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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反思当前疫情影响

短期内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程度远超出一场大规模自然灾害的冲击,而考虑到疫情在欧美国家仍然处于上升趋势、疫苗从研发到应用也需要时间,可以预期,全球经济负增长将持续一段时间。这种背景下,市场上围绕全球经济是否会陷入“大萧条”或者“大衰退”的讨论此起彼伏。不少观点认为,此次疫情冲击之大史无前例,世界正面临着类似1930年代全球经济萧条的情形,冲击将是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的数倍。

情况果然如此悲观吗?当前的市场争议让笔者回忆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场景。当时笔者在中金公司研究海外宏观,突如其来的雷曼倒闭事件,引发金融机构连锁反应,金融市场融资功能瞬间失灵,美国信贷市场贷款利率飙升,流动性的冻结最终造成整个金融体系迅速去杠杆,加剧了企业破产风险和衰退风险。

彼时国内政策层高度关注海外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应对之策,笔者作为当时国内为数不多从事海外宏观研究的经济学家,常受邀进行各种讨论。记得当时国内舆论也非常悲观,如下观点非常盛行,即美国要开启量化放松,美元会持续走跌,应该大量抛美元资产,减持美国国债;美联储超常规货币政策势必会引发全球通胀,防通胀是政策重点;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全球经济将再一次陷入全球大萧条等。

08年金融危机之时市场担忧与当下可谓如出一辙。那么,事后来看,情况又是如何演变的呢?我们看到,虽然美国开启量化放松,但08年反而是美元最低点的时候,笔者当时出版研究报告也旗帜鲜明的提示市场应警惕美元的大反转;很欣慰的看到,后期中国并未向此前舆论广泛呼吁的那样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否则无疑会损失严重;全球经济低迷、需求端的不利影响,决定了价格短期内难以出现大幅上涨,因而通胀不是危机时政策的主要考虑,相反,防通缩更加重要;此外,尽管金融危机蔓延至全球,但这场危机也持续不到两年,跟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终究难以匹及。

从这个角度来说,危机来临之时,由于情况经常瞬息万变,认识危机传导机制需要一个过程,市场非常容易出现担心过度,或者轻视问题这两种极端的思潮。那么,对比当前,对08年金融危机的反思又有哪些可以借鉴之处呢?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本次危机的性质是由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暂时还未出现如08年一样,危机传导到金融机构,导致部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倒闭、进而冲击金融体系的局面。当前各国应对疫情危机,也都第一时间出台了危机管理的政策举措,特别是美联储没有重复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的瞻前顾后,在疫情蔓延时,果断降息至零利率、重启量化宽松,并承诺无限量QE;危机应对政策数日之内出台、更加及时,力度更大,对于缓解流动性风险很有效果。

同时,财政政策方面,美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出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大礼包,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含对企业、个人、医疗体系和地方政府的全方位财政支持和救助,对实体经济起到更为明显的托底作用,有助于防范由于疫情造成的非金融企业财务危机,居民部门由于失业上升、收入下降导致偿债能力降低,以及危机金融机构传导。

而相比于2008年金融危机,当前美国房地产市场和金融机构也相对稳健。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零首付下的快速加杠杆,聚集了较大风险。与此同时,当时以房贷为底层资产,通过层层切割打包、证券化制作成的金融衍生品,也使得金融系统非常脆弱。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多年来总结危机教训,实行宏观审慎政策,当前重要金融机构如大型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事实上要比2008年稳健得多。

所以,在笔者看来,尽管当前疫情冲击下的经济比2008年金融危机短期来看要严重,但不意味着全球已经或即将陷入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重回全球大萧条更是言过其实。

正如笔者在文章《重回“大萧条” 警示还是误导?》一文中提到的,当前全球经济与大萧条期间在货币制度环境、宏观政策理念、全球贸易情况、银行体系健康程度、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都迥然有别,如当时金本位制其实限制了货币政策放松,美国面临严重并且长期的通货紧缩;全球上演着全面的贸易战,国际贸易体系坍塌;大萧条期间,逆周期调节的宏观政策治理框架、金融安全网、社会安全网都未建立。而经历过近百年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实践总结,当前的政策应对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综上,笔者认为,目前疫情冲击是否会蔓延至金融领域,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尚待观察,疫情持续的时间、纾困政策是否到位是关键。从这个角度来说,应对危机,当前的首要任务仍是各国通力协作、加强疫情的防范与控制。通过采取有效隔离和扩大检测等措施,加大科研力量研制疫苗,将外部冲击影响经济的时间控 制到最短。同时,采取必要配套社会公共政策、财政货币政策,避免危机金融领域传导。

于中国而言,从08年金融危机的演变来看,危中亦有机。虽然08年金融危机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速明显回落,但通过逆周期政策支持,负面影响很快得到控制,其后十余年,中国经济弯道超车,出口从世界第三,一跃成为遥遥领先的第一,金融科技、数字化技术更是超前发展,做到全球引领。

反观当下,应对方法仍然是通过经济托底帮助企业度过难关,避免大面积失业,发放消费券甚至是现金引导消费,加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恢复生产生活正常化,把经济损失降到最低。最为重要的是,加大开放步伐不动摇,全面放开外资和民营企业准入限制,释放要素尤其是农村土地市场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的改革红利,借助改革的力量创造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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