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内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程度远超出一场大规模自然灾害的冲击，而考虑到疫情在欧美国家仍然处于上升趋势、疫苗从研发到应用也需要时间，可以预期，全球经济负增长将持续一段时间。这种背景下，市场上围绕全球经济是否会陷入“大萧条”或者“大衰退”的讨论此起彼伏。不少观点认为，此次疫情冲击之大史无前例，世界正面临着类似1930年代全球经济萧条的情形，冲击将是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的数倍。
情况果然如此悲观吗？当前的市场争议让笔者回忆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场景。当时笔者在中金公司研究海外宏观，突如其来的雷曼倒闭事件，引发金融机构连锁反应，金融市场融资功能瞬间失灵，美国信贷市场贷款利率飙升，流动性的冻结最终造成整个金融体系迅速去杠杆，加剧了企业破产风险和衰退风险。
彼时国内政策层高度关注海外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应对之策，笔者作为当时国内为数不多从事海外宏观研究的经济学家，常受邀进行各种讨论。记得当时国内舆论也非常悲观，如下观点非常盛行，即美国要开启量化放松，美元会持续走跌，应该大量抛美元资产，减持美国国债；美联储超常规货币政策势必会引发全球通胀，防通胀是政策重点；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全球经济将再一次陷入全球大萧条等。
08年金融危机之时市场担忧与当下可谓如出一辙。那么，事后来看，情况又是如何演变的呢？我们看到，虽然美国开启量化放松，但08年反而是美元最低点的时候，笔者当时出版研究报告也旗帜鲜明的提示市场应警惕美元的大反转；很欣慰的看到，后期中国并未向此前舆论广泛呼吁的那样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否则无疑会损失严重；全球经济低迷、需求端的不利影响，决定了价格短期内难以出现大幅上涨，因而通胀不是危机时政策的主要考虑，相反，防通缩更加重要；此外，尽管金融危机蔓延至全球，但这场危机也持续不到两年，跟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终究难以匹及。
从这个角度来说，危机来临之时，由于情况经常瞬息万变，认识危机传导机制需要一个过程，市场非常容易出现担心过度，或者轻视问题这两种极端的思潮。那么，对比当前，对08年金融危机的反思又有哪些可以借鉴之处呢？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本次危机的性质是由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暂时还未出现如08年一样，危机传导到金融机构，导致部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倒闭、进而冲击金融体系的局面。当前各国应对疫情危机，也都第一时间出台了危机管理的政策举措，特别是美联储没有重复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的瞻前顾后，在疫情蔓延时，果断降息至零利率、重启量化宽松，并承诺无限量QE；危机应对政策数日之内出台、更加及时，力度更大，对于缓解流动性风险很有效果。
同时，财政政策方面，美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出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大礼包，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含对企业、个人、医疗体系和地方政府的全方位财政支持和救助，对实体经济起到更为明显的托底作用，有助于防范由于疫情造成的非金融企业财务危机，居民部门由于失业上升、收入下降导致偿债能力降低，以及危机向金融机构传导。
而相比于2008年金融危机，当前美国房地产市场和金融机构也相对稳健。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零首付下的快速加杠杆，聚集了较大风险。与此同时，当时以房贷为底层资产，通过层层切割打包、证券化制作成的金融衍生品，也使得金融系统非常脆弱。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多年来总结危机教训，实行宏观审慎政策，当前重要金融机构如大型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事实上要比2008年稳健得多。
所以，在笔者看来，尽管当前疫情冲击下的经济比2008年金融危机短期来看要严重，但不意味着全球已经或即将陷入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重回全球大萧条更是言过其实。
正如笔者在文章《重回“大萧条” 警示还是误导？》一文中提到的，当前全球经济与大萧条期间在货币制度环境、宏观政策理念、全球贸易情况、银行体系健康程度、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都迥然有别，如当时金本位制其实限制了货币政策放松，美国面临严重并且长期的通货紧缩；全球上演着全面的贸易战，国际贸易体系坍塌；大萧条期间，逆周期调节的宏观政策治理框架、金融安全网、社会安全网都未建立。而经历过近百年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实践总结，当前的政策应对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综上，笔者认为，目前疫情冲击是否会蔓延至金融领域，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尚待观察，疫情持续的时间、纾困政策是否到位是关键。从这个角度来说，应对危机，当前的首要任务仍是各国通力协作、加强疫情的防范与控制。通过采取有效隔离和扩大检测等措施，加大科研力量研制疫苗，将外部冲击影响经济的时间控 制到最短。同时，采取必要配套社会公共政策、财政货币政策，避免危机向金融领域传导。
于中国而言，从08年金融危机的演变来看，危中亦有机。虽然08年金融危机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速明显回落，但通过逆周期政策支持，负面影响很快得到控制，其后十余年，中国经济弯道超车，出口从世界第三，一跃成为遥遥领先的第一，金融科技、数字化技术更是超前发展，做到全球引领。
反观当下，应对方法仍然是通过经济托底帮助企业度过难关，避免大面积失业，发放消费券甚至是现金引导消费，加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恢复生产生活正常化，把经济损失降到最低。最为重要的是，加大开放步伐不动摇，全面放开外资和民营企业准入限制，释放要素尤其是农村土地市场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的改革红利，借助改革的力量创造新的机遇。
