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认为长周期的经济波动，除了固定资产更新因素以外，就是人口增长变动的影响。笔者对中国1973—199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与1993—2015年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发现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系数为0.81。以回归模型假设2001—2015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增长增长率，计算2021到203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前5年平均为7.66%，中5年为6.78%，后5年为5.70%，15年平均为6.77%。也就是说，如果计划生育没有减少20岁到44岁的近3亿人口，未来15年即使体制不改革和经济任其自然增长，2035年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但是，由于计划生育力度太大和时间太长，以此模型按照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未来15年的GDP增长，前5年平均为3.32%，中5年为2.84%，后5年为2.42%，15年平均为3.03%。有也对这一公布数据质疑的文献。笔者根据其推算，则前5年平均为2.36%，中5年为1.82%，后5年为1.01%，15年平均为1.73%。
再用生产率模型进行计算，在体制改革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以国家统计局人口增长数据推算，就业劳动力投入每年平均减少707万，15年中就业劳动力规模可能要从2020年的7.7亿减少到2035年的6.6亿，累积劳动力投入减少1.1亿。这成为未来经济增长最大的下行压力来源。如果没有土地体制等改革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支撑，因为经济主力人口减少形成的需求不断萎缩，除了资本边际产出规律性下降外，还要考虑经济自然增长场景下的资本存量相对需要不断地出清。这样2021—2035年间的经济增长，前5年平均为3.5%，中5年为2.48%，后5年为2.42%，15年平均为2.84%。如果以对公布人口增长数据质疑文献推算，投入就业劳动力的缩减将会严重一些，相对需要的资本出清压力也要大一些。据其计算的未来自然经济增长率，前5年平均为3.03%，中5年为2.08%，后5年为1.24%，15年平均为1.64%。
从均衡增长方法计算，人口将继续收缩造成的需求收缩趋势已经无法改变；改革会使居民收入在劳动力配置改善收入、土地财产性收入、以地为本创业收入和房屋价格合理化溢出居民收入四个方面支撑国内消费需求；但假设户籍制度、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土地住宅供给等体制改革方面没有进展，国内居民支付能力不能对出口动能下降、不动产需求收缩进行替代。经济任其体制既定不变的场景下自然增长。那么，2021—2035年间，前5年为3.2%，中5年为2.1%，后5年为1.8%，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37%。而按照质疑人口数据文献推算，前5年为2.24%，中5年为1.34%，后5年为0.76%，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5%。
可以看出，不论何种算法，如无强有力的改革和发展举措，寻求新的增长潜能，未来人口变量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不能说不大。而且，任其经济自然增长，长期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徘徊，一定会是一个未来的大概率事件。
何为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学上有潜在经济增长率概念，大意是在流动性不足时，通过需求刺激政策，加快经济增长率到理想（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速度；或者通过教育进展、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技术进步，并在就业—收入—消费均衡变动的情况下，形成新动力下潜在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其暗含的假设为，条件是市场经济体制。
那么，体制转轨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如何去判断和定义？笔者认为体制转轨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个变量，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比较，有着完全不同的场景和内容。转轨国家，除了经济波动低迷时期，需要用扩张政策刺激，以及从教育、知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扩大产出侧潜在经济增长率边界外，更重要的是从体制改革方面寻求经济增长潜能。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供给方面，重点是通过二元要素配置体制向一元市场化配置改革，改善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得到纠正体制扭曲释放的经济增长潜能；需求方面，需要明晰和保护产权、要素市场化公平交易，要素能够自由地流动，使居民能够得到财产性收入、以要素为本创业经营收入、劳动力转移收入，其消费支出需求为潜在经济增长创造相应的需求可能性边界。
体制转轨中国家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一元计划要素配置体制向二元计划与市场混合配置体制转轨的高增长动力结束后，后半段动力来源于二元要素配置体制向一元市场配置要素体制的改革。因而在这样一个阶段中，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二元体制向一元体制并轨改革部位选择、阻力大小、力度强弱、效率高低和时间快慢。在要素配置体制上，如果二元不变，未来不会再得到新的增长潜能，甚至会造成经济增长更大的下行压力。因此，改革带来增长红利，以及改革增加收入和需求，其供给和需求共同推动的经济增长，是在“体制回归”、“改革没有进展”与“理想改革”之间连续分布的，从负到正和从小到大的结果。
体制复归会带来负增长潜能。我们这里将 “改革没有落实”，也即体制没有变化既定场景下的经济增长速度，称之为体制转轨国家没有获得改革红利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当然，我们使用一些方法，包括现成的西方经济学投入产出和均衡增长等模型也可以计算中国自然经济增长率，因为其假设条件之一是体制既定不变。
转轨国家经济新增长潜能，到底来自于哪里？虽然在讨论时，学者们一致认为，体制改革会释放新的经济增长动能。但是，从投入产出方面看，改革什么部位，能够带来多少增长潜能？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在各体制改革中是怎样分布的？这些改革加总后，根据改革力度的大小，其高中低方案获得的总经济增长潜能是多少？也许是笔者看到的文献不全面，似乎还没有一种可用的思路和方法。而基于市场经济体制条件既定的模型，代入有关数据，很难计算出什么样的体制改革，会得到什么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新经济增长潜能。问题可能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学术界关注重点，集中于市场体制既定条件下的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需求不足等问题；不熟悉体制转轨国家的体制设置、经济流程和有关数据。关注体制转轨国家如何改革才能获得新经济增长潜能的文献也不多，或者对转轨国家的实际体制与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关系情况，了解的不是太清楚。笔者在现代数学和经济学计量等方面，没有特别深的功底。只是特别执着地一直在思考，就是将定性和较随意地分析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潜能这种“猜测”，有一种什么办法将其数量化分析。有以下想法。
（1）转轨国家经济增长潜能，主要来自于改革的研究方向性原则。前述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红利，最主要来自于体制改革，而不是来自于体制改革以外的如人力资本提高、技术进步等其他因素，这是展开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潜能讨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否则，与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思路一样，就脱离了研究体制改革与转轨国家经济增长潜能的实践意义。历史模拟，也得不出哪些体制需要改革的针对性结论。
（2）将假设条件标准化、差距化和数量化。其实许多现代经济学关于投入产出和均衡增长的模型，是描述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方法。其明示和暗含的这些假设条件，实际是市场经济的标准。中国的许多体制并不符合这些条件，实际就是没有达到市场经济要求的标准。
（3）用反事实法和条件还原法进行可计量计算。假定扭曲无法替代和利用时，用反事实法考虑要素配置扭曲的产出损失；假定将与市场经济标准不符的条件恢复，即用条件还原法，估计进行体制改革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
（4）体制二元变动分析。一个计划经济配置要素的国家向市场配置要素的国家转轨，必然地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一元的计划配置体制向二元的计划和市场配置体制转变，其也形成新的增长潜能，甚至创造经济奇迹，这笔者在本系列之二中已经进行过讨论。二是要素从二元配置体制再向一元市场配置体制并轨，这是改革攻坚的一个阶段，主要任务是所有体制向市场经济要求的标准还原，余下要素计划配置体制部分通过改革退出国民经济运转体系。
（5）供给自动创造市场需求假设的还原。改革不仅要考虑要素配置的改善，以及投入的效率，在需求长期不足的场景下，还要考虑改革能够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他们的支付能力，扩大消费需求，使经济实现均衡增长。因此，需要将价格水平、债务和货币流动，与主体间收入—支出—消费循环，一并进行相关讨论。
（6）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安全增长。考虑二元要素配置体制下，劳动和土地要素的价格、资产化、货币化，与货币和金融体系稳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如禁止要素交易扭曲与要素极端交易扭曲二元体制下的价格、债务的货币过度流动及分布，观察它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如果将禁止交易部分要素允许交易，极端交易要素部分改变为竞争性交易，观察其波动和向稳定的过渡。发现这种禁止交易要素资产化和货币化，对于未来扩大债务和投放货币，实施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充足的可交易资产保证，可在货币、金融和经济体系安全场景下，争取未来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在做更复杂的模型构建、编程和计算前，笔者用线性简单的方法框算了要素配置改革获得的新经济增长潜能。
资本要素配置体制还原改革的增长潜能。资本与劳动力和土地二要素不同的是，其流动没有户籍和禁止交易规定的阻碍，更没有阻断。因此，其基本上受市场的配置。二元性主要体现在信贷、债市和股市，即资本供给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上；其扭曲损失在于，资本供给端的低成本，和产出端国有经济中资本的低效率；由于资本的流动性，其进入国有经济的扭曲损失，可以通过前述的转贷等方式在非扭曲体制中加以纠正。因此，资本要素按照竞争中性原则进行配置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将目前信贷、债市和股市向国有企业供给资本要素60%和国有企业权益资本占总权益资本60%的两格局，到2035年改革到国有企业分别为双15%比例和民营企业为双75%比例的格局。低方案每年可获得增长潜能在0.23%到0.25%之间，高方案每年可获得增长潜能在0.23%到0.36%之间。笔者研究，其获得的增长潜能，并不如定性分析猜测的那么大。原因在于，其实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程度已经很高，改革形成新潜能的余地不大。
劳动力要素配置体制还原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主的是农村农业低生产率领域中的劳动力，不断地向城市和非农业领域中转移配置。进行放开户籍、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土地和住宅市场竞争配置和供给等体制改革。2035年时，市民化的城市化水平达到83%，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下降到5%，获得的增长潜能为，2021-2025年平均为0.404%，2026-2030年平均为0.19%，2031-2035年平均为0.004%，并且从最后一年开始转为负值，年均新增长潜能只有0.2%。其微弱的原因在于：投入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数量未来15年将年均减少1%，如果劳动力对GDP贡献份额如果为50%上下， GDP增长率年均损失就为0.5左右。也就是说，劳动力配置从农村农业中获得年均0.7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潜能，被劳动力数量投入贡献减少0.5个百点左右的损失所抵消。因而，户籍等体制等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也并不如定性分析的那样大。当然，如果不推进改革，其负影响就是就业劳动力投入减少和农村居民收入不能平衡产能过剩，在均衡增长方面形成年均1.5个百分点左右的下行压力。
也就是说，仅仅依靠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的改革，从中获得的GDP增长潜能，两项相加，年均也仅在0.5个百分点上下，未来经济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概率非常小。
由于目前流行经济增长计算的模型中，因土地供应数量固定不变、边际产出增长微弱和土地是自然资源又还永不磨损，因此，主流的研究，将其从模型中舍弃了。但国内经济学界在进行经济增长投入产出分析和计算时，需要考虑这样一些中国土地体制及其在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中功能的国情和细节。
（1）中国土地要素二元体制，是一部分土地极端交易，另一部分土地禁止交易。因此，其禁止交易土地要素配置的扭曲不是价格高低的扭曲，而是有无价格的扭曲，是一种禁止市场配置的彻底扭曲。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是，许多土地是生产和生活资料，并没有市场意义上的资产化和财富化。如果其改革还原，放开交易，是一种无价值到市场价格的释放，而不是土地已经资产化和货币化国家转手的少量增值。
（2）中国可以将土地要素投入从固定数量，变成向右倾斜数量可以增加的供给曲线。中国全部国土面积中，已经被利用土地面积比例并不高，通过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扩大可利用土地，还有数量上增加土地要素的空间。因此，土地要素在投入产出模型中，并不一定如开发成熟发达国家那样，是一个固定的变量和垂直的曲线。
（3）中国经济中土地和房屋领域资产类的贡献，实际均进入了GDP的核算。如前面系列文章中所述，土地出让金虽然在收入法上没有进入GDP，但是在生产法上以自己产权住宅自己居住，按照维塞尔要素生产力贡献归属原则，实际虚拟摊入了GDP，以求得收入流量与产出流量间的平衡；房地产和建筑企业所交的各类税收，其自己的净利润，以及支付的劳动力报酬等增值，都进入了GDP核算。而且笔者还发现，2000—2019年，土地和房屋价格年均复合上涨17%和8.2%，但并没有这方面的缩减指数，都进入了GDP。不包括单位建房、小产权房和棚改房等，仅仅土地出让和商品房地产领域中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就从2000年的2.84%上升到了2019年的15.14%。这是行政垄断土地市场和单一开发商供应房屋极端扭曲形成的极端经济增长（泡沫和货币金融体系的不安全）。
令笔者兴奋和对中国未来信心被重建的是：通过条件还原法计算发现，城乡土地改革增长潜能占改革总增长潜能的70%到80%。目前禁止交易的可交易土地，应当由市场竞争性市场交易配置，按此原则进行体制改革，可以展望其还原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从影子价格估算，农村有470多万亿元的土地不允许交易，城镇有150多万亿元的可交易土地，禁止二级市场交易。总体上，如果对其进行市场化配置改革，其土地要素盘活和资本化产出，在2019到2035年间，其每年获得的新增长潜能，低方案在1.30%到1.51%之间，高方案在2.2%—2.53%之间。其中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其增长潜能占总改革增长潜能的60%到70%。
这样就可以在未来15年时间里，实现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而概率较大地进入发达国家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