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于有力的疫情控制措施和之后及时有效的政策应对，中国GDP增速在2季度转正，并实现了3.2%的超预期反弹。但与之相对的是，中国以外的全球经济在疫情的冲击下陷入了至暗时刻。根据摩根士丹利全球宏观团队预测，全球经济将在2季度负增长8.1%，其中G10 发达经济体负增长12.9%，中国以外主要新兴市场也将负增长10.1%。但与市场普遍相对悲观的预期不同，摩根士丹利全球宏观团队预期下半年全球经济将进入V型反弹，GDP负增长幅度将逐季收窄，并于2021年1季度转正，这意味着全球经济仅花了4个季度就回到了疫情前的产出水平。相比于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全球产出水平花了8个季度才回到危机前水平，本次疫情冲击虽然来势汹汹，但衰退持续时间较短，这背后是（1）疫情的外部冲击属性；（2）经济和金融部门杠杆率较低；（3）全球政府央行更为及时的政策反应；（4）货币和财政政策协同。
虽然就经济复苏的轨迹究竟是V型、W型存在较大争议，但我们认为全球就业复苏可能会明显滞后于全球经济复苏，从而使目前全球贫富差距问题进一步恶化，进而导致全球民粹主义和地缘政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各类经济指标根据指标变动轨迹与经济变动轨迹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先行、同步和滞后”三类。而就业作为最典型的滞后指标，通常滞后总体经济活动变化大致2个季度左右。例如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美国经济在2009年2季度见底，但失业率却在4季度见顶。因此即便全球经济下半年在欧美经济重启的拉动下进入复苏轨道，但全球就业的实质性改善需要等到2021年初才会出现。但我们认为本轮就业复苏不仅会滞后，而且会出现新的问题。
近年来研究人士发现一种现象：危机之后，经济复苏未必会带来就业复苏，或者就业复苏的力度会明显小于经济复苏。“失业型经济复苏”（Jobless Recovery）成为市场开始关心和研究的新领域。就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提出了 “净化理论”。森林中经常会发生规模火灾，但这在专业人士眼中对森林整体而言是有益的。因为在小规模火灾中，矮树丛就会被除去，就不可能发生更大更具毁灭性的森林火灾。同理，在经济扩张期，企业会积累大量冗员，或者低效的业务部门。对于管理者而言，裁员或者业务架构调整总是痛苦的，但衰退期为做出改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经济衰退迫使各个公司企业认真思考其资源使用现状，并强迫他们果断地重新配置资源，而这在非危机时期是不会发生的。因此，公司利用衰退来“高效地打扫屋子。”简单而言，假定危机前某个公司因为低效部门而存在30%左右的冗员，即便经济复苏带来公司业务的满血复活，整体雇佣数量也可能至多只能恢复至危机前的70%。
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周期持续平均7年左右，而本轮全球经济复苏自2009年以来已经超过10年。超长待机的全球经济复苏背后并没有看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明显改善，其主要驱动因素是过去10年全球政府和央行的超宽松货币财政政策，而流动性驱动的“低效”全球经济复苏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个经济部门积累了大量的“矮树林”。当下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可以被视为一次规模可控的火灾，全球企业部门可能会利用这次机会来清理过去１０年中积累下来的“矮树林”，以降低下一次危机所带来的破坏性。从这个角度而言，就业的复苏不仅仅会滞后于经济的复苏，而且就业水平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除了周期性清理矮树所造成的周期性“失业型复苏”，科技发展替代劳动力的趋势可能也会利用这个窗口完成量变到质变的一次飞跃。
过去１０年全球范围内科技创新浪潮涌动，但并没有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创新科技的使用将大规模替代现有的劳动力，这在正常经济环境下存在很大的争议。技术发展和创造就业之间的矛盾并非新问题，马克思认为“机器不仅是工人们的竞争对手，而且总是在制造问题，它是压制罢工的最有力武器”；凯恩斯在1931年警告称“技术的发展将带来普遍的失业问题”。近年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快速发展使得工业自动化更为经济有效，其大规模应用已经成熟，唯一缺少的只是一个时机。当下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造成全球制造业停摆，在经济重启和复苏过程中，全球民粹政府可能会更多站在工人层面抵制企业降低工资的行为，这反而可能会推动更多企业会考虑采用科技取代劳动力。同时，鉴于当下全球流动性过剩以及超低的利率环境，企业融资相对便利，这也为大规模资本开支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果全球科技发展替代劳动力利用当下危机加速前行，并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一次飞跃，则失业型复苏问题将可能变得更加复杂。
以往制造业部门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劳动力过剩可以通过再就业培训提升劳动技能或者部分被服务业吸纳，但现在也将面临新的挑战。首先，目前全球科技飞速发展的同时，全球劳动力结构已经开始老龄化，传统流水线操作工转型为信息时代新产业工人的难度不断上升。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未来全球经济持续下行，服务业吸纳新增劳动力的能力也不容乐观。因此我们未来很有可能面对的是“失业型经济复苏”，而且这种“失业型经济复苏”不是周期性的，而更多是结构性的，无法通过传统的货币财政政策来应对。
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全球政治形势明显右转。这背后是20０８年以来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流动性宽松带来的资产价格上涨使得富裕阶层更加有钱，但实体经济低迷又抑制了工资增长。当下疫情冲击，全球政府和央行在政策刺激层面走得更远，负利率和ＭＭＴ已经开始被摆上议案。全球经济还在谷底的时候，全球资产价格已经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这导致低收入阶层还在失业泥沼中挣扎之际，全球富裕阶层享受又一轮流动性盛宴的时候。如果未来失业型复苏成为现实，全球贫富差距将持续扩大，这也将导致全球政治生态加速右转。全球经济一体化将面临更大挑战，而地缘政治风险也将持续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