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双循环”将是影响极其深远的国家策略。纵观“双循环”政策的历史变迁，既有被动收缩的案例，也有主动出击的策略选择，有失败的国家和地区，也有自此崛起的典范。事实上，“双循环”的经济体系已经超出了制度层面，源于“双循环”本身的底层逻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目前各个层面对于“双循环”体系的转变还存在一些争议，有的观点认为“双循环”是以内循环为主体，意味着“闭关锁国”，也有的观点认为“双循环”是一种被动收缩战略。无论哪种观点，我们认为，“双循环”的启动将给中国经济未来十到二十年的发展奠定新的格局，并将成为决定未来中国崛起的重要一步棋。
图表1：全球经济展望数据：2020年6月（%）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6
一、“双循环”体系的构建具有现实复杂性
“双循环”的构建具有不可逆性，却从侧面印证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博弈策略。我们当前面对的将会是一个复杂且多样的国际发展环境，冲突和博弈的增加将对宏观经济政策造成巨大的冲击，“双循环”的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持久战。之所以强调“持久战”，是基于“双循环”的提出背景是在目前高度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发展环境之中，且新冠病毒疫情的隔离、地缘政治的冲突和全球贸易的“撕裂”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外部的发展环境正在激烈变化，这让我们不得不将视角转入到国内，新冠病毒疫情刺破了国内公共卫生医疗、城市化建设和公民生保障体系发展的“痛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方向是更加关注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只有国内实现了良性循环，宏观经济的韧劲才能保持一定的优势，否则将不可持续。
“双循环”的导向不仅仅源于经济层面，而是一种基于未来预期的判断，逆全球化、民族情绪和贸易摩擦的剧烈环境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困境，而新冠病毒疫情的重创显然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与发展经济体所无法承受的。经济断崖式下跌只是其中的外在表现，更为核心的是国际治理体系的碎片化问题充分暴露，贸易战和互相攻击的外交话语体系揭示了“守成国”与“崛起国”的冲突。如何在剧变的时代“独处”是一个难题，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则变得愈发困难，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政策进入到实质性阶段，并且向金融、科技和人文交流等领域延伸，双方的对立将全球经济置于高度的不确定性。
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对抗产生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而这正在特朗普政府的幕僚和执政团队中展露无疑。处处受压的全球发展环境并不利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双方的博弈将是长期的，如何谋求自身的发展空间是“双循环”提出的重要现实条件，而不是单纯的“被动转身”。于中国而言，被动转身的可能性存在，但是主动出击的深层次原因值得谨慎思考。“双循环”体系的发展条件如果充分且有说服力，那么推动“双循环”的政策实践将是可取的。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之势，中国的战略选择不可能像前苏联和日本那样，毕竟国家民族历史、国情和民意基础具有很大的差异，且不具有可比性。
图表2：2015-2019年中国进出口总值与中美贸易总值（亿美元）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2020
中国二季度经济获得了超出预期的转负为正的成绩，这在全球经济持续受挫，特别是美国经济出现史无前例的暴跌后，显示出中国经济独有的韧劲与纵深。数据显示，二季度中国GDP增速同比增长3.2%，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复苏的迹象明显。反观美国，二季度GDP增速-32.9%，巨大的反差暴露了双方的“鸿沟”。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从中高速增长逐步过渡到中低速增长周期，下行的同时，在存量规模为第二大经济体的基础上仍然显得极为特别。“双循环”的体系是建立在国际权力变迁和转移的大环境之上的，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
美国的衰退周期或许已经提前来临，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波将美国经济一直存在的矛盾暴露了出来，包括制造业的“空心化”，美元霸权体系的脆弱性，以及债务型经济的“顽疾”，过去历次危机的安然渡过的机会在减弱。借助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美国解决了“次贷危机”和衍生的金融危机，成功的救助计划赢得了华尔街精英和同盟的支持。但是，量化宽松政策的后遗症在过去十余年从未消解，巨额的债务问题、银行业的盈利空间收窄，以及积压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这些都是美国所无法短期解决的问题。
从国际政治的现实角度来看，中国启动“双循环”的时机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对于未来双方的竞争合作走向，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预期有非常清晰的预判，加快构建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模式更是一种主动出击。当前中国实施的“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新基建”的大规模布局，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发展等一系列政策均在为经济向“双循环”体系的转变做准备。因此，“双循环”体系的提出并非偶然。
图表3：中国制造2025规划战略目标分布
数据来源：国务院《中国制造2025》,2015
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需要解决三个不平衡问题
“精准扶贫”、城乡融合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等都是为了“双循环”的纵深布局，深入推进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和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路线图，激活改革开放的新动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在于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谋求民众的生存权、发展权，“双循环”体系的前提在于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打通制约国内大循环的一切屏障和束缚。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体制仍然有许多障碍，包括既得利益者的存在、制度的试错成本高昂以及日益扩大的贫富分化等问题，惠及全民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并未完全展现出来，“双循环”的出发点在于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存在三个不平衡的问题。
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消费内需被压抑，市场主体的发展滞后，创新性不足，无法满足城乡融合发展的需要，超过8亿人的市场被僵化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所抑制；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的持续投资和独有的政策红利，高度的产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堪比发达经济体，而中西部地区明显滞后，资源错配和不合理的分配机制造成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有企业的垄断行为和政府的市场干预行为仍然大量存在，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改革进入“深水区”，市场经济的转型升级亟待破题。
所以，当我们将“双循环”体系放置在宏观的背景之下，会更加明确“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内涵。全要素生产的经济学概念将全民教育、企业家精神、创新方式和福利保障等宏观经济政策，打通了过去一直固守的“供需曲线”的传统思维，复杂的经济学更能够现代经济的特征。对于人均GDP刚刚跨过1万美元的中国而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这也意味着未来的增长空间更大。“双循环”体系追求的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且基于国内发展的主体，，专注于经济的转型升级，促进内需市场和内部的产业协同，通过经济增长产生的雄厚的物质基础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社会的演进。
图表4：1996-2019年中国显性竞争优势指数分布
数据来源：UN COMTRADE，2020
三、“双循环”体系将是长期坚持的国家战略
回到本文的讨论主体，“双循环”体系的构建是基于国内外复杂形势的正确判断，而不是单纯的“被动转身”，以至于陷入到“内卷化”的模式，否定加速对外开放的整体战略。“双循环”的逻辑非常清晰，即以加快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推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与目前的顶层设计规划紧密融合，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基建”、城乡融合发展、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路线、新型城镇化以及“区域协同”等。“双循环”的发展条件充分，且具备很强的政策指南意义，对于目前身处困境的宏观经济具有提振发展信心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双循环”体系的建设将不会一帆风顺，而且很可能出现超出预期的困难。但是，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具备“双循环”体系的发展条件，工程师红利、产业链基础、巨大的内需市场和增长的潜能等，这是其他国家暂时无法媲美的优势。“双循环”的理论更像是发展经济学的延伸，并且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提供了非常充分的理由，任何阻挡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制度、观念和利益结构都将被扫除。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与国际大循环融合的“双循环”格局。
我们可以试着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去预判“双循环”体系的发展趋势、影响和未来可能产生的结果，不可否认的是，“双循环”体系的形成已经有了非常深厚的物质基础、政策空间和战略支撑。从时间轴来看，“双循环”体系的提出与十四五规划相得益彰，这将成为影响未来五至十年中国发展布局与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战略调整。短期内全球经济V型复苏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赤字货币化的浪潮终究会被淹没在债务型经济的洪流之中，稳定的增长、技术创新、制度性改革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是中国经济保持独一无二的增长趋势的重要驱动。当然，“双循环”体系的转变会面临很多的困难，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全球经济的发展环境处于不确定性增加的周期，国内的结构性改革进入到“深水区”，这需要加大国内经济政策的协调性，更加注重国际规则与国内政策的互动性，实现二者的平衡，为“双循环”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有利条件。
（注：本文首发FT中文网，感谢西泽研究院院长赵建、FT中文网财经主编徐瑾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