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以来，预算改革加快进行，现代财政制度也在加快建立和完善之中。近日，新预算法实施条例颁布并将于2020年10月1日起施行，这将为进一步落实预算法，巩固财政改革前期成果提供制度上的保障，让财政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预算法涉及面广，预算法实施条例同样如此。本文只就新预算法实施条例中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国库管理、地方债管理、税收返还等谈点看法。
财政补贴体现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公共属性
新预算法实施以来，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位一体，形成了统一的预算体系。四本子预算各有特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更是如此，具有特定的服务对象，对所服务的人员更有针对性。
但四本子预算均有公共属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得到财政补贴。新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在精算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运行，一般公共预算可以根据需要和财力适当安排资金补充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这一规定可见一般公共预算在预算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对于一个人口老龄化且老年人存量较大的国家来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可持续性是个大问题。最近几年，一般公共预算补助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金额越来越大。2019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83152.13亿元，支出74740.78亿元，结余8411.35亿元，而当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中来自财政补贴（即来自一般公共预算）的有19103.12亿元，这意味着如果没有财政补贴，社会保险基金年度可持续运行都成问题。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领取养老金人口占比的增加，意味着医疗费用的增加。前者加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压力，后者加大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压力。医疗费用水平与医疗技术进步有关。一些疾病本来不可治疗，但随着技术进步，或可治愈，或不能治愈但可以带病生存，相应的医疗费用增加，相应的养老金支出也会增加。医疗技术与其他许多技术进步不太一样，在短期内医疗费用有可能不降反升。而且，医疗保险支出还与社会进步有关。一些疾病原先未纳入医保范围，随着社会进步纳入医保，医保支出就会增加。当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可持续性遇到困难时，或改革社会保险基金制度，或加大财政补贴，新实施条例为加大财政补贴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支持。
各级国库库款的支配权属于本级政府财政部门
国库管理最为引人注目。有人费心费力要在新实施条例中找到相关争论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早在2000年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之初就已确定了大方向。
国库库款如何支配，看似争议最大，但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新预算法第五十九条就有明确的规定：“各级国库库款的支配权属于本级政府财政部门。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同意，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冻结、动用国库库款或者以其他方式支配已入国库的库款。”
而且，新预算法第九十三条还有人员问责的规定，即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违反预算法规定冻结、动用国库库款或者以其他方式支配已入国库库款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
新实施条例第九十三条对违反预算法法规定冻结、动用国库库款或者以其他方式支配已入国库库款作了明确的界定，直指六种行为：未经有关政府财政部门同意，冻结、动用国库库款；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和单位违反规定将所收税款和其他预算收入存入国库之外的其他账户；未经有关政府财政部门或者财政部门授权的机构同意，办理资金拨付和退付；将国库库款挪作他用；延解、占压国库库款；占压政府财政部门拨付的预算资金。
无疑，这些规定让国库库款管理更具有可操作性，从而可以更好地促进国库管理的现代化。
建立健全地方债风险防范机制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新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新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对此作了细化，即：“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债务限额，由财政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批准的总限额内，根据各地区债务风险、财力状况等因素，并考虑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需要，提出方案报国务院批准。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债务余额不得突破国务院批准的限额。”
新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还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地方政府违规担保一度是地方债风险管理领域的突出问题，新预算法的规定已经堵上这一漏洞，强化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新实施条例对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作了明确的界定，即使用的是债务限额大口径的概念，包括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
新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对省级政府财政部门如何管理本地区债务作出规定；“接受转贷并向下级政府转贷的政府应当将转贷债务纳入本级预算管理”，突出了各级政府债务的全口径预算管理；“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负责统一管理本地区政府债务”突出了地方债务管理的主体责任。
新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财政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组织评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状况，对债务高风险地区提出预警，并监督化解债务风险。”这是对新预算法“国务院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国务院财政部门对地方政府债务实施监督”规定的细化和扩展，有利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全流程管理。
税收返还似应明确划归转移支付
新实施条例在细节上仍有一定完善空间。关于“税收返还”的处理就是一例。先来看现实是怎么做的。根据2019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决算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中有“税收返还及固定补助”。
根据新实施条例第九条的界定，一般性转移支付，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财力补助；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我们可以将“税收返还”理解为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一种。
但是，新实施条例中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均有将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并列的表述。第十二条规定：“预算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所称转移性收入，是指上级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下级上解收入、调入资金以及按照财政部规定列入转移性收入的无隶属关系政府的无偿援助。”
第十三条规定：“转移性支出包括上解上级支出、对下级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调出资金以及按照财政部规定列入转移性支出的给予无隶属关系政府的无偿援助。”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四条也将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并列。显然，新实施条例这四条的规定未将税收返还视为转移支付的一种。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返还与转移支付关系的现实处理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税收返还是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一种；接着，税收返还单列，不作为转移支付；后来又把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放在一起，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在做法上二者并列；再后来，转移支付又包括税收返还。从最近的转移支付分类来看，新实施条例在这一点上似未全面吸收改革的成果。
从理论上看，税收返还既然是一级政府给另一级政府的财力转移，那么它就完全符合转移支付的定义，将它归类为转移支付是站得住脚的，没有必要将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并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