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G20领导人举行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就全球共同抗疫情达成共识。27日，中美领导人通电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应该团结抗疫，特朗普总统则承诺确保美中两国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开展抗疫合作。全球团结和中美合作对于人类共同应对这次大规模公共卫生毋庸置疑很重要，与此同时，处于全球和各国国内层面间的地区合作抗疫，扮演着有机链接各国与全球之间凝聚共识和协调政策的桥梁作用。3月20日，在中国倡议下，中日韩三国外长就新冠疫情举行特别外长会议，三方同意探讨相互衔接的联防联控机制，尽早召开三国卫生部长会议，并加强信息共享与药物和疫苗的开发合作。东亚地区如能利用此次共同抗击疫情机会，化危为机，将会对东亚地区一体化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危机催生的东亚一体化
东亚地区一体化源于危机。1997-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凸显仅依靠IMF等传统多边金融机制不能有效防止和应对东亚地区发生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派生的社会危机。金融危机中，以东盟+3（中日韩）为基本框架的东亚合作机制应运而生。从金融领域看，尽管日本提出建立东亚货币基金组织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实现，但此后建立的“清迈倡议”及后续各种地区性安排逐步完善。1999年，中日韩三个东亚最大经济体也开始逐渐探索三国合作机制性建设。进入2000年代，以东盟经济共同体和东盟-中国、东盟-日本自贸协定等为代表的地区自由贸易合作机制建设也取得很大进展。在金融和贸易地区一体化的基础上，东亚国家还建立了各种功能性领域的地区合作机制，以及各种层级的磋商框架。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是东亚国家首脑聚集一堂的东亚峰会成为年会，这对东亚地区合作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引领作用。
东亚地区长期以来由于殖民主义、冷战对峙而互不了解、不熟悉、依存度低，从过去20年的合作历程看，正是因为发生了危机，东亚国家抓住机会在“转危为机”的过程中深化了地区一体化。尽管东亚地区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各国利益攸关命运相连的地区认知已经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发生了跳跃式提升。
包容性地区治理和共同体认知
作为联合国系统下的国际组织，世卫组织毫无疑问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扮演领导者的重要角色。世卫组织有194个成员，在世界各地设有地区和国家办公室，但它在应对发生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公共卫生问题时候有明显的局限性。世卫组织的关注重点是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卫生议题，覆盖面广，很难对世界各个地区发生的如此多样化的公共卫生问题持续关注和跟踪，这个短板就需要地区性公共卫生治理机制来补充。
通过此次抗击疫情我们可以看出，中日韩三国在有效控制扩散方面都做的不错，积累了宝贵经验。从较低病亡率和较高治愈率来看，三国的医疗卫生技术水平也相当高。除了抗疫和药品开发合作外，三国合作还将有助于公共卫生地区性预警机制的建设。如果说东亚合作到目前为止主要是东盟牵引的话，那么以此次抗疫为契机，中日韩携手行动构建地区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努力将为地区一体化提供新动力。
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多样性，各国存在社会制度、人口数量、经济发展程度等差别。这就意味着东亚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无法搞一刀切，要确立具有包容性的日程。此次疫情爆发后，中日韩三国特别是中国无论在医疗资源调配和动员速度上都体现出巨大的能力和决心。但东亚很多国家并不一定具备这样的实力。如果疫情在经济社会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家扩散，那么后果难以预料。因而，东亚公共卫生地区合作的一个重点就是如何帮助本地区最脆弱的国家尽快建立自身对应能力，同时建立东亚地区援助机制。正如此次疫情中我们看到，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容易重症化，是各国国内的“脆弱人群”，同样，对东亚地区的“脆弱成员”也要关爱，这样才能巩固东亚各国对地区共同体成员的认同。
东亚的地区建设一直是在危机中发展。东盟在越南战争中诞生，为的是避免发生越战那样的惨剧；东盟扩容在柬埔寨危机解决进程中实现；东盟+3框架在应对东亚经济危机中成长。同样，此次疫情也为东亚地区培养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之窗。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此次疫情中，东亚国家政府、媒体和民众相互援助，没有出现一些国家对疫情污名化和甩锅的言行，这对防止国际上抗击疫情的“本国优先”形成有效牵制，也为构建全球共同抗疫的积极社会和舆论环境树立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