-7.5%。这意味着什么？一是亚洲板块经济增长速度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在未来两年提升的速度进一步加强，可能会从当前的36%提升到未来两年的40%。二是中国与美国GDP的比值会快速突破70%。2016年中国GDP占美国的60%，我们突破这10个百分点只用了4年时间，而过去基本上要用十多年，疫情加速了中美差距的缩小。美国目前预测是-5.9%，中国GDP增速正常会到3%-4%，增速相差8个百分点左右。如果未来这种格局持续的话，中美之间的博弈可能在未来3-5年发生质变。因此疫情后的后续变化十分关键，如何快速走出疫情，如何在未来几年窗口期使经济重返快速增长轨迹，就变得异常重要。未来三年实际上是中美大国在经济上博弈的一个关键期，未来3年中国经济如果没有一个持续的回升，持续超越美国的话，即使我们在一些软实力、巧实力、锐实力上面用工很多用力很猛，但难以对冲这种硬实力的变化。按照我们团队的预测，美国持续在“2”时代，中国持续在“6”时代，到2025年中国将在中美博弈之中将会迎来一个突破瓶颈的新时期。因此疫情到底对两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模式，对两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效率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可能是我们思考一个重点，也是我们在外交要回归的一个重点。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很多人讲意识形态的斗争，归结要走自由主义还是国家主义，这样的泛泛争论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简单的用国家主义和威权主义来描述中国这种政治经济体系已经是不恰当的了，当然用简单的自由主义来描述美国目前的政治形态和未来的经济管控模式也不太准确。当然，传统分化的两类模式很可能在疫情冲击下向中间模式靠拢，例如在重构WTO过程中间，到底是以更加自由、更加开放为基调，还是用干预主义、集体主义为一种基调进行构建，可能还存在着一定的变数。
在收益空间急剧回缩、分工体系做出调整的过程里，大国博弈的模式会发生一些关键的变化，我们认为明后几年实际上是大国博弈在经济层面最为关键的窗口期，所以中国必须在这个窗口期上把相关的一些趋势，相关的一些格局和一些规则性的调整把握透，惟有如此我们可能才能把我们内部的战略布局做好。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两点：第一个疫情不是一个断裂带，只是一个加速器。第二个未来会面临超低的增长期，全球化收益的集聚下降，利益空间的收窄，必定会导致未来的冲突加剧，未来的结构性出现一些重大调整，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大国之间的经济冲突将会迎来关键的窗口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