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当前疫情形势已渐趋平稳，截止2020年4月29日，累计确诊人数为84369例，新增确诊主要为境外输入；国外累计确诊人数已经超过300万，其中美国确诊人数超过100万，累计死亡人数超过6万。
展望全球经济形势，国际货币基金认为2020年可能将形成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迅速的经济衰退。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增长为-0.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为-3%，严重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预计2020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为-6.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为-1%。如果疫情得到有效控制，2021年会出现反弹式增长。
根据IMF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为1.2%，与大部分人预测接近，2021年经济预计会出现报复性反弹达到9.2%。
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及外贸情况：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第一季度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分别为：东盟，欧盟，美国。据海关总署4月14日上午发布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额为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6.4%。其中，出口额为3.33万亿元，下降11.4%; 进口额为3.24万亿元，下降0.7%;贸易顺差为983.3亿元，收窄了80.6%。
东盟超欧盟成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一季度，中国对东盟进出口9913.4亿元，增长6.1%，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5.1%，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对欧盟进出口8759.3亿元，下降10.4%；对美国进出口6680.1亿元，下降18.3%；虽然受疫情影响，第一季度中国的进出口额有所下降，但中国还是在坚持进口美国农产品。随着第一阶段协议逐步落地，中国自美进口大豆、猪肉、棉花等商品增长迅速。一季度，中国自美进口农产品总额达355.6亿元，增长1.1倍。其中，进口大豆781.4万吨，增长2.1倍；进口猪肉218.8亿元，16.8万吨，增长6.4倍；进口棉花12.4万吨，增长43.5%。
大部分国家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都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具体来看各国的货币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定向增加信贷供给
美国: 三轮共计超过2.3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建立针对一级市场公司信贷融资便利机制；推出项大众商业贷款项，向小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提供部分免偿还贷款。
英国: 为企业提供总计3300亿英镑的政府贷款; 承诺增大公司债持有规模。德国:设立总规模60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追加1560亿欧元企业担保与股权纾困资金。
日本：提供1.6万亿日元中小企业纾困与金融援助基金；将政府对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购买目标翻倍至1800亿日元。投入4500亿日元用于支持日本公司海外业务。
中国：推出3000亿财政贴息专项再贷款，确保重点企业融资成本降至1.6%以下；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5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信贷；向民营、中小微企业发放3500亿元专项优惠利率信贷。
第二，延长贷款期限与减免贷款利息
美国：允许学生贷款延期；纽约州宣布90天的房贷纾困政策。
英国：抵押贷款机构将给予受困人员与企业至少3个月的“付款延长期”。
第三，保障信贷资产二级市场的流动性
美国：美联储设立用于为存量公司债券提供流动性的二级市场公司信贷便利机制，重启商业票据融资便利机制为合格的商业票据提供贴现。
英国：央行将逆周期资本缓冲率削减至银行对贷款需求方风险敞口的0％，并持续至少12个月，这将为企业提供高达1900亿英镑的银行贷款。
欧元区：欧央行启动了总额达7500亿欧元的私有和公共部门证券临时购买计划，并将合格资产范围扩大到非金融商业票据。
中国：提高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容忍度。
2020年还是以疫情防控为主，如何认识之前的防控？未来疫情防控会呈现什么趋势？
总体来看，中国国内疫情控制较好，但全球疫情防控形势还很严峻。大家普遍认为，疫情防控主要有两个概念：一是疫苗，二是群体免疫。但疫苗上市大概还需要18个月左右，时间上难以应对下半年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疫情；假设没有疫苗可能需要群体免疫，但英国与德国的经验表明，这种方法实际成本太高，并不可行。目前来看，防控措施最好的是中国，总结国内的防控措施，可以称之为体系防控。
疫情的爆发是一个随机事件。理论上讲，假设信息完全精确，如果某个地点有人感染，我们可以立刻发现并把病人和密切接触者隔离诊断，其他人便没有感染风险，国家可以正常运转，经济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常态化防控就是随时发现病人及密切接触者并立刻隔离。但实际中信息不可能完全精确，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精准隔离，只能对某一区域进行比较精准的隔离，此区域之外的活动可以照常进行。前一段时间的经验表明，以县（区）为单位进行隔离区域的划分是比较合理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系统防控即在以县（区）为单位的基础上，确定最优隔离范围、最优隔离时间及最优强度。
所谓最优防控，即将疫情防控及经济隔离产生的成本最小化。如下图所示：以X轴代表隔离强度，Y轴代表经济成本或疫情成本。疫情成本随隔离强度的增加而降低，经济成本随隔离强度的增加而增加，当边际疫情成本等于边际经济成本时，达到最优防控点。此次疫情不同于非典，举全国之力控制之后就不再爆发，因为境外疫情还呈多点爆发的情况，所以国内会采取常态化防控机制。在常态化防控机制下，必须要考虑经济成本，当经济成本与疫情成本相当，我们便达到了最优隔离强度。边境隔离强度越强，则国内疫情防控成本会越低，但由于边境隔离强度的增强，国际贸易成本也会随之提高，经济成本会增加。所以如果将边境隔离成本考虑在内，下图的经济成本曲线需要上移，而疫情成本曲线需要向下移动。
下一步如何进行系统防控？系统防控离不开科学防控。所谓科学防控，除了我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的疫苗、检测等，还需要建立科学的模型。科学的模型包括病毒传播模型和隔离对经济的影响模型——新地理贸易模型，这两个模型现在都比较成熟，可以运用计算机进行较好的模拟。但如何将这两个模型进行融合还需要研究，目前欧美迅速涌现出COVID Economics，对此也产生了大量学术研究。国内目前针对疫情、疫苗、检测都有专门的研究团队，当疫情防控常态化后，疫情防控便与经济紧密相连，经济方面的研究需要加强，但国内目前对于疫情经济学的研究还落后很多。
鉴于在实际情况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因此为了平衡疫情成本与经济成本，必须用到科学的模型进行模拟分析，据此确定以县（区）为基础的最优防控范围、防控强度和防控时间。
总体来讲，系统防控体系就是要形成常态化的随机抽样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检查、早治疗，保障隔离区域以外的地区经济正常运行。基于此我们建议形成中央、省、县（区）三级一体的防控体系，在综合考虑防控强度和经济运转的基础上，达到最优防控。具体来看，每个县（区）要形成自己的防控体系，建立重症医院、定点医院、方舱医院及隔离检查体系。以省为单位建立一个体系，集中优势资源以应对超出县（区）承受能力的疫情。同时中央也应当形成一套防控体系，应对超出省级承受范围的疫情。通过三级一体的防控体系，实现精准最优防控，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常态化防控与经济正常运转可以同时运行。
下半年经济可控，二季度需重点稳定民生，建立跨境资本防火墙制度
整体来看，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下滑3%。WHO预计2020年全球贸易下降13%-32%。2020年一季度中国GDP下滑6.8%，进出口下滑6.4%。预计二季度会逐渐恢复，下半年恢复到正常水平。但受国外疫情影响，预计我国全年国际贸易下滑10%-20%。
针对国内的经济问题，应该分两段研究。
首先是下半年经济情况：下半年国内基本正常，甚至可能会出现反弹式增长。但国际贸易会受国外疫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10-20%的冲击，我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为20%，正常情况下下半年GDP增长为6%左右，扣除2%的出口冲击，下半年经济增长可能在4%左右，这完全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只要我们按照之前的防控经验，建立科学系统的防控体系，即使国外疫情发生恶化，也不会对国内产生太大的冲击，下半年经济无需过度担忧。
其次是第二季度的问题：第二季度的问题主要是民生问题，关键是低收入家庭与中小微企业能否渡过这个困难时期。西南财经大学的甘犁教授指出要基于财政政策对特定家庭进行差异性的现金补贴。我们建议可以形成基于货币政策的供需两侧协同救助方案。具体来看，一是需求侧现金补贴：采取更具有普惠性的简单规则，针对收入1/3分位数以下的所有人一次性补贴人均工资的1/x，预计补贴总规模1万亿。二是供给侧延期贷款：推迟小微企业3月1日之前的贷款还贷一年；放宽其他贷款展期、续贷条件。上述现金补贴和延期贷款的成本由央行增发货币承担。这两个措施都有助于低收入家庭和中小微企业渡过困难时期。第二季度重点做好稳定民生的工作，待下半年经济恢复正常运行，只要做好国内防控措施，经济运转无需担心。
除经济冲击外，需要重点防范国际金融市场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欧美央行的流动性宽松政策使得市场流动性大大增加，在海外利率将至0的情况下，海外资本可能会对国内资本带来冲击，因此需要建立合适的跨境资本防火墙来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针对跨境资本防火墙，我们建议可以对跨境资本流动征收累进税。在资本流动正常情况下，跨境资本累进税为零，但如果出现类似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异常资本流动，跨境资本累进税率就会启动。资本流出量越大，税率越高。通过跨境资本流动税的设计，改变了投资者预期，投机性资本无利可图，降低了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保证国内金融系统的稳定。
因此，整体来看下半年需要做一些政策调整，但经济总体可控。第二季度需要重点稳定民生，对于低收入家庭加大补贴，延长中小微企业还贷期限。同时要特别关注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建立跨境资本防火墙制度。
着力推动亚洲共同体构建
从中美贸易争端来看，第一阶段已经结束。针对中美贸易谈判第二阶段，3月份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报告明确提出：第二阶段的谈判将侧重于第一阶段协定中未解决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服务市场准入的问题及产能过剩、补贴、国有企业、网络安全、数据本地化及跨境数据传输、药品和医疗器械、竞争执法、监管透明度及标准等领域的关键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制度性难题，因而第二阶段谈判非常具有挑战性。
从全球秩序角度看，当前整个全球秩序处于失序状态。根据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理论，1929年经济危机之所以影响了10年，根源在于当时经济秩序是失序的。1929年之前英国为全球霸权国家主导世界秩序，但当时英国已经失去主导全球秩序的能力，美国又拒绝担任全球领导者的角色，所以是的全球处于失序状态。当前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美国已经不再具备领导全球秩序的能力，但中国也还不具备主导全球秩序的能力且美国也不会支持中国主导全球秩序，因此目前世界处于失序阶段。失序阶段容易产生大的变化，一方面可能全球团结共抗疫情，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导致矛盾激化。
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指出，世界秩序问题主要是安全问题，大国之间彼此猜疑、都是潜在的敌人。所以每个大国都希望自己权力最大化，根据他的理论，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在目前全球失序的情况下，未来的世界秩序的走向如何？我们的看法如下：第一，中美两国关系是结构性的，既有互利、互惠的部分，也有竞争、对抗的部分。比如5G、军事方面互相对抗，但农产品之类的是互惠互利的。第二，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呈现出亚洲、北美、欧盟三足鼎立的结构。中美两国GDP加在一起占世界GDP的40%。中美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很大程度取决于占世界GDP60%的其它国家和地区是在中美之间选边，还是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我们认为未来世界秩序可能会出现竞争共存局面，由全球治理机构和区域治理机构组成双重治理体系，在区域层面形成美洲、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的区域治理结构。
对中国而言，在目前失序状态下，世界秩序可能会演变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美国主导的去中国化：从贸易、生产、全球价值链、高科技人员交流等领域将中国踢出去，通过打击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重写国际贸易规则、重新打造由美国主导的多边与双边协定，将中国从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逐步剔除，孤立中国。第二种情况可能是形成三足鼎立的竞争共存的全球秩序。
当前全球失序、中美冲突长期存在且中国难以主导全球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主动推进全球秩序向三足鼎立的方向发展，重点推进亚洲秩序的建立。在主导亚洲秩序的构建的过程中，我们建议建立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梳理亚洲共同体历史发现，2002年“10+3”领导人会议就通过了东亚研究小组（EASG）提出的建立“亚洲共同体”报告。但由于美国反对，中国不积极，亚洲共同体的建设推进缓慢。
从亚洲共同体的建设路径看，我们建议中国采取单边开放，双边谈判，其他国家有序进入的模式。通过测算亚洲主要各国/地区对中国的贸易及投资依存度和对美国的贸易及投资依存度，比较分析亚洲各国/地区对中国的依存程度，进而分析其加入亚洲共同体的优先序。从贸易依存度的视角分析，新加坡、蒙古、老挝、韩国、菲律宾、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应该是最先加入亚洲共同体的国家/地区；从投资依存度的视角分析，老挝、香港地区、吉尔吉斯斯坦应该是最先加入亚洲共同体的国家/地区。随着加入国家的增多，未加入国家成本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共同体会逐步扩大。
在全球失序的情况下，未来全球矛盾可能会激化，因此中国需要加快推动全球秩序的重构。在构建亚洲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从三个角度重点推进：一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浮动汇率及跨境支付体系的建立；二是推动建立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三是推进全球技术贸易发展。
以县区建立大学为抓手，推动人力资本发展
在解决疫情防控、稳定经济、重构全球秩序的问题时，我们的总抓手应该是什么呢？
首先对比中美两国情况：
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的农业占GDP的比重为7.2%，美国为0.8%；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为40.7%，美国为18.6%；中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占GDP比重为52.2%，美国为80.6%。
从教育结构看，中国的初中以上占18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为69.33%，美国是96.34%，相差接近26个点。高中以上占18岁以上人口比重，中国的占比是31.56%，美国是89.1%，相差50个点。大专以上占18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中国是14.01%，美国是41.93%，相差约30个点。据此来看，中美最大的差异在于受教育程度的差距偏大。
如果建立以县为基础的系统防控体系，我们需要在县区里面建设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中心医院、数据数据中心。推动县区经济发展，我们需要建立科研创新中心，推动县区教育的发展。将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结合我们发现，当前最缺乏的是县里面的高等教育。美国基本每个州每个县里面都有社区大学，与美国相比我国大学密度很低。
为了推进教育大发展，建立科学的系统防控体系，我们建议尽快推行12年全国性高等教育，每个县至少建立一所两年制以上的大学，每个县建立中心核心医院。具体来看，可以采取国内200所重点大学，每个重点大学带10所县级大学；200个重点医院，每所重点医院带10所县级核心医院的方式，加快推动县级教育医疗体系的完善。
过去40年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发展的过程，未来会是知识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经济变成一个创新经济的发展。从工业化向创新发展的话，县里面最需要的是大学。因此无论是从需求出发，还是从疫情防控出发，我们认为县里建大学都是一个抓手。
本文根据作者在由中国财富管理五十人论坛与新华网联合推出的《国民财富大讲堂》第十七期的节目演讲整理而成，经作者授权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