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体系，既是当前应对国内外局势变化的主动举措，更是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本来应有之义。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以速度和数量为主的高速“起飞阶段”后，应该进入以效益和质量为主的面向内需的消费型社会。这就需要整个循环体系从外向内迁移，形成以内需为主的，内需带动外需、内部产业链与国际产业链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格局。因此，当前构建双循环经济体系，应该建立在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改革的大框架内，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和姿态，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方式，调动以国内要素资源为主的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积极性。
在构建双循环体系过程中，寻找其中的理论基础是必要的。现代经济是一个循环体系，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投资，这五个环节需要有效衔接，循环起来，才构成整个现代经济平稳运行的闭环。这五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造成经济运行体系的阻梗和停滞，这种“气血不畅”的状态积累久了就容易发生经济危机。无论是外循环、内循环还是双循环，核心之处并不是内和外之分，而是能够可持续的、健康的“循环”下去。在平稳循环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保持速度、效益、规模和质量的统一，就是所谓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应该在高质量发展的视域内，去认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的构建和运行。
首先需要认识的是经济增长和双循环体系的关系，即双循环体系能否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为什么会增长，内在的驱动力是什么；二是经济增长为什么会出现国家间和区域间的差异，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是技术外生推动的结果，内生增长模型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技术溢出和人力资本内生增长的结果。可见无论是哪种经济增长理论，都认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构建的双循环体系，不仅要循环下去，而且要在循环过程中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最核心的力量仍然是技术创新。国内外经济增长的历史现实也表明了，缺乏增长动能的经济循环体系是难以持久的。因为在经济循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靠经济增长本身，用持续的经济增长动能来带动循环体系的活力和动力。这一切都需要技术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个要求与高质量发展是内在统一的。
其次，要从立足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问题的发展经济学中寻找理论基础。相对于以生产函数为模型基础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和领域更加多元、更加复杂和更加接近于中国现实。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中高速增长，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然而中国又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规模现居世界第二，虽然总体上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但在某些区域、某个产业、某种技术的比较优势方面，在全球竞争中具备了发达经济体的特征。那么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无论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还是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理论，如何为中国经济当前这个特殊阶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提供理论启示和支撑，这需要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结合现实问题进行整合，构建新的基于双循环体系的发展经济学模型。
最终的答案需要从高质量发展视域内寻找。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面对国内外大变局，坚定不移的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复杂局势的最好举措。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最优状态，它摆脱了对要素数量投入的过度依赖，更加依靠技术的创新和结构的优化；同时也摆脱了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更加依靠国内需求的自我循环和“自我造血”能力。可以说，从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的循环体系，向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的双循环体系转变，是发展经济体在后发展时代所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也是高质量发展理念所必然经历的模式转变。因此当前构建双循环经济体系，并不完全是对外部局势变化的应对，而是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的应有之义。所以在理论上，我们需要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积累的历史经验中去总结、去提纯，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寻找构建双循环体系所需要的智慧和自信。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经过二季度的恢复性增长开始转负为正，疫情防控与全面复工复产结合，在全球范围内率先走出了低谷，显示出大规模经济体所固有的韧劲和活力，为构建双循环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从原有的经济循环体系向双循环体系转变，在客观上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和障碍。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经发展成为基础设施完善，工业门类齐全，市场规模庞大，消费结构合理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认为，当前向双循环经济体系转变已经具备了非常充足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为四个层面：
第一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规模已发展到新的阶段，具备向双循环体系转变的空间和回旋余地。经过四十多年的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经从初级发展经济体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经济总量、市场纵深，还是产业基础等都具备了实现双循环的有利条件。尤其是最近几年以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为主的产业升级，推动了新兴经济业态的繁荣，提高了经济的韧性和市场的活力。国内市场的深化，国内消费的持续增长，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普及和落实，都为双循环体系的构建创造了条件。
第二是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度已经大幅降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事实上已经在持续形成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对外需的依赖度的确越来越高，最高时外部需求超过20%，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度达到33%。但是自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外需占比就持续下降，到2018年降到了15%。当然，由于美国曾经一度经济复苏强劲，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在2018年反弹到了24%。但是从总体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度是不断降低的。
内需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比
资源来源：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张启明《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
第三是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是我国高质量发展模式中早就推动的一项长期举措，已经具备充足的战略基础和政策实施环境。如果深入理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内涵，就会发现与我国最近几年一直坚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已经具备了多年积累的政策制定和落实基础。事实上，中国近几年一直致力于产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自主创新，优先满足国内需求，持续构建广泛的内需市场，将完善的工业体系提升到新的层次，向工业4.0和制造业强国迈进，从去年开始又大力发展“新基建”，这些都为双循环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大的支撑。
第四是推进双循环体系建设是顺应国内外发展形势，特别是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后符合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的一项战略举措。当前去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经济贸易秩序更加强调区域化、国家化，单纯依赖国际经贸体系循环的成本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推进双循环体系建设，可以主动创造“进可攻、退可守”的经济发展环境，避免陷入到被动应对的局面，掌握更多的经济发展主动权，这是顺应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符合当前全球经济变化规律的战略举措。
当前从原有的经济循环体系向双循环体系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
第一是经济下滑环境下外需收缩造成的需求缺口问题。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相对去年同比回落7.5个百分点，其中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回落6.5个百分点，投资和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分别回落0.1和1.3个百分点。可见国内消费受到疫情影响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更大，外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支撑作用。在构建双循环体系的过程中，虽然最终外需会逐渐转化为内需，但短期内外需收缩会进一步扩大需求缺口，拉低经济增长速度。更为严重的是，对外出口的市场主体主要是吸收就业能力比较强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外需向内需的转化过程中如何妥善推动中小民企转型，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第二是对外依赖较高的粮食、能源和重要产业链安全问题。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2019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2300.7亿美元，同比增5.7%。自2008年起，我国人均粮食需求量和产量间的差距逐步扩大，粮食贸易逆差不断上升。尤其是大豆的对外依存度超过85%，过度依赖美国和巴西这两个国家。能源对外依存度最近十几年也逐年增大，2019年天然气进口966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43%；原油净进口量首次突破5亿吨大关，成品油净出口量首次突破5000万吨，对外依存度双破70%。另外，中国经济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产业链两头在外的现象，在重构产业链循环体系中，如何保障供应链不断裂和解决核心上游产品及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第三是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前所未有的复杂，制约双循环体系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多。当前疫情冲击引发的经济下滑仍然还在修复过程中，虽然反弹和恢复势头比较强劲，但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去全球化浪潮汹涌，中美摩擦已经从经济贸易层面向其它层面升级，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恶劣。国际治理体系也出现了碎片化倾向，极端重商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等非理性情绪越来越浓厚，对正常的国际经贸环境已经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局势下构建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体系，显然很可能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挑战。
在高质量发展的视域内构建双循环体系，需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理念，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统筹调动“国内、国外两个积极性”。通过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国内循环体系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以实现更加健康、更加平衡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打通内循环体系运转的制度性障碍。内循环体系的推进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体方案为指南，加快推进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工作。现只有解决了内循环体系运转的制度问题，才能为双循环体系的转变提供强大的制度支撑，否则内循环将会遭遇很多的障碍。从现实来看，国内的内循环体系在制度层面还存在很多的短板，首要的问题就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抓住双循环体系转变的主要矛盾，围绕内循环建立统一的内需市场，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主义，畅通各要素流动机制，鼓励和支持产业、资本、人才的良性循环。同时，要积极发挥财政、货币、税收和产业政策优势，解决的产能过剩问题，通过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经济、新产业，培育新动能。而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则势在必行，以三年行动规划和路线图为主要方向，激活国有企业创新动能，支持有科技创新实力和广阔市场前景的民营企业、民营资本参与到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促进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二是加快推进区域协同战略和城乡融合战略落地，搭建统一开放的内需市场。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代表的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是搭建统一开放市场的重要战略举措。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格局，政策、市场和资本等区域分化严重，未能建立起比较统一开放的内需市场。内循环为主体的经济模式需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可以认为，打通内循环的重要路径是促进区域协同和城乡融合，应加快资本、金融和产业的协同效应，实现各地区生产力优势互补，以空间结构优化弥补周期性因素的持续困扰，激发区域板块内生性增长的巨大潜力。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产投资环境，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农产品市场、消费市场，释放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三是加速推进对外开放政策的完善和落实，推动实现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以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是搞“闭关锁国”，而是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欢迎国外投资者和跨国企业进驻中国市场，落实各项对外开放措施，真正塑造一个自由、开放和潜力无限的市场经济环境。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外循环的体制机制存在很多的束缚，对外开放的领域并不多，存在一些不必要的限制性规则。毫无疑问，中国是全球化的贡献者、建设者和受益者。目前的外部环境逐步恶化，贸易保护主义泛滥，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左右了全球经济。加速推动对外开放，就是为了打破外部势力“逆全球化”的风潮，以维护全球化的利益格局，真正实现内外循环互动的运行。未来需要在资本市场、金融业开放、外商投资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给予高度重视，吸引更多的外资，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布局。
从供给侧来看，在构建双循环体系的过程中，首先要保证经济运行中的粮食、能源等重要物资的供给保障问题。将扩大粮食生产，提高重要农产品自给率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体系建设，鼓励发展新兴农业科技企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加强国家粮食储备管理，健全科学有效的粮食库存管理体制。强化能源安全意识，推动能源体制改革，加快新能源技术研发，稳固能源贸易通道，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逐步降低重要能源的对外依赖度。
其次，提高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力度，从产业链安全的角度解决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在基础研发方面，利用新型举国体制从过去的引进、模仿转变到自主寻求突破与创新。当前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信息产业的关键技术和材料，仍然由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掌握。在构建双循环体系过程中，需要认真谋划对国内产业链产生关键影响的核心技术中国该如何参与，是否掌控前端研究资源并掌握话语权，科技工作者能否从以模仿式科研为主转向以敢于试错的原创性科研为主，中国的“孵化器”体系是否更支持核心技术的产业化，这些都将影响双循环体系中的产业链安全问题。
第三，在双循环体系的框架内重新审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供给侧推动更加有利于匹配新型工业化需求的城市化。改革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消除阻碍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性因素，降低要素循环体系的摩擦和阻力。寻找区域发展新增长极和动力源，培育大都市圈、城市群发展带来区域增长新热点，优化区域布局并拉动内循环。
第四，增强市场主体和基层经济的活力，提高双循环经济的韧性。更好的运用定向和专项刺激方案，及时纾困中小企业。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技术升级和模式创新，通过改善供应链体系，提高现金流管理能力，加快存货和资金周转率，提高基层经济生态的活跃度，推动内循环体系良性运转。
第五，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技术升级扩大中高端供给，改变中低端生产过剩，中高端供给不足的局面。着重补芯片和软件产业的短板，实现自主可控并形成比较优势。同时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总体上形成有利于双循环体系的弹性供给结构。
从需求侧来看，为了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先需要积极应对短期内由于外部环境变化造成的外需低迷问题。由于国际环境的不稳定，地缘政治经济矛盾加深叠加海外疫情的扰动，外需收缩且短期恢复压力很大。从短期应对举措看，出口转内销和外需转内需相辅相成，既是帮扶外贸企业破解内销难题，也是促进外贸就业基本稳定的应急之举，长期将有助于灵活性融通内外贸和促进双循环。其次为了形成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循环体系，需要采取相应的举措将外需转化为内需，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中国旅客海外消费特征，有序引导国内相关行业提供的与之匹配的高质量商品。中国出境游渗透率虽然仅有11%，但却贡献了1800亿免税消费额，包括医疗、留学在内的整体消费甚至超过了1万亿元，占全球比例超过50%。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中国消费者对品牌、品类和质量的要求都逐渐提高。在促消费政策的鼓励下，中国免税行业的大力推进将成为促进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海南离岛免税市场为代表的刺激消费回流机制，引导并激发了市场活跃度和需求热情。三亚国际免税城自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和7月1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颁布后，免税销售金额和购物旅客分别较去年增长234.19%和42.71%，分别达到22.19亿元和28.10万人次，不仅成功引领了千亿海外消费回流，而且推动了相关投融资体系开启新一轮局部内循环，同时刺激了旅游消费相关的产品制造。
第二，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和新经济，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形成国内大循环下的需求新格局。在电商蓬勃发展和数字化渗透全行业的背景下，全渠道消费已成为趋势。今年1—6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51501亿元，同比增长7.3%。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4.3%，成为当前稳定消费进而稳定经济的重要力量。而非实物商品中，健康教育文娱类消费成为新热点。2019年，中国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增速达到16.1%，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增速为6.7%，其中旅游和电影票房收入增速显著。通过数据可以发现，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在疫情期间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显著增加，尤其是对服务类需求的增加显著。因此，加速完善内循环的方式之一就是构建全渠道市场空间，满足消费者不断迭代的购物体验。
第三，深耕消费新模式，满足消费结构的升级。在日常生活消费中，促进便利化和品质化，同时提升智能化渗透率。比如O2O平台由于无接触配送的特点和及时到货的便利性，深受消费者追捧，消费者更愿意为速度和便利性买单。另外，抖音、直播平台等的兴起也暗示了消费者更加注重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背后的社交意义，消费从个人行为向社群传播。消费方式的转变、消费结构的升级，其意义不仅在于自身从弱到强的提质增效，更在于它的价值是为“百业赋能”，能够对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发挥“乘数效应”，促进更多从有到优的升级，形成良性循环、稳步推进。
第四，正确处理好房地产与内部需求之间的关系，沿着消费升级的思路发展“新刚需”。家庭结构的变化，收入水平的提高提升了改善性住房的需求，线上教育和社交娱乐的兴起激发了电子产品的需求，商住两用空间增加了家电和家具的多样化需求，生活品质和审美标准的提高增加了宠物市场和美容护理的需求等等，这些需求都是在房地产存量市场上激发的“新刚需”。同时坚持“房主不炒”的政策主基调，防止房地产价格的过度上涨，将居民可支配收入从住房支付负担中解放出来增加日常和其它耐用品及文娱消费。
最后，要引导高质量的国内投资需求，重点在新基建和技术密集型的资本支出投资层面发力，为双循环体系的高效运行提供基础支撑。在双循环体系中，投资依然是推动经济循环和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投资的领域和方向应该有很大的不同，从过去以地方政府主导的传统城市基础设施，向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铁和新型城市轨道交通等新型基础设施转变。新基建投资一方面创造激发了国内需求，另一方面也为数字经济时代贯彻高质量发展理念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而在企业投资层面，通过减税、补贴等措施引导企业加速传统设备折旧，扩大技术和设备升级改造方面的资本支出，通过企业微观层面的技术密集型资本投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为双循环体系的运行提供更有效率的新动能。
综上，坚持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基本理念不动摇，通过供给侧的创新创造新需求，需求侧的升级带动新供给，供需两侧在双循环体系下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闭环。伴随完善的基础设施在推动经济循环中的基础支撑和科技革命的溢出效应，中国经济依靠庞大、多元、富有纵深和广度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将逐步建立起具有充足的条件构建高质量、可持续的双循环经济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