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万方多难”的时刻。新冠疫情影响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全部人口，成为二战以来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一场最严重的危机。截至5月12日的统计显示，全球感染总数已达420万，病逝者超过28万。对遭受冲击的国家来说，新冠疫情是对医疗、治理和经济体系的极端压力测试，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问题纷纷暴露出来。
从全球范围、经济视角看，疫情出现两大波冲击：“第一冲击波”从东到西，依次经历了东亚、欧洲和北美三波，中东的情况也很严重；“第二冲击波”从北到南，由北半球经济发达地区到南半球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延伸。
从疫情本身看“第一冲击波”在欧美已经见顶，但对世界经济的严重影响仍将持续释放。由于检测不足带来的数据问题，我们仍无法真正了解“第二冲击波”的严重程度，但其对南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打击不可估量，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也不容忽视。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空前力度的政策干预下，世界经济将免于1930年代初大萧条的局面，但衰退程度较之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得多。展望“后新冠时代”，世界经济增速将再下一个台阶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全球化进程将遭到进一步削弱，国际格局也将面临重大调整。
“第一冲击波”的空前打击
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主要是因为隔离措施导致经济停滞，这是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同时发生的。
从各国的具体情况看，疫情严重程度和应对模式不同，经济停滞的程度和持续时间也有很大差别，各方面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也不同。
如果发生大范围企业破产和大规模失业，将导致消费、投资和总需求不足，经济危机就会发生。如果对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乃至整个信用体系带来严重冲击，就会引发金融危机。如果政府债务规模和赤字率过度扩张，则可能导致债务危机。
面对疫情冲击，“非必要”（non-essential）服务行业占比高、宏观经济风险高、外贸依存度高的国家更显其“脆弱性”，储蓄投资率高、数字化程度高、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的经济体则更具“抵抗力”。疫情冲击过后，经济难以很快恢复，某些损害将长期存在；短期反弹的高度取决于企业经营、就业和消费恢复的程度，而政府应对疫情和刺激经济的政策将发挥关键作用。
新冠疫情“第一冲击波”主要影响的是东亚(包括中日韩）、西欧和北美，这些地区占世界经济的70%以上，决定了疫情对世界经济的总体影响。据4月14日IMF发布的季度《世界经济展望》估计，2020年世界经济将下降3%，情况较之2009年严重得多。从1月份3.3%的估计值到现在-3%的变化意味着全球产出超过6个百分点的降幅。
各主要经济体的情况差别比较大，IMF对中国、美国和欧元区GDP增长率估计值分别为1.2%、-5.9%和-7.5%。欧洲央行预计，欧元区GDP降幅在5%到12%之间。从第一季度情况看，由于疫情肆虐的时间差，各主要经济体经济所受冲击程度不同。中国第一季度经济衰退最为严重，初步核算显示GDP下降6.8%；美国第一季度GDP降幅为4.8%；欧盟第一季度GDP环比下降3.5%，同比下降2.7%。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可望回升，而美国和欧洲的衰退将变得极其严重。综合分析上半年情况，中国经济的谷底是2月份，美国经济的谷底是4、5月份，欧洲则介于两者之间。
展望下一阶段，各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有所不同：中国的问题在需求；美国的问题在失业；欧洲的问题在债务。
中国首先遭受疫情冲击，其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具有早、烈、短的特点。中国经济结构中，制造业占比高，房地产影响大。从一季度的情况看，汽车和房地产等重要行业形势极其严峻。1-2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近39.9%，由于三月份情况好转，一季度降幅为26.3%。2月份乘用车销量同比暴跌81.7%，三月降幅缩小至48.4%，一季度的整体降幅为45.4%。2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猛降至35.7%的历史最低水平，非制造业PMI则骤降到29.6%，两者于3月迅速回升到52.0%和52.3%，显示疫情冲击强烈，但持续时间较短。
由于疫情传遍全世界，波浪难免返回来产生影响，中国经济也将从需求方向受到冲击。以美元计的出口1-2月下降17.1%， 3月份降幅收窄至6.6%，4月份翻转为3.5%的正增长——出口情况改善主要是复产复工的结果。由于外需骤降、订单取消，后续外贸形势将很严峻；从全球海运的预测数据看，冲击可能将在5月份的海关统计中开始显示出来。内需方面，疫情导致的失业增加、收入下降和边际消费减弱意味着，国内需求的全面恢复尚需假以时日。换言之，因隔离措施导致供给需求同时消失，现在供给逐渐恢复，但需求却难以跟上。
疫情对欧元区和美国经济的短期冲击巨大。欧美都是高度发达的经济体，服务业占GDP四分之三左右。所以，在疫情中不得不关闭的“非必要”服务行业决定了直接短期冲击的影响程度。在欧洲，这部分服务行业占了总产出的1/3左右。因此，严格的隔离措施持续一个月就意味着GDP年增长率近3个百分点的下降。另外，还要考虑失业增加、消费减少、制造萎缩、金融冲击和宏观风险等诸多因素。
从美国的情况看，3月零售额环比下降8.7%，这是有史以来最大降幅；工业产值下降幅度为1946年以来最大值。第二季度美国经济衰退将出现大幅萎缩，各机构对GDP增速的预测从-40%到-10%不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失业方面的冲击非常严重。3月15日至4月25日的六周内，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分别为330万人、690万、660万、520万、440万、380万和320万，总数达到3300万，而之前的最高周纪录只有70万。5月8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有2050万人失业，失业率达到14.7%，超过1948年10.8%的记录，是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据估计，美国的实际失业率可能还要高5-10个百分点，并将继续扩大。
针对新冠疫情冲击，美国经济政策应对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于3月15日一步到位降息至零；于3月23日宣布实施无限量QE并首次购买公司债券；4月9日进一步宣布推出2.3万亿美元的增量资金，对企业和州及地方政府提供支持，并扩大其债券购买范围。财政政策方面，美国3月27日通过了《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法案），实施高达2万亿美元的经济纾困计划。该计划直接对美国家庭发放现金，并对企业、劳工和医疗机构提供支持。
巨额支出将导致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率和净债务负担大幅上升，而最终这些负担将转移到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QE显然是实现这种转移的主要途径。CARES法案中的“薪资保护计划”对中小企业提供总额达349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以帮助其继续支付员工工资及其他费用，在资金耗尽后又追加了3100亿美元的第二批资金。然而，巨大的资金支持并未阻止美国就业形势的迅速恶化。同样，QE对资产价格的支撑作用明显，但对实体经济的输血功能有限。5月12日，众议院民主党人提出超过3万亿美元的新的纾困法案，能否通过尚不得而知。
欧洲也采取了必要的经济应对举措，但规模、力度远弱于美国。货币政策方面，QE的实施是关键。欧洲央行在这方面的行动非常迅速，于3月18日宣布实施年度规模7500亿欧元的“疫情紧急购买计划”。财政刺激方面，欧盟将推出一个大规模的“复苏基金”，有的成员国则先行一步。其中，德国于3月23日宣布了高达75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政策，涉及1560亿欧元的增量预算将通过举债实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欧盟于3月20日决定暂停对成员国实施3%的赤字限制。理论上，只要存在国际市场融资需求，而主权债务评级又掌握在别人手里，债务危机就有可能发生。的确，意大利疫情刚刚缓解，惠誉就于4月29日将其信用评级下调至“BBB-”。对欧盟而言，导致欧债危机爆发的基本制度问题仍然存在，而现在一些成员国债务规模大幅增长，债务风险迅速扩大。这是否会演变为严重的债务危机，取决于欧盟的团结和制度灵活性。制度完善将围绕加强欧洲央行和欧洲稳定机制的作用进行，但围绕推出共同债务工具（如“新冠债券”）的分歧仍然明显。
比较而言，中国的经济政策应对迄今仍很“低调”。值得注意的是，3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涉及3.1万亿增量信贷。货币政策方面：一季度央行基础货币净投放量大增，利率中枢下行；4月20日LPR报价1年期和5年期分别下降20个基点和10个基点；4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超过3万亿，M2同比增速达到11%。实际上，货币政策放松的空间仍然很大：一是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息差本来就偏大，现在又进一步拉大；二是全球衰退带来了巨大的通缩压力，这缓解了中国货币当局在通胀方面的顾虑。财政政策方面，中国政府尚未宣布大力度的一揽子投资计划；看似按兵不动，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已箭在弦上。从政策基调看，4月1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保基层运转。从“六稳”到“六保”，这显示中国政府对疫情经济冲击有清醒认识，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可望设定在一个现实、理性的水平。
“第二波冲击”的致命威胁
新冠疫情的全球传播具有明显的南北差别——这里所说的南北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又代表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截至2020年5月12日，“第一冲击波”所影响的东亚、中东、欧洲和北美四个地区感染总数约350万，占了全球感染总数420万的近85%。其中欧洲和北美占全球人口的一成多，感染人数却占了超过七成。比较而言，热带和南半球发展中国家受新冠疫情影响程度相对较低。这可能与气候因素相关，可能由于城市化程度和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相对较低，从而导致疫情传入较晚、速率较低、规模较小。但是，一旦疫情从输入转为社区传播，病毒自身的传播规律意味着这些国家将受到严重冲击。
另外，还存在几个特殊因素：一是大范围隔离措施虽然实施，但效果并不一定理想；其二，很多国家有巨大的贫民窟，人口密度极高，卫生条件很差，成为疫情传播的温床；其三，一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净水洗手等最基本的防疫措施都是问题。如果说“第一冲击波”的影响主要看欧洲和美国，“第二冲击波”则要看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人口大国的情况。最新数据显示，巴、印两国的感染总数已经分别超过17万和7万，而秘鲁、墨西哥等南美诸国紧随其后，形势非常严峻。
对于各国疫情的研判，几个重要指标包括：1）首个病例出现日期；2）测试人数、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特别是以人口为分母的相对指标；3）传播率R0和病死率CFT。对医疗体系而言，人均医院床位、呼吸机和ICU数量，以及医护人员数量和个人防护用品供应决定了其应对疫情的能力。在疫情暴发、热点出现的情况下，能不能做到轻症隔离、重症救治、其他重病不耽误，还需要大量的临时性医疗资源投入。
南方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医疗体系落后、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非洲人口超过12亿，但所有公立医院的呼吸机总数不到2000台，仅为当下中国几天的产能；相比较而言，美国则拥有超过17万台。
目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于检测能力不足、统计口径太小导致数据报告偏低。这个问题在发达国家疫情传播早期非常突出，现在在疫情暴发的发展中国家情况尤其严重。例如，4月1日墨西哥报告了约1400个病例，但总测试量只有约1万人，而其时美国仅纽约州就测试了20万人；因此有估计认为，墨西哥的实际感染数为报告数的近10倍。最新数据显示非洲有约6.7万人感染，2400人病逝，同样可能存在严重低估。根据世卫组织的模型估算，如果遏制措施失败，非洲将有2900-4400万人感染，8-19万人死亡。
面对新冠疫情的“第二冲击波”，南方发展中国家将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疫情本身的冲击是一方面。另外，很多国家本来就有严重的公共卫生和营养不良问题，并存在艾滋病等其他传染病的大范围感染；一旦新冠疫情大规模传播，多重风险叠加释放会非常危险。低收入国家较低的收入、生产水平和落后的商业、供应体系意味着，隔离措施带来的冲击较之高收入国家更加显著。对后者而言，这导致经济衰退，对前者则可能意味着饥饿和死亡。
如果说发达国家在前期推出隔离措施、后期决策放开经济时面对的是民众健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权衡，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则可能面临“病死”和“饿死”之间的两难选择。一旦疫情失控，部分低收入国家可能出现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爆发导致人道主义危机的局面，其威胁将是“致命”的。经济方面，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是一个特别值得担心的问题。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由于新冠疫情冲击，全世界面临严重饥饿的人口总数可能在2020年增加一倍至2.65亿人。
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格局看，南方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农产品和矿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出口国，工业制成品在这些国家出口中所占比例普遍很低。对很多中低收入国家而言，农业和采掘业占经济的比重很高，一些国家的服务业则依赖国际旅游者。因此，新冠疫情导致的基础商品价格大跌、国际旅游来源枯竭使这些国家出口收入锐减。
从基础商品价格的变化看，除贵金属由于其金融投资属性出现价格上涨外，其他各类商品价格普遍出现大幅下跌，油价下跌尤甚。综合来看，Bloomberg商品价格指数从1月初的80以上大跌到3月中的60左右，之后在60-65之间的区间盘整。总体上，基础商品价格大跌对资源型经济体的影响很大，表现在出口收入、国际收支、就业、财政和货币等很多方面。同时，政府债务状况恶化和国际资本外流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和部门新兴经济体可能出现国际收支、货币金融和公共债务等方面的危机。
对世界经济而言，“第二冲击波”意味着需求冲击，更意味着供给挑战，并可能带来粮食和资源安全方面的问题。3月中旬以来，多国宣布限制或暂停粮食出口，其中包括越南、泰国、印度等大米出口大国，以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埃及等粮食生产大国。粮食自给率低、储备量少的国家难免受到影响，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恐慌性购买和投机行为也会加剧这方面的风险。正是出于这方面的担心，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在3月31日发表声明，呼吁各国在防疫过程中将对粮食供应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矿产品的生产、运输和供应链也因为新冠疫情暴发出现问题，并影响了全球市场上的供给情况。
这首先出现在黄金、钯金等贵金属领域，也向铜、铁矿石等工业金属蔓延。例如，3月中旬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淡水河谷公司出现新冠病例，巴西政府旋即决定关闭数十个矿场。具体商品价格的变动取决于新冠疫情下供给受限和需求不足的相对程度，但总体上供应稳定性将下降，市场波动风险将加大。如果国际上情况持续恶化，粮食自给率高、储备量大的中国也不能高枕无忧；同时，作为全球最大的矿产品进口国，如何在新冠疫情“第二冲击波”影响下确保资源安全也值得思考。
新冠疫情导致世界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将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1930年代初大萧条之间。具体取决于疫情能否在2020年上半年得到有效控制，这比较符合疫情“第一冲击波”的情况，但“第二冲击波”则存在变数。如果疫情在南半球经济落后地区失控，又于秋冬流感季节在北半球经济发达地区卷土重来——如同1918年西班牙流感暴发时的情况，世界经济将出现严重萧条的局面。当下的中国既面临前期经济恢复问题，又要对后期外部冲击做充分准备。前者主要取决于国内可控因素，而后者更加复杂，不可控因素多，也可能持续较长时间。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作为恢复经济增长“杀手锏”的大规模投资势在必行。这方面，投资方向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确定同样重要，具体需要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相结合，着重于新型、绿色、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速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并致力于塑造一个更有活力、韧性和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体系。
展望“后新冠时代”
新冠疫情冲击终将过去，经济却难以回到疫情前的状态。如何展望“后新冠时代”的全球经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际，笔者做出了世界经济从高速到低速、全球化从强势到弱势“双重转变”的判断。的确，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速发生了从“5字头”（5%以上）到“3字头”（3-4%）的显著转变；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乏力，全球化由强转弱，特别是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明显。笔者预测，后新冠时代世界经济增速可能再下一个台阶至3%以下的低速增长阶段。同时，新冠疫情的暴发可能使反全球化思潮和逆全球化的民意基础进一步增强，保护主义政策加码，企业供应链调整加速，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从而导致全球化进一步退潮。
对微观经济主体而言，从疫情前的旧常态、旧均衡到疫情后的新常态、新均衡意味着巨大挑战，但同时也蕴含着资产配置、业务布局和市场发展方面的机遇。对各国来说，谁受到的冲击较小，谁能够率先复苏、优先布局，谁就能够在后新冠时代的全球经济中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政策方面，前期旨在缓解困难的“救济政策”和后期力求促进增长的“刺激政策”同样重要。对后者而言，既要努力让经济走得更高、更快，又要让经济变得更强、更好。
面对新冠疫情的大冲击、大挑战，（货币）“大放水”、（财政）“大刺激”成为必然选项，但各国政府的政策能力却存在显著差异，一般发展中国家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包括中美欧在内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非常重要，但现在看形势不容乐观。首先，发达国家的政策运用接近底线，后期政策空间显著缩小。其次，国际合作氛围不佳，大国之间的信任程度大不如前。再次，在反对保护主义方面，多边贸易体系和G20等机制已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从中期来看，如果新冠疫情得到遏制、大国分歧得到管控，世界经济可望于2021年走向复苏。反之，全球经济则难免陷入低迷，国际局势也可能出现动荡。
新冠疫情是一个全球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然而，世界各国尚未展现出充分的国际合作，全球领导力明显缺失。疫苗无疑是阻止新冠疫情蔓延的关键，因此亟需加强这方面的国际协调，确保其成为全球公共产品。面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空前挑战，应重申国际人道主义，倡导全球多边合作。在有效遏止“第一冲击波”空前打击的同时，应竭力防范“第二冲击波”的致命威胁，特别是避免疫情在中低收入国家传播可能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各种次生灾害和人道主义灾难。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第一冲击波”见顶、自身经济稳住阵脚之际，亟需对面临“第二冲击波”的经济欠发达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支援。显然，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这表现在分享防疫经验、输出医疗资源和提供援助资金等诸多方面——这无疑是当前“南南合作”的关键。
作者谨以此文敬献先考梁公讳玉柱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