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3月中旬，疫情在中国的扩散已得到控制，国内除湖北省以外省市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开始推动复工复产，虽然一季度中国经济可能出现负增长，但市场寄望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会率先复苏。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蔓延，其速度和影响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全球金融市场激烈动荡。美股10天四次熔断，油价暴跌带来市场恐慌。中国与欧美的贸易已基本处于中断状态，导致大量出口依赖性企业的订单纷纷被取消，全球产业链的断链也使中国国内复工复产变得更加复杂艰难。
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动荡，引发当前市场不少悲观预期，认为此次疫情冲击或许使世界正面临类似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萧条的情形。新一轮经济衰退的讨论甚嚣尘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目前美国经济到了调整的时候，本身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已扩张了十几年，叠加疫情、油价的冲击，如果股市继续往下跌，金融危机是有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是毫无疑问的，衰退的时间取决于疫情持续多久。如果三个月之内有疫苗或特效药能运用到临床，经济不会再继续滑坡，否则结果堪忧。”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走势？全球经济是否会步入衰退？如何尽快提升国内复工复产率？近日姚洋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全球3月PMI指数纷纷创出纪录新低
《财经》：怎么看国外疫情蔓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姚洋：3月以来疫情在全球扩散，达到了全球流行级别。一些国家借鉴中国经验，采取封城，做的最彻底的是意大利。还有一些国家停止大型活动，比如美国标志性的NBA、橄榄球等赛事停摆，迪士尼、拉斯维加斯赌场停业，电影院等娱乐场所关闭。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多点扩散，正在深刻改变着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可以说，国际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和下跌速度超过了2008年“次贷危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截至3月26日，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49106例，达到380723例；中国以外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2395例，达到17541例。
受此影响，美国股市在三月中旬的十个交易内接连发生四次熔断，主要股票指数年初以来跌幅达到约30%。与此同时，欧洲股市下跌了约35%，日、韩股市下跌约25%，印度、越南、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股市下跌幅度也在30%左右；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下跌；全球3月PMI指数纷纷创出纪录新低，国际时局变得复杂而脆弱。
《财经》：近日关于全球经济已深度衰退的观点甚嚣尘上。您怎么看？
姚洋：我觉得多数国家目前处于“两难”境地。如果置疫情于不顾，股市会一直处于震荡不安的状态。之所以股市连续熔断，油价闪崩，其实都是因为疫情情况不明朗，有很多不确定性造成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开始想采取冷处理，告诉大家没有疫情，只不过是一场流感而已，现在看来遮掩是失败了，白宫都已经关闭了。
像意大利采取封国、封城，这样又导致经济停顿下来，甭管采用哪种措施，全球经济恐怕都有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为什么股市连续熔断最终有可能会引起危机？因为美国的股市和经济实体联系紧密，直接和间接渠道都会传导到实体经济。与此同时，股市下跌，影响市场对未来的预期，大家的投资意愿下降，消费也会下降。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金融部门可能产生连锁反应，暴发类似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美联储的无限量QE暂时稳住了美国股市，但并不可持续，待3月的经济数据出台，股市可能再次下跌。如果股市价格继续下跌，危机不可避免。
如果我们判断世界疫情，处于中国早期的情况，世界疫情高峰还未到来，达到中国今天的抗疫效果大约需要两个月时间。算起来到6月。这比我当初预料的衰退要严重得多。
《财经》：中国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疫情在全球其他国家暴发会增加中国产业面临输入性风险，导致产业链受二次冲击？
姚洋：的确，中国已经深深嵌入到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疫情在全球其他国家的暴发将增加中国产业面临的输入性风险。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内外部冲击，疫情带来的短期经济影响很可能演化为系统性的经济风险。中国疫情初期，制造企业停产，造成产业链断供和内部断链，现在国外疫情持续恶化，全球消费下降，连带着中国的进出口下降，美国、韩国和欧洲等是中国重要的中间产品进口地，这些国家的疫情恶化可能会对中国产业链造成再次的冲击。针对以上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加快推进国内产业链整体复工复产，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国外疫情对中国产业链冲击的评估，进一步强化产业链整体复工的思路，发掘产业链配套完善的优势，加大对重点产业环节复工复产的支持力度。我预测，中国全年的出口恐怕是负增长。
《财经》：一季度宏观数据将公布，中国经济受疫情的冲击比较大。您怎么看全年趋势？
姚洋：国内经济在2月、3月受到重创。受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减税降费翘尾、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影响，2020年1月-2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其中的税收收入均为负增长。2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只有35.7%。这是我研究经济学以来看到的最低数据，哪怕只是和1月相比，也掉了14.3个百分点，下降非常严重。一般来讲，这个指数超过50%，说明经济是景气的，反之不景气。由于疫情的人际传播，服务业受损更大，2月服务业的商务活动指数只有30%，比上个月回落23%，比制造业更差。
一系列经济活动大幅减少，也导致物价、制造业价格等指数下降。2月份的制造业价格指数比1月下降7.5%，降幅非常大；服务业价格指数下降更是高达15%。这两项数据均表明，国内经济在2月受到重创。3月的数据马上也会出来，估计会相比2月也不会太好。
这些都说明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包括复工进度也不容乐观。
或许是因为现在的互联网，微信传播力强大，老百姓对疫情的重视程度远超当年SARS。记得当年SARS的时候，北大停课了，但是我们照常上班，现在大家都不上班，待在家里，人心惶惶。这对中国的供需影响是“双杀”。中国经济原本就是大幅度减速，特别是过去两年，由于去杠杆过猛，减速比较严重，疫情又更严重，扩散更广，对经济影响比较大。
当然，也应该看到，此次疫情也催化了一批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兴产业。比如加快了远程教育、远程诊断、在线办公等新型终端应用的发展；疫情导致员工不能复工，但激发了企业实现自动化、智能化转型的内在动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受到重视。现在网络会议，网络直播很火。我最近参加几个网络会议，组织方不用出会费，大家不用出去跑，减少交通污染，会开了，讨论也蛮热烈。网上直播行业肯定要大发展。
《财经》：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很多人最担心出口。如果疫情全球进一步扩散并持续时间较长，进出口供应链将面临严峻挑战。
姚洋：今年前两个月的进出口数据双双下降。其中，按人民币计价的出口下降15%，按美元计价的出口下降17%，进口下降11%。在全球疫情恢复前，海外需求受到影响，势必导致中国出口萎缩。今年的出口肯定不好，这是没有办法的。今年我估计出口负增长是大概率事件。近期国内纺织企业出口订单已经明显下滑，甚至部分订单被取消或延期交货。同时，出口企业还得面对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常项目没有恶化，以后可能还要改善，因为出口下降，进口的价值也在下降。特别油价下降之后，进口的价值下降会更多。一二月进口的下降比出口下降要少一些，但是估计今后几个月，进口的下降会上升。
另外，如果中国的股市不出现大问题的话，那外资会流入中国。中美利差也有所扩大，增加了人民币资产在全球的配置价值和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可能要升值，所以外贸企业要面临升值的压力。
《财经》：随着中国疫情影响好转，消费会不会出现报复性反弹？
姚洋：如果5月之前疫情基本结束，管制基本上没有了，那“五一”小长假肯定会有一个报复性的消费反弹，大家憋了这么长时间，肯定要出去。现在看来4月底能够结束疫情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我还是怀着希望。目前，许多城市对消费场所已经解禁，但去消费的人还是比较少，原因是大家还是怕传染。建议，除非国外输入风险很高的地区，社会防控可以适度放宽，如取消消费场所测体温、扫健康码等措施，让群众放宽心，减少紧张感。恢复消费，服务业恢复正常是关键，因为它把住了消费的龙头。
民企复工纾困,更须“硬核”对策
《财经》：按地方公布的数据，大部分复工复产率达到100%。但是一些学者根据污染物排放、用电量、大数据等方式测算，复工率大约70%。
姚洋：总体讲，复工进度不容乐观。大家知道春节之后中央政府就开始提复工，但是直到3月初，复工率全国只有60%左右，现在可能略有提高，估计不会超过80%。我看到3月初，百度出行算出来的数据，截至3月3日，复工率57.42%，3月17日达到70%。由于人员、物流、供应链的多方面因素限制，企业复工效率和产能利用率相对较低。从万得数据库的各城市地铁客运量和拥堵延时指数来看，北京、上海、广州等绝大部分城市地铁客运量和拥堵延时指数都显著低于往年同期水平。此外，六大电厂的日均耗煤也显著低于往年同期水平，这说明各地复工生产效率还较低，需要尽快提升复工生产效率，推动经济运行回到疫情前水平。
同时，我发现在复工复产方面，地区差距很大，行业差距也很大。地区差距很有意思，复工比较高的地方是沿海区域，是这些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地方。复工率比较低的地方，实际在受疫情影响比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很有意思，中西部地区有很多地方连续十几、二十多天零增长，没有新的疫情，但是复工仍然很差。
北京大学国发院的张丹丹老师，最近完成对全国近4000多人的代表性调查，发现3月10日全国的复工率是60%，制造业的复工率64%，餐饮业复工率只有三分之一。金融业高一些，其他服务业大约在50%以下。广东浙江的复工率最高，超过70%。湖北比较低，安徽、重庆、河南、黑龙江、山西低于50%。山西这种地方受疫情影响很小，但是复工率非常低，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行业方面，制造业的复工复产相对比较好，一些行业达到90%以上。但是，服务业、建筑业的复工率相对较低。
《财经》：您怎么看目前复产复工复产率？
姚洋：我认为目前复工复产难主要是中小民营企业、特别是服务业里的民企。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全国工业大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工率大多已经超过了90%，工业大省比如浙江、广东、山东、江苏等省已超过95%。中小企业的复工复产率只有52%。他们主要还是面临订单减少和融资难的问题。尽管宏观政策趋于宽松，但是民企融资难，特别是中小民企融资难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欧美采购商取消订单，也导致中小出口型企业“无工可复”。
为了复工，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比方财政手段，减免或推迟税收，开工补贴，各地政府都在做。特别是社保的减免和推迟，社保甭管开工不开工都得交，其他税收特别是增值税不卖产品也不交税。社保如果能往后推，对大家渡过难关是很有帮助的。有些地方采取金融手段，采取定向低息贷款，我个人觉得开工补贴，低息贷款这些做法影响面很窄，国家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可能还会造成很大的寻租问题。谁能得到低息贷款、财政补贴？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
协商解决租金，这是政府应该积极介入的。特别是从事服务业的中小民企，他们不开工还要交房租，很多中小企业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保就业是当前第一要务，可是没有生产，就没有就业。
《财经》：搞好就业工作，才能让微观经济单元恢复生产动力，才能让经济运行重回正轨。
姚洋：农村工人的返工不容乐观。我不想用“农民工”这个词，都是工人，只不过户籍在农村。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团队对14省104个零疫情的村接连做了两个调查。2月中旬，劳动力流出比例只有10%，2月底上升到30%。张丹丹老师的调查，城镇职工复工率63%，农村工人复工率54%，低了10个百分点。这个情况是普遍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建筑工地复工率是比较低的，没有工人，主要原因是工人出不来。中央强调有序复工，几次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都是要求有序复工，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很多障碍。
《财经》：如何加速复工？
姚洋：我认为政策可以更加明朗，不能总是“既要，又要”。既要有序复工，又要保证病例零增长，否则一票否决。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可能算账，不复工损失的是生产企业，但是多了一个病例，可能就要问责，被处理。因此官员第一个反应是，坚决不能因为复工产生新的疫情。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执行中央有序复工的命令打折扣了。建议可以放宽“零增长”的要求。我们不可能完全切断国外输入疫情的通道，如果国外疫情到6月还不能消停下来，就不可能保障达到病例为零，而且按照有的地方规定，达到零增长后还要持续一个月，才算疫情结束。疫情基本结束后，才可能复课、复工，这样到6月了。经济两个月停摆可以，但是，半年停摆，不能。
另外，“一票否决”也可能让地方政府啥事不敢做了。要给地方松绑，让地方官员敢于担当。要相信基层干部的判断力。如果不给地方松绑，大家等着、看着、望着上级下命令，工作容易被动。接下来，除武汉，复工是其他所有城市第一要任。
总之，复工复产是当务之急，3月27日政治局常委会对此已经有较为明确的表述，希望能够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当前，改变群众的防疫观念和政府的防疫措施是推进复工复产的关键。
《财经》：稳就业的重点在于稳企业，特别是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中小企业。您有什么建议？
姚洋：受疫情伤害最大的群体是那些中小微企业和他们的员工。像餐馆、出租车、杂货店和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它们的经营活动因为疫情的暴发被迫停下来。尽管营业收入没有了，但它们还需要支付生产经营场所和设备的租赁费、员工工资和福利。而中小企业是吸收接纳就业的主要力量。如果这些企业大批量倒闭，社会失业人口将显著增加。因此，因疫情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最该获得救济。
这些中小企业的境况并不能凭货币信贷宽松得到改善，因为商业银行体系的信贷制度对小企业并不有利。民企融资难有几方面原因。第一，中小型民企风险高。这是要承认的，民企平均寿命3-5年。第二，大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业务有限制。给中小型民企放贷相对成本比较高，放贷数额无论大小，审批流程都是一样。第三，过去几年去杠杆把市场中的高风险偏好的机构和业务打压下去了，货币政策的最后毛细血管被堵塞。
宽松的货币政策如何做到精准“滴灌”？首先要解决资金流的毛细血管不通畅的问题。比如，我建议把2000多家城商行花三四个月时间治理一遍，搞清楚有没有掏空行为，有掏空行为送监狱，经过一番整顿，重新上路。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就是这么干的，整顿、重新上路，让有信誉的机构留下来，有问题的机构破产掉。疏通毛细血管，资金才能流向中小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